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有种困惑，或者说是不解。政治、生活、生命，本是不同形态的存在，我们却习惯将它们混为一体，用某一孤立的逻辑来概说一切。这样，一些简单的政治原则，或者一些肤浅的生活伦理，在许多时候被视为绝对的唯一的东西。在这样的目光下，复杂就变为了简单，单纯则用来衡量复杂。 　　于是，在历史和历史人物面前，现实中的我们不断地表现出简单、浅薄与武断。结果在经过生活摔打和时间磨砺之后，我们又不得不花费更多精力去正视自己的错误，去修补因偏颇而造成的缺憾。 　　不管是谁，批判者还是同情者，都必须面对《多余的话》中那些毫不掩饰的困惑、苦闷，它们因弥漫着浓浓的忧郁而让人感到难以解说与归纳瞿秋白。现在想来，瞿秋白的价值，可能恰恰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最为丰富。在他的面前，人们习惯运用的方式和简单思维，显得多么无能多么苍白。是他这样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革命者，把政治、生活、生命诸种存在形态，如此丰富地结合在一起。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多革命者，在狱中在刑场，其壮举可歌可泣，常常用一种形态或者原则，就被概括殆尽。瞿秋白却不。他那样英勇地就义，却又那样充满郁闷，充满心灵感伤。对于他，显然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复杂的方式来解说。 　　人们能理解他的苦闷和忧郁吗？又该怎样去理解？ 　　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七、八年前，为刘尊棋先生写传时，听他讲述过三十年代的经历。他讲到过与共产党人潘东周的相遇，以及潘东周最后的牺牲。对于潘东周，我至今所知寥寥。但是，就是这个历史人物的经历，曾经诱惑过我，让我产生许多感慨。甚至当时我还设想有一天能深入到历史的迷雾之中，描述出他那不平凡的人生。 　　潘东周同瞿秋白一样，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过，并与王明同届。他从苏联回国后，曾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任中宣部秘书，主编过《红旗》。在王明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凡是与李立三路线有关的人，都受到排挤、打击。当时北方的环境比上海要远为严峻，王明派便将属于李立三势力的党员派到北方。潘东周就这样被派遣到北方担任顺直省委宣传部长，不久，省委机关被破坏，他便逃到北京，成为刘尊棋公寓的常客。 　　在相聚的日子里，潘东周以苦闷的心情把在党内遭受到的排挤告诉了刘尊棋。只有二十岁的刘尊棋刚刚入党，他无法理解和接受所听到的一切，但潘东周忧郁的目光，却如同刀刻一样留在他的记忆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历尽坎坷的他，对我转述这件往事时，又多了深沉与痛楚。他说他当时不敢相信潘东周讲述的事情。在他年轻的心灵里，充满着真诚、热情，也包括单纯。他相信在一个伟大理想的照耀下，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真诚的。因此，他惊奇于潘东周的故事，也同情潘东周的苦闷，但是单纯的他，却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话语去安慰一个复杂的心。于是，每次他只是坐在一旁，任潘倾诉。 　　很快他们就先后被捕入狱。被提审时，刘尊棋在过道上意外地碰到了潘东周。潘东周神情显得沮丧，他欲说话，最终没有开口。刘尊棋注意到那双眼睛笼罩着一层烟云，透露出精神被遭受沉重一击之后留下的痕迹。匆匆一瞥，他觉得看到 了潘的内心的痛苦。想到潘过去对自己讲述的一切，他更能想象潘被捕后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 　　潘东周后来的故事，刘尊棋讲了许多。出狱后的潘成了张学良的老师，专门讲授《资本论》，并翻译出版这本巨著。当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坐镇武汉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时，潘还成了他的机要组秘书。经潘东周之手，许多重要军事机密被送到了苏区。身份暴露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将潘在武汉处决。 　　潘东周同样就义得非常从容。极为欣赏他的才华与能力的张学良，为不能保护他而表示遗憾。被处决前，张学良问他：“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他神态自若，从容地说：“我把我妻子的地址写下，希望你能通知她。别的，我没什么话可说。”然后，英勇地走上刑场。听到他的死讯，刘尊棋油然产生崇敬，同时也有几分疑惑。他心中闪动着重叠的影子：情绪压抑充满苦闷的潘东周，曾经被认为是自首出狱的潘东周，英勇就义的潘东周……年轻的他无法把它们一一理清。直到1979年，潘东周的儿子找到刘尊棋，他才知道潘是中央特科的成员，直属周恩来领导。1949年，是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找到潘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直到这时，刘尊棋心中的谜团才解开。 　　不过，刚刚经历过“文革”在监狱中度过将近十年时间的刘樽棋，显然想得更深。我相信，他在我面前之所以突出地叙述潘的故事，其实是想以他所经历的往事，来说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者，如果遭遇到来自政党内部的打击，其内心的痛苦远远超出来自其他方面的打击。而且，在更多的人身上，这种因党内残酷斗争带来的苦闷与忧郁，常常是深藏于心，并不轻易流露出来。它们固然会影响某一时刻的心境，却不会影响他们的信仰，一旦需要仍会毫不犹豫地去为理想而献身。 　　我记不清当时自己是如何同刘先生讨论的。反正对于我，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想我应该理解他，赞同他，然而我又似乎无法真正接受他所说的一切。后来他患重病，半身不遂，我们之间语言的交流中断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可能就这一话题同他做更深入的交谈。前不久，他去世了，带走了一生的曲折磨难，带走了种种没有完成的理想。我想，许多曾经让他痛苦让他思索的一切，都随生命的终结而不再打扰他的灵魂。但愿如此。 　　死者留下的话题，自然只能由生者叙说下去。无疑，不会有同样的切身感受，但或许会有更为无情的客观，甚至超然的淡漠与冷静。

原文 发表于《沧桑看云》  浏览：209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14 1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