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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死得很英勇,和所有英雄一样。
他从容地走向刑场。他走出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脸上没有一点儿畏惧神情,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于是,人间多了一个伟大的瞬间,目击者多了一幅其心痛切的场景,记者们的笔下,也因此多了一段人生绝响:“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分别载于1935年的《大公报》与《逸经》杂志)人们说,他是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便选定了自己告别人间的场所。然后盘膝而坐,直到那声罪恶枪响。这是与千百年来所有英勇就义的英雄一样的壮举,死亡面前依然以这样感人的方式拥抱着理想。 可是,至少在我刚刚喜欢读书看报的时候,被讴歌被赞美的英雄中,并没有瞿秋白的名字。相反,他是被描述为革命的罪人、叛徒、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对立面。“文革”中的报纸,是以这样的文字与语调,使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 一九三五年三月,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为国民党军队所捕,在狱中,他抛出了一份名为《多余的话》的自首书,再三向反动派表示‘忏悔’、‘自新’,把参加革命活动说成是‘历史的误会’,说参加共产党和做党的工作是‘不幸’,‘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并且声言,‘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在自首书里,瞿秋白泄露了从大革命失败以来至被捕时党内的军事机密和组织情况。为了活命,他还对革命表示‘万分的厌倦’,胡说什么‘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要‘永久休息’,等等;并向反动派求饶,保证今后‘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封自首书先后被登载在国民党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和《逸经》等反动刊物上。瞿秋白这种自首叛变的卑劣行径,并没有得到敌人的饶恕,结果还是被国民党枪杀于福建长汀。 类似的批判,在许多报刊上比比皆是,我无法记起当年是在哪里看到它们。但它们留在我少年心中的影响,却是不会忘记的。于是,在二十多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从图书馆又把它们找出。查照时,我也是在翻阅自己的心灵历程。我甚至有些好奇地回望,少年时代的我,还有那些同龄人,显得似乎陌生得很。 那时我只有十多岁,还跟着母亲住在铁路附近的一个乡村小学。我还小,没有资格投身“文革”,只是站在铁道旁,好奇而羡慕地看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串联去,“长征”去。第一次看到五彩的传单,从火车上撒下来,我跑着去拾,去读,去感受一种兴奋。现在回想起来,我兴奋,是因为在我的眼中,那些意气奋发的红卫兵,是开创伟业的英雄。 我想不仅仅我一个人如此,男孩子大概都崇拜过英雄,做过五光十色的英雄梦。在他们看来,身边的世界过于狭窄过于平淡,或者也许他们本身过于孱弱,所以他们向往着惊天动地,向往着叱咤风云,向往着自己也回成为那些伟岸英雄中的一员。尽管日子平平常常地一日一日流过,这样的男孩子们却会让浪漫与想象一天天把自己的内心变得不同寻常。 现实却常常跟这样的孩子开玩笑。你原本想象的向往的英雄壮举,恰恰会成为历史的笑柄,你原本崇拜的热爱的一切,最终又给你苦涩甚至悲切。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被误解而忽略的人物,你不注意不理解的东西,却能在历史背景中逐渐显露出光彩与伟大。至少,能启发后人更客观更冷静地去体味丰富的生命形式,去理解与认识“英雄”所包含的其他内涵。 瞿秋白便是这样终于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显出他生命的伟岸。 历史的真实使人们的目光具备了全新意义。 于是,我相信我们不再幼稚,尽管我们永远成不了英雄。 |
原文 发表于《沧桑看云》 浏览:2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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