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系囚于国民党军36师师部期间，于1935年5月17日至22日写了一本《多余的话》。由于《多余的话》最初由国民党刊物选载，又由于文中多有过分自贬和感伤之言，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界最初多疑为国民党伪造的，后来也多认为是被篡改过的。但事实是秋白同志在狱中确实写了一本《多余的话》。丁玲是非常熟悉秋白的，她说：“我完全相信就是瞿秋白写的，不是假的，别人造不出来。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味道，都是他的。”后来，她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说：“读到《多余的话》……仿佛看见秋白本人……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 　　 　　　 《多余的话》分七篇，末附《记忆中的日期》，全文近两万字。卷首引《诗经．黍离》句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对作意的总提示。 　　 　　　 首篇代序，讲写作动因和执笔心境。心忧，“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于是通过“自我分析”来“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写出“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读了全文即可知，“真相”是伟大而复杂的，是“最坦白的话”，是以对党、对人民、对知己者的赤诚写出的宝贵遗言，是多层多面的心忧之言。心忧革命的受挫，但非绝望，而是因“忧”而更保持气节，自己虽即将牺牲，但相信同志们会继续“勇猛精进”。心忧党存在的多种病状，不单是各时期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失误积下来、传下来的问题，还有人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文化素质、心理状况、精神情感境界等方面的问题，以及造成弱点和病状历史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革命人造就过程方面的根源，思考如何克服病状、解决问题。还有其他多种心忧，其中有与心忧革命相联系的、有因与“生命的伴侣”杨之华的爱情而生的心忧也是一种。也许会有人认为，说一位革命领袖的狱中遗作之作意涉及爱情等等是不够妥当的，但《多余的话》真实如此。《多余的话》多处说到“最亲爱的人”杨之华，结尾处更有令人心碎的“留恋”语。不过，其心灵之深不同寻常，爱心不止于担心爱妻生活等浅层之爱，而更注重的是另一种“对不起”——现在写在《多余的话》里的“最坦白的老实话”，在以前“甚至于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而“终究没有彻底坦白”。 　　 　　　　第二至第六篇，《“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意识矛盾、理论“思路”、路线问题、文化素质五个方面展开，自述和自我评析之中蕴蓄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秋白深邃的心灵。 　　 　　　 末篇《告别》是全书结语，抒写现时心理活动，总说旨归，在与同志、与亲人、与其他各方面的人及与“世界”永诀的祝福、忠告和感怀中，从历史和现实引向未来——为了将来；这乃是整本《多余的话》作意的中心，是其升华后的感情之所在。 　　 　　　 《多余的话》可以说是写了瞿秋白一生的“心程”，近乎思想自评传。但受作意的制约，自述自评中主要是分析和否定自己政治生涯中某些消极心态，分析和否定自己的“绅士意识”、“隐士思想”、“市侩式的意识”、理论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在错误的政治统治和高压之下“躲避斗争”的、“敷衍”保身的心态和自幼长期形成的消极文化积因，如“文人结习”式的弱点等。否定这些，也就是对其背面的情绪、意识、理论的肯定，即对“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真正健全的文明所需要的文化素养及心性气质的肯定瞿秋白所肯定的方面，在《多余的话》里多表述得比较曲折，但有些话也很明朗。例如：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指“无阶级”的“共产社会”——引者)，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是很有道理的逻辑……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 　　 　　　 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的“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 　　 　　 从这些较明朗的话，就可以看出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意见，并且对自己也决非无原则地一切否定。 　　 　　 全书题名用了“多余”二字，此二字正如外国学者李约在《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一文中所说：“所谓‘多余’只是魔术家手里的一把扇子罢了。”以《多余的话》为题，是隐蔽真实意图和内容要义的手段。有好心的读者、评论家，因经历了《多余的话》被诬为“投降书”、被当作秋白“罪证”的事，就设想秋白若不写这本册子，就不至于身后遭此泼污水的灾殃了，因而说秋白写这长文真是“多余”的；还有的以为秋白不过是以独白式的自我分析渲泄一下，或希望得到别人理解，结果是人们并不理会，并不理解，还招来误解，岂非“多余”？这样的看法、想法，好心是好心，却把一代伟人瞿秋白看得浅了，看得简单了，没有看到《多余的话》的深远意义和世事发展变化的长远规律。一代伟人瞿秋白历来不做无谓的、可有可无的事，他总是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为文化而做事，而写作，《多余的话》的写作也不例外。自述自剖自评只是《多余的话》的表层，我们必须透过表层而往深处看。例如：自述政治生涯，就涉及主观意愿、精神状态与客观形势要求的矛盾，从书生到领袖再到“赋闲”的轨迹就涉及个人素质与历史环境、条件、阻力、变化的问题，而瞿秋白这样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者、领袖又是有其在那个时代的代表性的(其他许多革命者、领袖人物也原是书生，也同在那个时代，也同在那风雷激荡、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经历和心程有异也有同)，因而，从秋白的自述中可以窥见同时代的党的政治领袖们产生、成长、行动、遭遇的某些规律，可以启人们之自觉；自述思想意识中的深刻矛盾，就实际上在思考和研究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即有共产主义理想而投入革命斗争的人，必须正视“异己的”意识，要自觉“磨炼”、自我改造，不可一日放松；自述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和“独立思索”的客观困难，实际上关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结合实际的复杂现象，关涉党的指导思想如何才能正确的问题，因而，就能启发后人要既有独立思索的创造性又能够排除“歧路”的干扰；自述在党内几次重大斗争中的状况，秋白深感尚无一条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深感现时王明路线问题之严重，因而以对自己的委曲求全的批判，启后人为寻找和确定一条正确路线而斗争；自剖文化素质状况，思考文化心理素质与政治生涯、政治成败的关系，思考更深广的精神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许多消极积淀与新文化素质相掺的人们，如何向更高层次进变的问题，这就启迪后人去自觉争取获得健全的素质。总之，在就义前夕特殊情况下和内疚心态下写《多余的话》时的瞿秋白同志，倒比他热情激荡的青年时代，比他政治活动的高峰期，甚至比30年代初刚从领袖岗位下来的时候更深沉了，所写《多余的话》更见心灵之真实了。写《多余的话》是他对自己思想、心性、文化倾向的再次清理，使他的精神再次升华。因而，《多余的话》不仅在思想内容上通过自剖自评对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根本的思想文化问题，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和未来有了新见，还有对后人的深刻启迪；而且当他写完《多余的话》，从容走向罗汉岭的时候，最后完成了他的伟大人格。

原文2001年12月11日 发表于《六朝评论》第六十期  浏览：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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