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由此可见，鲁迅已将瞿秋白引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予以其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鲁迅给瞿秋白回信，首以“敬爱的J·K同志”相称。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时，他的肺病又不时发作，为此，中央批准他在上海养病。在王明等人无事生非地兴起党内斗争的时候，瞿秋白已开始厌倦这种无聊的功过是非的纠缠了，用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所表露的言语来说，他庆幸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而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在上海，他按照地下工作的暗号，很快便与老友茅盾会了面，大别重逢，分外高兴，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放言时局和形势。自此，两人便经常会面。当时，茅盾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瞿秋白认真阅读了《子夜》原稿，提出很多中肯、宝贵的修改意见。他高兴地对茅盾说：“雁冰，我早就想拿起笔写作，只是一直不得机会。现在好了，我也可以从事写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事情。” 　　 　　他看着茅盾恳切地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才华。唉，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茅盾和鲁迅很熟，常有来往，他知道瞿秋白的心思，于是，便对瞿秋白说：“秋白，你不用着急，只要有机会，我会引你去见鲁迅的。” 　　 　　5月初，因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便来到茅盾家避难。这天，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来到茅盾家，于是瞿秋白便又与冯雪峰相识，他从冯雪峰手中接过左联刊物《前哨》，从上面读到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读罢，连连赞扬道：“写得好，究竟是鲁迅。”他将手中的杂志交与冯雪蜂说：“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给我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冯雪峰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将瞿秋白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旦如家住宿。谢旦如其人，爱好文学，同情革命，可以作挡箭牌，居住十分安全。瞿秋白由茅盾再由冯雪峰，和左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他作了通报，鲁迅听后很振奋，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他还告诉冯雪峰由瞿秋白来过问左联的活动，将是一件好事。鲁迅虽然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文艺理论的文章，但是，他早就想从俄文版本直接翻译，他认为瞿秋白可以接受这件工作。他对冯雪峰说：“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这天，鲁迅和冯雪峰谈兴最浓，主要话题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这年秋天，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鲁迅检读译稿，发现序没有译文，心中总是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的译文，那将是部带有缺憾的著作。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把这篇近二万字的序文，流畅地翻译出来，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了瞿秋白的译文，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泽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耶察尔斯基《被解放的董·吉诃德》剧本交由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写了《后记》，称赞瞿秋白的译文：“注释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他说在读挝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曾以日文本的《毁灭》转译成中文本，特意送一本给瞿秋白，让他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不负嘱托，认真校读，并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瞿秋白还在信中表述了他们相知恨晚的朴实情感，“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瞿秋白在信中所加的着重点，最明白不过的表示出他已将鲁迅视作知已和忘年交。 　　 　　鲁迅阅读这封长信后，立即给瞿秋白回了信，并将瞿秋白的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1931年12月的《十字街头》上。鲁迅给瞿秋白的回信，首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相称，信中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会面的时候。 　　 　　鲁迅的日记和函件之中，常可见到瞿秋白的笔名。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来到鲁迅家拜访。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无陌生人的那种尴尬表情，反而像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的自然和亲切。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莫斯科，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他们也谈的津津有味、妙趣横生。小海婴时而在他们胯间钻来钻去、取笑玩耍，满室喜气洋洋，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酒菜，两人又边饮边谈，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他们就这么坐着、聊着，一直到夜幕降临，瞿秋白才想起鲁迅应该休息，于是才起身告别。许广平还是在女师大读书时，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现在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成、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鲁迅和瞿秋白的第一次会面，虽然谈了很久很多，他们都觉得仍有未尽之言，都期待着下次的会面。可是，笼罩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给他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9月1日上午，天气阴阴沉沉的，下着绵绵细雨，鲁迅为摆脱特务的盯梢，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瞿秋白夫妇见到鲁迅一家，心中特别高兴。他们两人见面很少客套、寒喧，很快便切人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瞿秋白对粤语陌生，还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杨之华看他们谈兴正浓，便悄然退出，来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可是，当他们坐下用餐时，才发觉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场之华心中很不安。鲁迅却全不在意，席间仍和主人谈笑风生，十分亲热。鲁迅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以后，鲁迅的日记和函件之中，常可见到瞿秋白的笔名，如 "何疑"、"维宁"、"宁华"和 "它兄"等。 　　 　　