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瞿秋白在短暂人生中辉煌的文学翻译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之外，人们对他最感兴趣的就是那篇并非多余的《多余的话》了。这已是一个被很多人讲得俗滥的话题。可它也是瞿秋白人生和艺术的顶峰，是我们屡次被人撕扯的最痛的伤口。 　　 　　瞿秋白虽历经荣辱，但已是文学史和党史上盖棺论定的人物。个人和社会无数次的犹疑和反复，引着我们多此一举地为他也为自己寻找生命的渡口。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大变动时代的历史人物，瞿秋白所具有的人文和思想史意义是永恒和常新的。 　　 　　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像所有的青年一样，成长的过程充满了偶然和必然，是“俄文专修馆”不经意的抉择，使他成为了“饿乡”和“赤都”的朝圣者。不仅仅是朝圣，还要命地使他攀上“二元人物”另一元的高枝，要命地经历了短暂的阳光下的喧嚣，要命地感受了“羸马负重爬坡，欲退不能、欲进不胜”的尴尬———他本来应该是书斋中的学者呵。为此，他振奋、辉煌、消沉、苦闷，终于在大浪淘沙中早早“退场出局”，留下的是死灭中的血搏和超然物外的慷慨。 　　 　　可没有人是可以真正超然物外的。理性对于一个狂癫的世界来说，永远是异数和叛逆，也注定被狂癫的世界碾碎如齑粉。可是，精神是可以死灭的么？热血是能够冰冷的么？真心英雄是能够忘却的么？ 　　 　　在写作《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想到了很多。他想到了曲折而短暂的生命历程，想到了多情而待恤的之华、独伊，想到了身心分裂的羸病和难以承受的重负，想到了《罗亭》、《红楼》和白菜豆腐，想到了托尔斯泰和马克思主义……惟独没有想到自己身后的毁誉和精神以外的东西。这是一个负责者的最后的述说，没有一丝回避和隐瞒，没有一丝矫情和含混，没有一丝脆弱和悲凄，甚至没有一丝婉转低徊。在其中，我甚至读到了昂扬的生命旗语和滚烫的血脉撞击。 　　 　　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瞿秋白为牢头禁子治印，为军医题照，接受记者的采访，作词集句明志抒怀……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明达的、参透生死的人性写照。这也许在某些人眼里不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来得高昂，不如身经酷刑矢志不改来得壮烈，甚至也不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来得动人心魄，但是，哪一种就死的表达能有瞿秋白之死来得深刻、从容和心神俱合、无牵无碍呢？ 　　 　　请允许我照录《瞿秋白年谱》中有关他就义前的资料：瞿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在他步行到罗汉岭刑场后，“此地甚好”同时也点头微笑，真正将舍生的旷达和永生的血脉，注入到身下的那片茵茵的青草地中…… 　　 　　瞿秋白的文学成就无庸赘述。茅盾曾在1949年写道：“秋白是最早介绍俄罗斯文学之一人，也是最早介绍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一人。虽然革命的要求使他只能分出极小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一件工作，可是现在他遗下给我们的东西实在不能算少———两大卷的‘海上述林’。这大概都是他在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之间译的，那时他在上海。敌人的白色恐怖那时达到了顶点，他不得不经常迁移住所。诗剧，‘茨冈’的最后一部分译稿恐怕就是这样失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损失。……秋白的文稿，不论是翻译或论文，大都是用青莲色铅笔写在中国竹纸上，衬着复写纸，一写就有双份。笔迹很清晰。这样用复写纸来写文章，我还没看见过第二人。不知道他的原稿现在还有得保存否？如果没有了，那也是将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最大的一个损失了。”茅盾的追忆和评价也许不够全面，但也许对瞿秋白本人来说已经足够，他是不曾想过这些身后虚名的。 　　 　　《多余的话》讲述的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文人心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的绝不仅仅是黍离之悲，而是向苍茫人世的坦白和追问。瞿秋白本人也许以全部的生命洞悉了“何求”的指向，可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是否依旧在恸问苍冥的同时无地彷徨？

原文2001年6月24日 发表于《北京日报》  浏览：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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