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改革与银行改组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银本位”国家，国际间收支差额要用白银计算，而美国是产银国家，白银的涨落由美国控制，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上台后竭力提高银价，大量收购白银，中国的政治经济过度依赖美国。1935年9月，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来到中国，全力策动币制改革。原来的汇价中国一银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后来中英规定汇价为一银元等于一先令二便士半，中英汇价不受白银涨落的影响。这样美国若再提高银价，也不影响中国的还款和贸易补偿。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公告，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只能使用法币，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作为法币的准备金。法币政策实施后，基础薄弱的四小行——通商、四明、垦业、实业为了生存，均加入了半数以上的官股而完全改组，又称“小四行”。 　　法币不能兑现，它本身就是一张纸，是“不兑现纸币”，当然就是“纸本位”了，其唯一的信用换英镑外汇，但是没过几年，对外汇申请限制，要经过核准，这样就产生外汇黑市，法币大贬值。 　　“币制政策”反映在我们偏僻的小山城里，银元只收进来不兑出去了，两张裕民银行的五角票来兑换，只能给一张中央银行或者中国农民银行的一元面额的法币。如果顾客以银元来汇款或者还款，银行是最欢迎的了。银行还要向老百姓宣传有银元要到银行来兑换，老百姓也以为银元不好用了急着换纸币，所以银行陆续收进不少银元。反倒是有钱人不愁没钱用，反而把银元窖藏起来。我们银行收到银元后，每百元一包，每三千元装成一箱，吉安分行把所属办事处的银元集中起来，由银行汽车武装押运，把银元运到广州。我们起初不知道为什么不把银元送到南昌总行，而要运往广州方向，后来运的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是走私，一块银元到香港可以换价值几倍的外汇。总行通知，截至币制改革实施之日止，库存银元要如数上报，根据库存数和账面数移交给中央银行。实际上，隐匿不报少报不知多少。这是中央捞大鱼，地方捞小鱼，各得其所。 　　江西裕民银行成立之初资本一百万，虽然是官商各半，但是商股股东在业务一路更有一些势力，为了加强官股权力，1936年江西裕民银行进行了改组，增加官股一百万元，这样一来商股只占四分之一，银行招牌不改，但内部人事组织机构全部更动，董事会有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办事机构，下设稽核股、文书股。稽核股股长是李济民，股长下有稽核若干人，经常外出巡回检查，内部审核各分行上报现金、转账日报，以及各种放款日报和日计表。总行新任总经理由常务董事陈威兼任，陈威是陈仪（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883年—1950年，字公侠，后改公洽，自号退素，绍兴东浦镇人）的哥哥，原在中国银行任职，资格很老。副总经理为钱成新、潜玉斋，钱成新和李济民都是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各科负责人亦全部更动。 　　在业务方面，银行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和方法，规定了一套完整的会计科目，使用单式传票、总传票，改革了联行之间往来制度办法，原来是分两级往来，办事处用管辖行往来，分行用总行往来，后来都改为总行往来，报单加副本寄总行。总行发文有“通知”“通告”两种，“通知”系临时性一般规定，“通告”为永久性文件。人事调遣升降每月有二次“人事通告”，看了这些文件内容，对行里的情况都能了解。对我这样一个初进银行的人来说，了解银行内部组织机构、业务制度，以及会计账务等处理手续，有很大的帮助，收益不浅。 　　 但是总行改组之后，下面分行、办事处的一些头儿不免有点担心，特别是我们吉安分行会计主任梅韵卿调总行稽核处之后，又新调来一位会计主任，许多分行的老人就为崔炼吾担心，因为崔职位虽然不高只是襄理，却是权倾一时，现在至少不能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干了。 　　 总行改组后，对每个行员的经济保证人普遍进行审查，我原先的保证人是上海曹家渡“协新肉庄”张慕良，本来也可马马虎虎过去，因为肉庄也有大有小，像张慕良的肉店实际等于一个肉摊而已。总行要我另行觅保，一时颇不容易。主任张林如很是关心，要我在遂川找一家铺保算了。我写信把此事告诉上海“增裕新”的章文炳，他主动请老板朱鹤云做我的保证人，朱鹤云同意了，还写了一封信来客气一番，表示自己不够为银行保证的要求。我也写了回信谢谢他，否则倒是一件麻烦事。 　　 总行改组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派稽核到各分行办事处查账。稽核的行踪绝对保密，因此吉安分行和办事处一些人都把稽核看成一件大事，有点人心惶惶。我私下想这有什么了不起，查账有什么可怕的。 　　 第一个到遂川来查账的是浙江嘉善人曹廷荣，曹廷容在上海是挂牌的会计师。我和曹接触后觉得其人和善可亲，我们还因此相识，后来他发表为裕民银行九江分行经理。解放后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他和其弟曹廷富（一营）一起来找我，说想为人民做点事，要我和军代表徐里程（又名徐世贤，曾在江西裕民银行总行任职，后去解放区，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局长）同志说说。其实曹廷富自己和徐里程也是相熟的。曹廷富曾在在江西中央银行工作，酷爱皮黄，时常粉墨登场，他和裕民银行泰和办事处的主任包旭初也很熟。