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创作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小说写好后，她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是，又没有勇气。于是，瞿秋白便催促她说：“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鲁迅在周家三兄弟中居长，所以，瞿秋白便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先生”。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这篇习作，而打搅了鲁迅的工作。瞿秋白便再三劝说道：“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杨之华这才把文稿寄给鲁迅。鲁迅收到稿件的当天下午，便将文稿改妥，并将其中的错宇一一校正，分别用楷体和草体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腥风血雨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鲁迅和许广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他们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生命安全的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鲁迅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的时光。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陈云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陈云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的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个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曾将自己青年时的一首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母亲自杀，家境破落，前境堪忧。他在失落、彷惶中写出的这首诗，带有沉郁的 “颓唐气息”。时隔15年，历史的场景虽然有了大的更换，但是，他受排挤、打击，忍辱受屈，此时的心境与15年前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他将这首诗赠与鲁迅，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他的心扉已向鲁迅敞开，毫无秘密可隐。一次，当他用 “犬耕”的笔名发表文章时，鲁迅不解地问道：“此寓意为何？”瞿秋白说：“我不是政治动物，搞政治，无力且可济。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鲁迅听后微微额首，稍顷，便又叮嘱道：“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次年3月，鲁迅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他带来堇花一盒，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度过坦诚畅怀的心灵交换，鲁迅已将瞿秋白引为患难知己的朋友，并世奋斗的同志。 　　 　　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他和杨之华的生活，全凭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以他的政治身份是不可能谋得公开的固定职业的。十六七元钱在当时的上海，也只能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仅能糊口而已，这样又怎能给他治病呢？难怪周建人在1932年初秋，和瞿秋白相会于鲁迅家，会发出如此的惊诧和不安，“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神情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 　　 　　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让他多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身无长物的困窘生活。瞿秋白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见诸于书报刊的，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以笔名发表文章。鲁迅在1932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过：“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小说，其中有杨之华初译，瞿秋白校定，以文尹笔名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 　　 　　阿英对此曾有过类似的回亿：“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只认得赢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鲁迅知道后很生气，他告诉阿英，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这样，“几经交涉，总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于一九三二年出版。”稿酬也较高，“出千字三元”。 　　 　　次年2月16日，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来到上海，尽管他在上海只停留半天，但是，却已给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肖伯纳在途经香港时，他所发表的演讲中已显露出明显的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于是，神经过敏的记者们，或褒或贬，毁誉不一，一时间，肖伯纳竟成为舆论的热点。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集辑成册，编成一本书，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他们两家很快便投人这件工作，许广平到北四川路的报摊上，按照鲁迅和瞿秋白圈定的范围，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然后又和杨之华共同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署名乐雯，鲁迅写序，瞿秋白写卷头语，由野草书屋出版，书名《肖伯纳在上海》。鲁迅曾想过帮助和接济瞿秋白，但是，瞿秋白又不愿接受馈赠，鲁迅便有意成全他，让读书人以卖文所得，来弥补贫乏的经济来源。《肖伯纳在上海》的出版，便是属于这种情况。 　　 　　这年3月至10月，瞿秋白曾有过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写作了一些精美的杂文，《王道诗话》(3月5日)；《伸冤》(3月7日)；《曲的解放》(3月9日)；《迎头经》(3月14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22日)；《最艺术的国家》(3月30日)《〈子夜〉和国货车》(3月)；《关于女人》(4月11日)；《真假董吉诃德》(4月11日)；《内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大观园的人才》(4月24日)；《儿时》(9月28日)；《中国文和中国人》(10月25日)等。 　　 　　许广平在回亿文章中说：“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这些杂文大多以鲁迅的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曾分别将其中的12篇杂文收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瞿秋白在与鲁迅的交往中，亲身体验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要编选鲁迅的杂文选集，并全面、准确地介绍、评价鲁迅。他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便排除所有干扰，专心致志地开始阅读和写作。为了避开敌人的追逐和邻居的怀疑，他便白天装病躺在床上休息，阅读鲁迅的作品，等到夜深人静，一人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不停地写着，一直到天明，这样连续工作了几个夜晚。当他把写好的序言拿给鲁迅看时，鲁迅看后感激地对他说：“你的写作环境可比我坏的多。” 　　 　　