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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了瞿秋白。
他的从容赴死,让我深受震撼。 在这以前,我以为,英雄的就义是有固定模式的。怒目圆睁,高呼口号。那口号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到“中国共产党万岁”不等。所以,从最初的感慨,渐渐地也成了习惯。 可他却不是这样。他是一路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的,然后,盘膝而坐,淡淡地说“此地甚好。”这种坦然面对死亡的方式,使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一下子高大起来。我那时根本不了解他,只知道他是革命家、思想家——那都是书上的话,这种光环不知有多少人享有,对我这么一个第一次接触他的人来说,它们显得空洞苍白——可即使这样,我仍然对他心怀敬仰,并慢慢地开始打听和查找有关他的事迹。 我后来看了他的生平介绍,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左倾盲动路线”。我于政治完全不通,可我想这种错误,在一个政党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况且他当时还很年轻,主持“八七”会议的时候,30岁也不到。我怀着感慨,心想,让他一个人来担负这失败的后果,也未免太苛刻了。 在这同时,我也看到了他的照片。他长得很清秀,带着眼镜,很有书卷气。我知道他一直是疾病缠身的。像他那么柔弱的一个书生,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呢?而且在某一段时间里,他还是最主要的领导人。 有一次,我去了多伦路。在上海,因为有多位文化名人曾生活于此,而使这条本来并不起眼的小马路多了些文化气息。他和鲁迅的铜像十分的显眼,鲁迅坐着,他站着,手里拿着书,好像在讨论着什么。我随后就去了附近的山阴路,在梧桐树下,往返了好几次,试图找到他的故居,可结果是没有。我在鲁迅的故居前停留了很久,可那时已近傍晚,故居已经不开放了。时值万家灯火的时候,鲁迅的故居隐于门前的枝繁叶茂下,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我于是想,不知道瞿秋白的故居是什么样。 很久以后才知道,瞿秋白的故居就在鲁迅故居的街对面,在一条小弄堂里,极不起眼。难怪当时我没有找到。 关于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友谊,我是有些惊讶的。我没想到一向被人认为“冷峻”甚至有些“尖刻”的鲁迅也会有这样真挚而纯洁的惺惺相惜。这可以从鲁迅的零星的言词中体察出来,尤其在瞿秋白死后,他的悲痛和他对瞿秋白的惋惜,都让人感慨万千。“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种话,鲁迅又对几个人说过? 真正了解瞿秋白,是看了他的《多余的话》。在文革时,毛泽东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于是瞿秋白从一个革命烈士,瞬间变成一个晚节不保的叛徒。他的纪念碑被砸了,尸骨被挖了出来。而这些,都是因为他的《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古往今来,文人们可以不在乎身前的功名利禄和成败得失,但他们不能不在乎身后的名声。就连辛弃疾都憧憬着“赢得身前身后名”,就连文天祥都不忘“留取丹心照汗青”,更何况他人? 可是瞿秋白却不这样。他是在知道自己的死期时写下了《多余的话》。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 “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 这样的心里话,也许每个人都会有,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讲出来?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了自己的心声,尽管这在有些人听来并不悦耳。 所以,真正让我敬佩的,并不是什么革命家、思想家瞿秋白,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为一个文人和书生的瞿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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