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研究，首先是以瞿秋白著作为依据的。1935年6月18 日瞿秋白就义后，鲁迅先生为了纪念亡友，抱病将瞿秋白在上海期间翻译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高尔基作品约 80余万字，编成了上下两卷的《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诸夏怀霜，即中国人民都在深切怀念瞿秋白（瞿秋白曾名瞿霜）。鲁迅先生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注：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1938年5月，谢澹如先生在瞿秋白、 杨之华交托他保存的《乱弹》外补入另一些发表过的杂文，编为《〈乱弹〉及其它》，用“霞社”的名义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1953～1954年间，在冯雪峰的主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4 大册的《瞿秋白文集》，收集了瞿秋白的文学遗著，包括创作、文学批评、研究和文学翻译，约150万字。 　　　　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搜集整理瞿秋白的文稿，重新出版《瞿秋白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编6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理论编8卷。 　　　　从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谢澹如编辑的《〈乱弹〉及其它》到冯雪峰主持编辑的8卷4大册《瞿秋白文集》和温济泽主持编辑的500 多万字的14卷本《瞿秋白文集》，为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依据。 　　 　　二 　　 　　　　瞿秋白研究始于1922年，从该年10月王统照撰写评介文章《新俄国游记》算起，至今已有76年的历史了。76年来的瞿秋白研究，应该说，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离不开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历史条件的制约。 　　　　1927年初，瞿秋白将他在《向导》、《新青年》、《前锋》、《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的主要文章汇集在一起，编为《瞿秋白论文集》。他在《自序》中说：“目的是在于呈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着我的思想线索。固然，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整理我的思想，批评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为无益。”（注：《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瞿秋白论文集》编好后，曾交出版社排出一部分校样，由于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未能出版。1995年4月， 该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瞿秋白自身有一个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必然也有一个不断被了解、被认识、被接受、被扬弃的过程，也是不断被历史沉淀、筛选、比较的过程。 　　　　从介绍到评论，从回忆纪念到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又从否定到肯定；从纵向到横向，由点到面，从个人到时代；由单一走向综合，由局部走向整体，从零散走向系统，逐步构建了开放、多向、立体的瞿秋白研究框架。这个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是瞿秋白研究的起步阶段；建国后至“文革”前，是瞿秋白研究的发展阶段；“文革”时期，是瞿秋白研究被扼杀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瞿秋白研究最辉煌的阶段。 　　 　　 三 　　 　　（一）新中国成立前（1922～1949）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刚问世，王统照就立即写了评介文章。瞿秋白就义后，鲁迅、杨之华等对瞿秋白在革命和文化等方面的业绩进行张扬，他们对瞿秋白研究起着先行和开拓的作用。 　　　　1.第一篇评介瞿秋白著作的文章。《饿乡纪程》1921年在莫斯科完稿，1922年9月经郑振铎易名为《新俄国游记》， 作为“文学研究丛书”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统照于同年10月24日写成《新俄国游记》，署名剑三，刊登于《晨光》杂志同年第1卷第 3期。文章赞扬该书是“一个奋勇的少年人的人生观的自述”和“在游记中最赋有感动的文学兴味的作品”。（注：唐天然：《最初评论〈饿乡纪程〉的精辟文字——读1922年王统照所写的〈新俄国游记〉一文》，《瞿秋白研究》第1辑。） 　　　　2.第一本悼念瞿秋白的书。瞿秋白就义后，出现大量悼念和纪念的文字是这一个阶段的一大特色。1936年，瞿秋白殉难一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殉国烈士瞿秋白》一书。这是最早悼念瞿秋白的一本书，集录了陈云、李立三、杜宁、王明、康生等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和日、英、美、德等国共产党追悼瞿秋白的文章。 　　　　1936年6月20日，《救国时报》第37 期用整版篇幅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南田的《瞿秋白先生略传》首次介绍了瞿秋白的生平。后来又有两篇介绍瞿秋白生平的文章，即杜宁的《瞿秋白同志传》和温济泽的《瞿秋白同志革命史略》。 　　　　3.中共评价瞿秋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瞿秋白就义10 年后， 即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共第一个涉及到对瞿秋白评价的历史性文件。它明确指出：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肯定：“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文面），在1935年 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不仅明确指出对瞿秋白的打击是错误的，而且确认瞿秋白是英勇牺牲的。 　　　　4.鲁迅对瞿秋白的大力推崇和高度评价。