瞿秋白的这篇《〈鲁迅杂文选集〉序言》，长达一万七千字，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经典的意义，第一次全面、正确的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序言说，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茅厕。”“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文，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他在结束这篇序言时说：“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鲁迅杂感选集》由鲁迅交北新书局李小峰，以上海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 　　 　　不久，瞿秋白一家又出现安全问题，只得又搬来鲁迅家避难。看着瞿秋白清癯苍白的脸，鲁迅心中泛起阵阵凄楚的痛惜之情，他更多想到的是尽其所能帮助瞿秋白，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这里的靖华即曹靖华，文尹和凝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这里的“《选集》编辑费二百”，便是鲁迅付予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费，以帮助他们夫妇度过生活的难关。三年后，鲁迅在致曹靖华信时，还说及此事，“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篇，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1934年新年伊始，瞿秋白就要奉命踏上赴江西瑞金的艰险征程，临行前，他来向鲁迅辞行。这天晚上，他们彻夜长谈，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瞿秋白才回到家，他满面笑容的告诉杨之华：“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许广平身体都好，小海婴也很可爱。”瞿秋白是不太情愿离开鲁迅，离开上海，离开他所称之为的“家”——文学艺术的阅读和写作。这在他的《多余的话》中可以约略的揣摸出其依依惜别的心情，“1934年1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在赴瑞金的漫漫旅途中，瞿秋白还时时挂念着在上海的鲁迅，鲁迅在一月九日和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夜得宜宾信”。“宜宾”即是瞿秋白。 　　 　　各迅一直担忧杜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像秋白那样的身体，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的贡献一定不少。像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鲁迅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一些消息，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他致信曹靖华说：“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它”、“维它”是瞿秋白的常用笔名。 　　 　　其实，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他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病体，与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周旋。2月24日，瞿秋白被捕，他在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立即给在上海的亲友去信，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来信署名“林其祥”。显然，他在编造假履历，并将此告诉亲友，统一口径，以诓骗敌人。接着，瞿秋白又以“林其祥”的假名，给周建人去了一封信，说天气冷了，狱中衣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和钱，并且再次提出在上海如有殷实的铺保，他是可以释放的。鲁迅读到这封信，心中尤为焦虑，立即通过杨之华给瞿秋白寄去50元。 　　 　　鲁迅的钱和杨之华改制的两条裤子，刚刚从邮局汇出，报纸便公开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鲁迅知道蒋介石是不会轻易释放瞿秋白的，为此，他曾和陈望道相商，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活动，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而未能实行。于是，鲁迅只得通过蔡元培，力图在国民党上层营救之。鲁迅为瞿秋白的被俘及其将临之结局，无比痛惜，5月17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了，其是可惜的很。”不多日，他又函告曹靖华，“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其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这里的许君，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时任蔡元培的秘书。鲁迅从他那里获悉，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专门讨论瞿秋白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在中国，像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应网开一面，不宜滥杀。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的坚决反对。瞿秋白是必死无疑了，鲁迅深深悲痛，他在瞿秋白就义前七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鲁迅特别赞扬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瞿秋白被害后，他在致肖军的信中无比惋惜地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肖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他以瞿秋白的俄文相比，甚至不满意自己所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另一封信中，鲁迅告诉肖军：“《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本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就义的消息公布后，鲁迅的心情是愤激而又冷静的，他在6月24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中国事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象。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又悠悠然。”鲁迅从愤激中奋起，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其实，在瞿秋白被捕后，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正式开始这一工作时，也是体弱多病、形销骨立，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负责编辑、校对，成书的全过程。《海上述林》上册出版时，鲁迅尚健在，对这本书十分满意，“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还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册的出版，因此，他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子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各迅在为《海上述林》所写的广告说：“作者系大作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海上述林》出版时，是以“诸夏怀霜社”的署名，“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纸墨更寿于金石”，《海上述林》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永载于 　　中国的文化史册上，因为，它是“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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