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留恋文人的角色。 　　熟悉他的人，理解他这种留恋。听说当年很多人怀疑《多余的话》的真伪，但同瞿秋白有过密切往来与友谊的丁玲，却相信这是他的真实心情，这是他的文字风格。 　　友人印象中，瞿秋白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多愁善感。一个浪漫的情人，一个浪漫的文人。少年的他在绘画、治印、音乐方面，颇有造诣。这不仅仅出于对艺术的好奇，而是他的天性，更适合于在这样的领域里挥洒。于是，偶尔在月夜他吹起洞箫，友人便会产生奇妙的感觉：他和婉转凄楚的音调，已经融汇在一起。 　　月夜下吹奏洞箫，一个充满传统文人诗意的意象。当残酷时光把瞿秋白淹没之后，他的友人，仍然愿意把它作为他的象征珍藏在记忆里。而瞿秋白在心底也未必不同样向往着这样的情境，虽然对于他这已经属于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一开始瞿秋白就明白自己的天性更像一个文人，兴趣也在文学。因此，早在二十年代投身于社会活动并进入共产党领导层后，他便用“犬耕”来说明是他活跃在根本不适宜自己的领域。他在《多余的话》中也一再强调自己是身不由己地被推倒了历史的潮头。但是，在那些年里，这种清醒并没有让他放弃政治理想与热情，更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而是“历史地”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在风云变幻残酷险恶的日子里，他从没有迟疑没有胆怯，凭着信念与勇气，活跃在历史旋涡之中。我想，那时的他，宁愿自己不带丝毫文人气息，至于月夜洞箫的浪漫，更是无暇梦起。 　　不过，当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当生命即将终结时，所走过的人生对于瞿秋白，便具备了不同意义。在《多余的话》中，他那样深情地留恋文学，那样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对政治的厌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心灵解剖，我钦佩他的坦率与真诚，但是，我又不能不认为，“文人”之一角色，在瞿秋白那里，未尝不是精神的避风港，是疲劳跋涉者的宿营地。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寻找人生“大休息”，而政治与文学之间，在他看来，只有后者能带给他慰藉、平静与安宁。 　　实际上，“文人”角色，并非只具备瞿秋白所留恋所想象的这些特征。作为瞿秋白，由于已经沉溺于对这一角色的迷恋，希望以此来得到生命的解脱，这样，他便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他所走过的人生，同样也属于文人的一部分。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活动于其中的那个人物，始终扮演着文人的角色，只不过呈现出的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那一面而已。 　　瞿秋白说过自己身上有浪漫气质。 　　浪漫不只是属于诗歌，属于艺术，在许多时候，浪漫同样属于政治。“达则兼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古往今来多少文人拥有过如此浪漫的情怀，他们常常踌躇满志地开始他们的青春。瞿秋白当然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他是充满热情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那种对理想对革命的执着，曾经与身上的文人气质是交融一起的。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为理想献身的壮举，同样能使他从中感受到充实，感受到满足，因为庄严使命感与历史责任，不也是他追求实现的生命意义吗？许多类似的文人，往往同他一样，其实也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领域用超越平淡的方式寻找生命的诗意。所以，不管情形发生多少变化，在漫长历史的进程中，总是有一个个文人满怀热情投身于社会革命。而原本最适宜他们的文化创造，似乎只是在品尝了政治生活的种种苦涩之后，在浪漫逐渐趋于平缓之后，才使他们情愿（或许还带些无可奈何）全身心去拥抱。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瞿秋白达到了一个文人在先导中国所能达到的极致。 　　忧郁与困惑也由此而产生。政治需要浪漫，需要热情，但同时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素质。瞿秋白无法拥有其他，便只能在变幻无穷的现实政治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苍白，甚至无能。他还得承受他从未预料到的种种压力与磨砺。于是，他把目光移到另外一片天地，他把文人的另外一面形态，予以理想化。美妙诱人的景象让他迷恋，让他陶醉。他为没有自始至终走文人的道路而懊悔，为最终有四年时间致力于文学创造而欣慰，或者，为在政治之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可寄寓精神的所在而满足，而解脱。我甚至觉得，他是将政治生涯的曲折与文学兴趣的无法实现，有意识地进行强烈的对照，并用这种反差构成《多余的话》的框架。 　　当揭示人生的这一矛盾之后，当以理想化的方式获得心灵平静之后，也许瞿秋白觉得他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塑造。

原文 发表于《沧桑看云》  浏览：178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14 18: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