他非常赞赏瞿秋白在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思想斗争中所写的文章，曾对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注：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1936年10月，《海上述林》上卷由日本运回，鲁迅亲自撰写该书出版消息，向读者介绍：“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以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1936年，鲁迅逝世前4 天给曹白的信（第一二八二号函）还说：“《现实》中的论文……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鲁迅先生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无疑是对瞿秋白研究的一种推动。 　　　　5.第一本肯定瞿秋白在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的书。1939年9 月，李何林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论》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书对瞿秋白作了高度评价：“在近二十年的中国文艺界中，除鲁迅以外，瞿秋白也站着很重要的地位。”并称鲁迅和瞿秋白是“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和鲁迅站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风虽有一部分和鲁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章，在现代中国实在可称双璧。” 　　　　6.第一本肯定瞿秋白为汉字拉丁化创始人之一的书。1941年5月，中国拉丁化书店出版了倪海曙编的《中国拉丁化运动年表》，第一次较系统地记录了瞿秋白在汉字改革上所作出的努力。 　　（二）建国后至“文革”前（1949～1965） 　　 　　 　　　　新中国成立后，是瞿秋白研究的发展阶段。但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搞个人崇拜，瞿秋白研究仅限于文艺活动方面，尚不能全面地展开。但研究还是在切实地进行。特点是： 　　　　1.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建国前的回忆和悼念文章，主要围绕瞿秋白被害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损失而写。建国后，茅盾、冯雪峰、萧三、夏衍等文艺界的前辈，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主要涉及瞿秋白在文学方面的贡献。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走访了许多老同志和各地的纪念馆、图书馆，想方设法搜集整理秋白同志的遗著和有关材料，陆续写了一些回忆和纪念文章，并在1958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8期上详细记述了 1924～1935年秋白的生平事迹。1959～1962年间，杨之华完成了书稿《回忆秋白》，但直到1984年12月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充分肯定了瞿秋白文学论著的重要历史地位。1953年，《瞿秋白文集》第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雪峰在序言中肯定了瞿秋白文学论著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些作品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曾经在革命文化战线上进行过冲锋陷阵的斗争，在文艺思想上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一个很突出的根本性的特色就是贯彻着这些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曾经尽了开辟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在文学上有其不会被后代遗忘的辉煌的建树。” 　　　　《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推动着对瞿秋白遗著的研究。1958年9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曹子西编著的《瞿秋白的文学活动》，系统地介绍了瞿秋白的文学著译。1959 年9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官艾明的《瞿秋白与文学》，对瞿秋白的文学作品作了系统的分析。 　　　　3.为切实地研究瞿秋白铺路垫石。1958年6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丁景唐的《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一书，内附《有关瞿秋白同志生平及其著译的参考资料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5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景唐、 文操合编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收录相当完备。瞿秋白一生著译浩繁，笔名、别名又多，目录编著是花了“真功夫”的。注重史料的订正，鉴别真伪，去伪存真，把研究的功力融于考辩之中，为切实地研究瞿秋白提供了线索，探明了路径，打下了基础，成为瞿秋白研究必备的检索工具书。 　　（三）“文革”浩劫（1966～1978） 　　 　　 　　　　这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爆发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因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北京师范大学一个“造反”队，出版《讨瞿专号》，又结集出版为《瞿秋白批判集》；北京政法学院等“造反”队出版《讨瞿战报》；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了《讨瞿》1～4集。“四人帮”将这些材料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诬蔑瞿秋白为“反革命”、“大叛徒”、“老牌的机会主义者”……为了政治的需要，“四人帮”不惜践踏党的历史，对瞿秋白一笔抹黑。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的瞿秋白墓和长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及常州的瞿秋白母亲“瞿秋白烈士金太夫人之墓”均被砸。瞿秋白遭受劫难，研究者也受到了株连。“造反”派以大批判代替一切，既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也是瞿秋白研究被扼杀的阶段。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1978～1998） 　　 　　 　　　　瞿秋白研究不单纯是学术问题，因为瞿秋白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与学术往往交叉在一起。