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方志敏先后被捕入狱后，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文稿，其中包括他们的自传性文稿———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些文稿多年来不仅未被人遗忘，而且长期引起人们研究的浓厚兴趣。但关于二者狱中文稿的比较研究，国内还不多见，李琦同志生前的这篇文章弥补了这一不足——— 　　　　 　　　　比较之一：狱中心态变化之比较 　　　　 　　　　瞿秋白：从积极求生存到安心等死 　　　　 　　　　方志敏：从安心等死到“万死中求一生” 　　　　 　　　　瞿秋白和方志敏被捕后，都为能被营救出狱作过积极的努力，当然最后都失败了。但他们由于在入狱前的经历和个人性情的差异，心态有所区别。 　　　　 　　　　在身份未暴露之前，瞿秋白曾积极争取获救出狱。但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被捕叛变，导致4月底5月初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以此为分界线，瞿秋白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在此之前，瞿秋白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并竭尽全力为之努力，但一旦身份暴露，便明白自己的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死，一个是降，非此即彼，决无他途。他不可能降，只能选择死。因此，他打消了一切生还念头，除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心理需要促使他一口气写下《多余的话》，零星写过两封信，几首诗词外，就是安静地等待死期。没有证据表明瞿秋白在长汀狱中曾动过任何越狱的念头。可能他病体衰弱，看不到一点成功的希望吧。由于在他的内心，政治使命已经完全消解，同样也看不到自己的文稿能送到自己人手上的希望，他也没有考虑将文稿进行处理后秘密送出。 　　　　 　　　　方志敏刚被俘时，因为是在战斗中被擒，而且很快确认了身份，所以以为很快会死，于是安心等死，“既被俘，杀了就是”。他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时，怀着必死之心，豪言壮语比比皆是。后来得知案子“缓办”，才改变了等死的消极想法，开始做两手准备，活动求生。从此到被杀，基本未放弃过生还的想法。《死！》记述了他的思想转变。他认为，应该“万死中求一生”，要“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进行努力，决不屈服。而且他的实际活动能力极强。他对狱方采取“应付敷衍”的对策，对狱卒进行教育、拉拢，买通看守，竟然差点越狱成功。越狱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终于利用被他的宣传和个人感召力影响的看守和有办法的国民党方囚犯，成功地将废寝忘食地写出的文稿秘密送出。 　　　　 　　　　瞿秋白和方志敏对死亡都抱着英勇不屈的态度。但由于思想中的文化承载有所区别，他们两人对死的看法是各具特色的。 　　　　 　　　　瞿秋白被捕前几年，长期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的迫害，“在精神上已经判了死刑”，而他也逐渐产生对政治的不适应和隔膜感，对自己能否真正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发挥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极端厌倦。他认为，他的死只是灵魂的永恒安息。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联系自己一生的际遇，认为死亡是一种对人生痛苦的永恒解脱，甚至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的休息。 　　　　 　　　　而方志敏则在政治上时刻也没有脱离自己的时代角色的位置。因此他临死前与平常时的心态没有什么区别。在观念上，他仍然是红军的指挥员，他所应负的一切使命和责任，至死都牢牢扛在肩上。他一方面准备从容赴死，一方面又寻找机会越狱，到死的态度都是积极向上的。他认为死就是为主义殉身，是孟子的“死得其所”，是有意义的死。在写完《可爱的中国》的那个晚上，由于心情比较舒畅，他还设想“能够安睡，不做一点梦，或者只做个甜蜜的梦”。 　　　　 　　　　瞿秋白为什么不像方志敏那样密写文稿，托人送往中央？这是因为，瞿秋白和方志敏的文稿，各自有着自己的“设想阅读对象”。瞿秋白所写下的文字，能够到达亲人手中的希望极其渺茫，谁能看到，他已经无法估计。（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中记述，瞿秋白向记者出示了《多余的话》，并说“甚想有机会能使之出版”）他的假设读者只能是不定的，可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敌人，友人，亲人。也可能是后人。但同时，他也预料是可能不会被人理解的，所以他才会在《多余的话》的开头写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样一句诗。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期待阅读对象是很明确的，特定的，即自己人、党中央。所以他的文章绝对不能被敌人看到，必须秘密甚至密写送出。同时在写作中要有政治原则，不允许对中央的半点怀疑。虽然他在所谓中央特派员那里吃尽了苦头，但对中央依然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希望，怀着绝对的忠诚。《可爱的中国》是比较有文学意味的，阅读对象稍微扩大一点，“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有一定的超越性；但同时它的写作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说明一个×××员（隐指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原文2001年10月29日 发表于《北京日报》  浏览：87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7/30 12:3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