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5月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是他“余剩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他在濒于生命绝灭前，“只剩得我自己”时，“内心的话”、“内心的真相”的“彻底暴露”。 　　马克思主义，就其实质而论，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不只是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也是知人论世的显微镜和望远镜。用以关照他人、洞若观火；用以自我解剖、亦会毫发毕现。 　　虽说以之析人不易，以之自剖更难。不仅需要深沉敏感的睿智与哲思，更需要博大的胸怀和惊人的勇气。而对亲历的严峻历史，反思自己短暂而又曲折的生命历程，一个虽然没有来得及达到彻底和成熟，却依然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何以如此？无私则无畏。已置生死于度外的胸怀磊落饿瞿秋白由衷地认为：“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 　　科学和历史都是老老实实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者是最讲究真实的。诚如清代的大思想家王国维所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瞿秋白是一生不能忘怀于文学的，他的诗人气质，他的不怕袒露心迹的赤子之心，流贯于自20年代初至逝世前的全部散文创作。而散文与诗，原是以主观写真、袒露心迹为其本职的文学样式。王国维还强调：“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并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以此观之，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作为他一生散文创作的压卷之作，不仅与他早期的一些散文创作有内在相通之处，即都表现了他那丰富的心灵世界的“真”，并且发展到了现实主义相当的历史高度，其境界与胆识，绝非普通人所能企及。 　　（二） 　　“他并不能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这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在评价卢梭的《忏悔录》时所说的话。以之用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无疑也十分恰当。 　　卢梭以其无谓的真诚写了不朽的世界散文名著《忏悔录》，他在第一部开篇的前言中说：“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从18实际六七十年代来看，“绝无仅有”可能是对的。说“也许永远不会再有”，则未免武断了些。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的散文《多余的话》同样以毫无顾忌的坦率为自己作了一幅符合本来面目的自画像。不同的是，《忏悔录》是从容写作的散文笔调的自传，而《多余的话》则是在狱中有限的时间里以精练概括的笔墨表露出来的心音。前者在叙事上极详，并杂以更为丰富的心理描写；后者则以鸟瞰式的心态披示为主，叙事极简。但两者同为散文，在自我灵魂的剖示的真实性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达到了现实主义的相当高度路线面先就思想意义方面的成就加以比较分析。 　　“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是卢梭提出的一个哲理性的警句，这既是他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认识。 　　认识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没有卢梭的警句那么尖锐而已。但要公开承认自己“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敢于把这“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无需多说，卢梭和瞿秋白在其作品中都做到了这点。 　　在发展与演变、内因与外因、原因与后果、个人与环境、先天与后天等一系列认识人物与自我的思想方法领域，由于同样现实主义求真的创作原则，使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平民思想家的卢梭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瞿秋白在不少方面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且同样闪射着历史的辩证法的光辉！ 　　卢梭认为，“为了更好地认识一种性格，须将其中属于先天和后天的部分区别开，看看这一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在何种情况下它有了发展，何种隐秘的感情促使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这些变化是怎样进行的，有时怎么会产生最矛盾和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以这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性格中极少的部分，是经常很复杂而隐伏的内因的外在表现。”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我性格形成的家庭和社会历史根源的剖析；对于所犯“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历史地严于律己地自我审视；他的关于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的因果分析，几乎可以作为卢梭上述那段话的绝佳注脚。当然，就其思想高度而言，贯彻于《多余的话》始终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光辉，对于所处的环境的复杂性的难以明言的优绩，出于对革命前途与后人的忧心、关切和期望所表现出来的博大胸怀，都远非资产阶级平民思想家的一般现实主义原则与人道主义精神所能比拟。 　　卢梭是以为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他棉队封建专制压迫，以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通过《忏悔录》对封建同志阶级给予反击，只在维护一个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并没有超越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范畴，当然其伟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不容忽视。 　　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忧愤要深广得多。他开宗明义，引用《诗经》中的诗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瞿秋白“心忧”什么？就我对于《多余的话》的思索，不外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不要因自己曾“扮演”的“角色”，而贻误“以后的青年”；其二是党的不成熟，以至自己这个“平凡的文人”，竟虚负“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其三是自己不过是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四是对个人盲动路线错误的自剖和对共产国际及王明路线错误无法明言的忧愤。总之一句话，心忧的是历史的假面具如不揭穿，则会误党、误人、误革命；而历史是不应欺骗的。这种完全抛开自己声名和出于公心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使他的胸怀、情操和思想高度远非西方哲人所能同日而语。 　　瞿秋白希望，青年不要盲目“钦佩”名人，不要盲目地认为党的“领袖”写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就是绝对正确的。在党的幼年时期，瞿秋白以自己为例，留给青年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竟寓含如此彻底的历史唯物观点。他认为，任何领袖、名人（包括他自己）。都不过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这种历史的选择有时会违反个人的兴趣和性情。尽管瞿秋白为了顾全大局，无畏地尽力地顺应了这种安排，而当他最后自我反思时，又由衷地以为，“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对于党的不成熟、对于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知半解”，虽不无自谦却也有着清醒的自我估计。因为“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而“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也很薄弱，“五四”以后的五年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因而他自己在这方面是有开拓之功的，瞿秋白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成绩的取得，归之于“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国际的领导”。而把后来这方面的某些过失则严格地视为由于自己参加实际斗争越到后来越少，归之于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归之于自己“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而大家知道，30年代初，正是王明路线在全党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他把自己这时期停止思索和怀疑的态度看作是政治上和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看作是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问题许多方面的“不了解”。〈多余的话〉，几乎可以看作是秋白所处时代的某一侧面的多棱镜，不只折射出秋白个人，也折射出那一时代某一侧面的真实。 　　这同卢梭把自己“一生不幸的根源”，归结为由于自己从真挚温情的平民家庭中获得的“一颗多情的心”，简直有天壤之别！卢梭认为，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这里矛头是指向“社会不平等的危害”的。而他之所谓“人性”，主要指人对自由的向往、对异性的追求、对美的爱好等等。卢梭提倡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的人生态度，因而一部〈忏悔录〉，实则是一部活生生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 　　一个是置个人名声于度外，以历史为己任，通过自剖从而在很深的层面上揭示出复杂历史的另一面；一个是力求忠于自我和那种个性自由的冲动，从而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方面也写了出来。他们都在更高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都显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赤子之心，但两者的高下之分又是泾渭分明的。他们生前所处的历史局限和身后理所当然所获的殊荣，很多方面都是他们写作当初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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