政治昌明，瞿秋白研究必然兴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开始审核“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中纪委第八组” ，负责对瞿秋白被捕就义的复查工作。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原则，保持了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至于《多余的话》，迄今未找到手稿，即使就流传的《多余的话》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这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这为瞿秋白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 周年纪念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转轨时期，还谈不上有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陈铁健站在政治与学术的交叉点，也是历史和现实的转折点上，以坚持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学术勇气和胆魄，在1979年第3 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他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对《多余的话》的学术大争鸣。他喊出了一个学者的正义之声：“对瞿秋白不仅应予平反昭雪，而且应当为他树碑立传。”在对《多余的话》的大讨论中，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形成了共识的，即以《多余的话》将瞿秋白定为“ 叛徒”是不足为据的。这一阶段的研究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20世纪瞿秋白研究最好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资料达1200多篇；同期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专集、选编、单篇计30种；瞿秋白研究专著、编著、译著、合著、论文集、回忆资料和普及读物计60种。 　　　　1978年以来，瞿秋白的战友和亲属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如羊牧之的《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注：1979年11月《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瞿独伊的《怀念父亲》（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茅盾的《回忆秋白烈士》（注：1980年3月《红旗》第6期。），吴黎平的《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注：1981年7月《学习与研究》第1期。）、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注：《文汇增刊》，1981年第2期。）等。 这一阶段的回忆，除了恢复瞿秋白的烈士面目外，还从回忆文学方面的活动向政治方面的活动拓宽，而且在回忆中注入了理性的思考，回忆与研究相结合。影响较大的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 　　　　陆定一在《忆秋白·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 月版）和《陆定一文集·自序》（1991年3月13 日《人民日报》）及《瞿秋白论文集·整理出版序》（《瞿秋白研究》第7辑）等多处谈到了瞿秋白， 对他在《多余的话》中的“心忧”作了入情入理的推测和理解。 　　　　不同阶段的回忆和研究，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历史的沉淀，岁月的洗刷，时代的筛选，天时、地利、人和，加上几十年的积累和劳作，促成了学术专著的竞相出版。 　　　　陈铁健著《瞿秋白传》（1986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 再版时易名为《从出生到领袖——瞿秋白传》）、王观泉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4 月版）及丁守和著《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瞿秋白研究的3部标志性学术专著。 　　　　瞿秋白是王明“左”倾路线和“文革”极左错误的牺牲品，这样一个“有思想”的悲剧人物，摆在陈铁健面前好似一件破碎的罕见的文物珍宝。他以敏锐的历史眼光发现并肯定它的价值，而且予以修复还原。他的《瞿秋白传》“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卓越的科学成果”。（注：黎澍：《评论陈铁健〈瞿秋白传〉》，《书林》1988年第6期。 ）它的问世，标志着瞿秋白研究进入了全面、系统、综合开发的新阶段。 　　　　丁守和著《瞿秋白思想研究》，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瞿秋白从五四运动到牺牲为止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发展变化形成的过程。关于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重视农民革命的思想、武装斗争的思想、土地革命思想等的分析，标志着对瞿秋白思想和理论贡献的研究的全面展开。 　　　　王观泉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既写人，又写时代，纵写瞿秋白，横写时代。该书把瞿秋白放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国际共运史、马列主义东渐史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来描述他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在王著中，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瞿秋白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侧重写了他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杰出的政治家的一面。书中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经验从莫斯科经由远东进入国境的交通 ”喻为“红色丝绸之路”，这在马列主义东渐史研究和瞿秋白研究中是一个重大突破。 　　　　除了上述3部扛鼎之作外，还有多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如王士菁《瞿秋白传》（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信而有据、简明扼要的瞿秋白传记。