从时间和经历上看，潘东周与瞿秋白肯定是相识的，他们因同样的原因而拥有同样的心情。现在读者可以明白，我为什么此刻要穿插着讲述这样一个陌生的人物，陌生的故事。 　　他们当然并不尽然相同。不同身份不同感受，瞿秋白内心的苦楚必然更甚过潘东周。他那样热诚地投入到革命之中，并多年处在领导中心，却不得不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被冷落一旁，不断地受到指责与批判。红军从苏区撤退时，把他这样一个文弱书生留下寻找突围之路，显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意味。这对于他本来压抑的心情，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逃亡的路上，在被捕后的日子里，在书写《多余的话》时候，他不能不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所经受的这一切。 　　不仅仅这些。我觉得他还会想到弟弟瞿景白在莫斯科的“失踪”。 　　一九二九年，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在参加过共产国际大会后还留在莫斯科。正是在这期间，中山大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因反对王明及其支持者校长米夫，而遭受不同程度打击迫害。陆定一回忆，这时斯大林的清党已经开始。那些反对者，轻则被开除党籍团籍，重则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还有一些人无法面对突兀而来的压力，选择了自杀。 瞿景白是在瞿秋白的引导下成为革命者的，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还同瞿秋白合编过《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对瞿秋白研究颇有建树的陈铁健先生，在他的《瞿秋白传》中，写到了瞿景白的遭际。当时中山大学米夫派召开十天会议，集中批判瞿秋白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做清党动员。瞿景白对之极为不满，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说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弟弟的突然“失踪”，“清党”发生的一切，对于瞿秋白不能不产生感情与思想的刺激与影响。《瞿秋白传》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叙述，但作者用这样一句话，留给了历史以巨大的空间：“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至今仍不知道瞿秋白是否就弟弟的“失踪”写过什么，但由此产生的矛盾心情，应该说已经融进《多余的话》的复杂的情绪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想象与存在之间，在集体与个人之间，在文人与政治家之间，有意无意之中，瞿秋白为自己划定出一个无限广阔的区域。他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人生，他就注定要在这样的区域里战斗，沉默或高歌。他也注定要承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从而他的伟大他的丰富，均得以完成。 　　瞿秋白的价值正在于他写出了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当历史尘埃落定，当走过风风雨雨，今天的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瞿秋白，更容易理解《多余的话》。他的自白，是一个政治家的灵魂解剖，是一个文人的千古绝唱，也是人格与精神的最终塑造。而且，他不仅仅属于他个人。 　　像他这样坦诚地写出自己的感受，袒露自己的灵魂的人并不多见。可能是我的兴趣所致，在阅读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时，常常为不能读到他们述说自己的文字而感到遗憾。特别是被历史风云席卷的那些人物，我相信其内心一定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可是，我们无缘观看到。譬如在“文革”风暴中受到迫害而死的一些著名政治家，我就非常想了解他们在告别人间的时刻，精神与心灵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想，面对突然降临于身的灾难和发生根本变化的命运，他们的心境必然不同于从前。那么，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他们该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回望过去，环视周围并审视自己呢？如果有机会，他们又该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经历过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 　　这当然只是我不切实际的愿望。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个人的性格与精神层面，都不可能让历史的库房里多一些更有价值的精神记录。 　　彭德怀大概有算一个例外。他的自传尽管与瞿秋白的自白有许多差异，但他在被迫交代的日子里，还是用朴素坦率的风格，讲述出自己的人生。性格依旧，风采依旧。他用这样一部难得的著作，让自己走到历史的前台，亲切地向人们挥手致意，读他的自传时，我便有这样一种感觉。

原文 发表于《沧桑看云》  浏览：2023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14 18: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