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初的一个傍晚，一辆黄包车拉着一对似乎来自乡村的年轻夫妇，穿过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拐进了一条叫紫霞路的狭窄石子路，停靠在68号门前。 　　 　　　　这是一幢三开间三进、有三层搁的旧式大楼房，年轻夫妇走进二楼东厢房并去掉伪装后，才显露出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的真面貌。这之前，瞿秋白夫妇因党中央某一机关被破坏而避居茅盾家 (即虹口横浜路景云里)。一天，冯雪峰把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给茅盾，在茅盾的寓所首次见到了秋白夫妇。当他第二次再去时，瞿秋白就委托他商借一所可以长住的地方。为此，冯雪峰就和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谢当即答应。为了避免嫌疑，先由谢澹如在报上刊出“余屋出租”的广告，瞿秋白夫妇装作从乡下来，拿着这则广告上门求租。 　　 　　　　起初，秋白夫妇就住在东边前厢房楼上。房间陈设简朴，家具都是借用房东的。窗前放着一张特殊的西式拉盖书桌。台面上有可以拉上拉下的软木板，需要时将软木板向上拉，就可以在上面写作或根据需要从抽屉内取用有关文件。不用时，可以将软木板拉下来，将抽屉连同桌面上的文稿之类一起锁住。桌子下面仍有抽屉可以使用。 　　 　　　　秋白夫妇在这里住了一年半，其间因“一·二八”战争爆发，他曾随房东到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三楼住了3个月，战后仍回原处居住，住房从二楼东厢房搬到了三层搁。 　　 　　　　这时，经冯雪峰介绍，瞿秋白到拉摩斯公寓拜访了鲁迅。两人初次相识就一见如故。许广平描绘他俩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是“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从此，尽管一个住在南市，一个住在虹口，南北相距甚远，彼此间来往却很频繁。 　　 　　　　这一年的11月下旬，由于共产党的地下机关被破坏，瞿秋白与杨之华就避居到鲁迅家中。其时，鲁迅正因母病赴北京探亲，秋白夫妇就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大房间里住下。这期间，他仍勤奋笔耕，译完了《高尔基论文选集》，并为选集撰写了《写在前面》。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借着霏霏细雨，用黄包车悄悄接走了秋白夫妇。 　　 　　　　1932年2月，秋白又第二次避难来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家中。当时，正值英国戏剧家肖伯纳来上海访问，他与鲁迅联手，出版了《肖伯纳在上海》。 　　 　　　　1933年3月，鲁迅把内山完造夫人在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今山阴路133弄12号)从一个日本人那里分租到一个亭子间，给秋白夫妇居住。亭子间在二楼，约20平方米。房东是位中年寡妇，广东人，性格泼辣，好多事。房客多为日本商人或浪人。这些人都经常到秋白家来串门，问这问那。这既妨碍秋白工作，又影响安全。为了闭门谢客，秋白就躺在床上看书，杨之华在房门口的炉子上熬药，药味在整所房子里弥漫。这一来，房东和房客们果然不再来打搅了。 　　 　　　　瞿秋白搬入新居后一个月，鲁迅也迁居到大陆新村9号，两家相距仅百步之遥，彼此的往来更为密切。杨之华回忆说：“那时候，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格，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在东照里居住的这段时期内，瞿秋白也用“鲁迅”的笔名为《申报》写了许多杂文，为了便于保存，鲁迅把这些杂文编人了自己的集子里。他还特地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秋白对此十分珍视，郑重地将它挂在墙上，经常欣赏、思索。 　　 　　　　由于房客太复杂，房东又常常乘房客不在时乱翻抽屉，秋白夫妇在东照里12号仅居住了近3个月时间，就又转移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楼上居住。但很快附近又发现可疑迹象。于是在一个深夜，夫妇俩仓促来到大陆新村，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住的时间不长，但几天后，又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避难于鲁迅家中。 　　 　　　　一天夜里，有人来通知瞿秋白，说中央有电报来，要他到中央苏区去。他兴奋地说，“想去很久了”。这是1934年的一月初。在临行这一天，他想起了周文雍、陈铁军在刑场宣布结婚后英勇就义的事迹，不禁对杨之华说：“你记得广东那对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杨之华激动地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深夜11点，他告别爱妻，踏上征程。谁知这次告别竟成永诀。 　　 　　　　1984年5月，瞿秋白故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房屋产权仍属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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