王铁仙著《瞿秋白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和《瞿秋白文学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11 月版），把握瞿秋白的整体形象，指出他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作者把瞿秋白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作品评述结合起来进行叙述、描写、议论，成功地把传主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的革命家这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991年 2月、11月， 河南大学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叶楠和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他们都从不同的视角评述了瞿秋白坦荡、坎坷而又光辉的人生。 　　　　瞿秋白年谱有3部：周永祥《瞿秋白年谱》（1983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第一部简明扼要的年谱；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1992年8月学林出版社出版）， “ 是目前为止的一部较为准确的《年谱》。对大量资料加以具体分析，从这些资料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测的论断”（王士菁语）。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瞿秋白年谱长编》（1993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详细而完备， 清晰地记叙了瞿秋白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过程和思想发展的轨迹。 　　　　瞿秋白的专题研究也是硕果累累。第一部研究瞿秋白哲学思想的专著是邓中好的《瞿秋白哲学思想研究》（1992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研究《多余的话》的专著是刘福勤著《心忧书〈多余的话〉》（1989年11月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在论述了对《多余的话》由伪造说——篡改说——“叛徒” 说——光辉主要说等主要观点的变迁之后，作者诠释了他的心忧说。 　　　　鲁迅视瞿秋白为人生知己，瞿秋白和鲁迅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共同领导了左冀文艺运动。有些研究瞿秋白文学活动的学者，就是先研究鲁迅，然后再研究瞿秋白的。在这个专题研究中，单演义编著的《鲁迅与瞿秋白》（1986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史料辑要”、“综合论述”与“目录索引”，由史而论，展示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忠诚合作和革命友谊。丁景唐、王保林合著的《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19 93年5 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把瞿秋白手稿和鲁迅的改定稿加以对照，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和深厚的情谊。朱美宜著《瞿秋白与鲁迅》（1993年9 月海洋出版社出版）阐述了瞿秋白与鲁迅两人在见面以前、直接交往时期以及分别以后共同的战斗历程。 　　　　在文化专题研究中，韩斌生著《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1989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叙述了瞿秋白深厚的中外文化修养， 评析了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和深层的文化心态。 　　　　第一部国外研究瞿秋白的专著是美国保罗·皮科威兹著，谭一青、季国平译的《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1990年10月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198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刊登书评说，该书“对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批评公允、客观，不失为西方研究瞿秋白的一部宏论”。 　　　　瞿秋白研究文集主要有丁景唐、陈铁健、王关兴、王铁仙合著《瞿秋白研究文选》（1984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铁健等编《瞿秋白研究文集》（1987年12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冒＠①著《瞿秋白研究》（1989年6 月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及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1989年1月创办，每年1辑，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10辑。其中第1辑为内刊）。政治理论、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新闻学、美学、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人学、佛学等专题，作为瞿秋白完整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被一一加以探讨，集中地反映了国内瞿秋白研究的最新成果。 　　　　此外，研究者注意到，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而当时革命基本上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的。为了深入研究瞿秋白，无疑需要加强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研究。研究瞿秋白与共产国际，既需要关注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鲍罗廷、米夫、罗明纳兹的研究，也需要关注对陈独秀、王明、毛泽东、周恩来的研究及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等等。 　　　　在漫长的岁月中，老专家为瞿秋白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时代呼唤中青年学者上下求索，将瞿秋白研究推向21世纪！ 　　 　　赵庚林，瞿秋白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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