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我在上海住了几天。漫步于瞿秋白当年行走过的街道，我的思绪中总是少不了他。一天，在一位朋友的家中，我们谈起了他。我谈到自己对瞿秋白的思考，谈到计划中的这篇文章。 　　和我的性格不同，朋友稳健而持重，是个理性更强的学者，他以往对历史现象文学现象的分析，常常让我感到逻辑的力量与思想的沉重。这次，他对瞿秋白的见解，又一次触动了我。他说，瞿秋白是千百年来真正看淡死后名声的第一人。在他看来，中国的文人或者政治家，一生行为的善恶美丑固然重要，但死后的名声，则更为重要。于是，生活在现实中，却把目光瞥往未来，在晚年，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尽量为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瞿秋白却不。他已把自己的功名全然抛去，他更愿意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灵魂袒露出来。他看重的是真实地抒发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真实而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这样做，并不在意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名声。他的灵魂自白，并没有丝毫损害他的理想，更没有破坏他所热爱的事业，相反，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留下一个真实的生命，从而达到了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人生境界。 　　我得承认朋友的话对于我有一种冲击力。也许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加深着我的思考。 　　按照通常我们所接受的“英雄”的概念，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的确难以重叠在一起。在死亡来临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阳光之下，他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让人费解的是，《多余的话》总是让人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这就为把他污蔑为“叛徒”留下了口实，后来即使许多善良的人为他打抱不平时，也不能不用惋惜的口气，感叹于作者的低沉消极。这恰恰说明，瞿秋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文本，一个难以解说的生命。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我们没有经历过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他的内心，去感受他所产生的种种情绪。当他的时代渐渐久远之后，处在世纪之交的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年轻的目光平静地看待他。 　　如同朋友所言，在解剖文人与政治的矛盾之后，在隐隐约约流露出对党内残酷斗争的厌倦之后，“烈士”的称号对于瞿秋白已变得无足轻重。他十分清楚，作为错误路线领导人而被解除职务后，这些年来，即使活着的他，早已被那些正掌握着领导权的人视为“异类”。因此，他可以从容死去，却是以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个人，而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人。 　　事实正是如此。虽然自己会从容慷慨地走向刑场，瞿秋白却不愿人们在他身后把他作为“烈士”：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们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多余的话》） 　　这段文字最明白不过地吐露出瞿秋白对名声的淡漠。他只想表现出完整的真实的自己，别无所求。不过，这又并非心境完全平静如水而写出的文字。读它们，显然能感受到瞿秋白说不出的无奈和无法排遣的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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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14 18: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