而我和曹廷富是解放后才认识的，后来在我们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库科成了同事。 　　 第二次到遂川来查账的是稽核股李济民亲自出马，还带了两个稽核。他们行踪诡秘，没有到吉安分行，径直来到遂川。遂川的账务库房很简单，一天就可以查完，但他们三人查了二天。为什么总行二次来遂川查账，我想可能是对崔炼吾的一种压力，因为崔炼吾兼着遂川办事处的主任，要是找出毛病势必动摇崔炼吾在吉安分行的地位。 　　 据李济民自己说，他做过上海银行蚌埠分行的经理，对银行业务会计账务处理也是一个行家，而且很会做生意，他来了一次遂川看看账上找不出什么毛病，就和张林如搭上了，后来他托张林如在遂川代买黄金首饰，买好的木料寿材等等。 　　 　　抗日宣传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因为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而遭到日本方面的抗议，《新生》周刊被勒令停刊，6月30日《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刊出《告别读者诸君》，7月8日杜重远先生以“诽谤罪”被国民党政府判处一年二个月徒刑。我们远在江西的同学们听到此消息，也是异常愤慨又无能为力。 　　 1935年12月9日，北京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二?九”运动掀起了了全国抗日救国高潮。《新生》停刊后，金仲华先生继起主编《永生》，《永生》被迫停刊后，回国不久的邹韬奋先生又主编《大众生活》，对一二?九运动给予极大的声援。 　　当时北京天津的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南京请愿，并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在遂川也接到北京学生宣传团的很多抗日救国的宣传资料，我接到后又分寄各地。出乎我意料的是，项斯却从南昌来信，劝我对国事不要太过于热心，一定要注意！我被浇了一盆冷水。不过仔细一想，项斯一定也是好意，他怕我因此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因为我们长期来都受韬奋先生的影响，受杜重远先生间接直接的熏陶，对国民党、共产党应该分得很清楚了。我记得杜重远先生在《老实话》中曾明白宣示：国难到了这样严重，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只要能抗日救国，拯救人民于水火，管他共产党国民党，我们都拥护，跟着他走！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遂川，也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映，有高兴的，认为蒋介石应该处死；也有担心的，怕中国政局不稳；也有怕自己乌纱帽不牢的，也有人认为共产党要卷土重来了。大家都关心报纸，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是一片讨伐之声，大家就更关注超党派的《大公报》的消息。然而《大公报》大耍滑头，为西安事变发表的社论也不说谁是谁非，而要大家听听绥远抗战将士的意见和主张，无形中为蒋介石开脱了“对日妥协”的罪责。 　　 说起《大公报》，我对它是很不满意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逝世。我在遂川看到上海报纸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了，记得上海《申报》本埠新闻全版是《一颗巨星的陨落》的消息报道，读之令人热泪盈眶。《大公报》却在10月20日发表一篇短评《悼念鲁迅先生》，说与鲁迅先生接近的人，给了鲁迅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丛恿一个需要休养的的人打些无谓的笔墨官司；说鲁迅尖酸刻薄的笔调，给青少年不少不良的影响；还说鲁迅晚年没有把力量用到中国文艺建设上。我看了之后心中很是生气和愤懑，以后就不大看《大公报》了。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杨虎城。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电讯传到遂川，遂川钨业管理所大放爆竹，钨业管理所是“军事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所长是陈辅朝。说来可怜，整个遂川放爆竹的仅此一家。 　　 说到陈辅朝，也想起他的热心来。我的同学汤桂林在南城办事处工作，夏天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水，家属由上海来赣，运柩回沪，同学们在南昌吊唁，总行也发放了抚恤金，但数量有限，为此我们同学每人捐款之外，还在熟人中募集资助，陈辅朝就是很热心的一个。 　　 　　遂川生活 　　 　　银行生活枯燥乏味，而业余时间又比较多，遂川是闭塞落后的小山城，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其他文化设施，大家也没有看书报杂志的习惯，就是想看书也没有图书馆。在“一片孤城万仞山”的环境中，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喝喝酒搓搓麻将，或者打打“茶会”，每天晚上总要来“八圈”所谓“卫生麻将”。夜生活迟了，早晨起来就晏了，因为银行要在九时才开始对外营业，睡懒觉都成了习惯。工友对几个打牌的先生服侍得很周到，半夜里烧点心，早晨打洗脸水。因为打牌有头钱，工友们有点好处，久而久之，工友们对打牌和不打牌的职员就有不同的态度了。我不会打牌，又是见习生，论资历低人一等，所以处处自己检点，不去注意和关心打牌输赢的事。 　　 我早晨起的很早，这是我在学徒时养成的习惯，起来就到体育场散散步，回来再吃早饭。下午银行打烊后还有一段空闲时间，晚饭后也是东逛西逛浪费掉了。遂川的街道是石子路，七高八低的，石板路又歪歪斜斜，不留心要绊脚或者踢痛脚，所以我们不愿在两檐相连的小街闲逛，更愿意去群山环抱的公路上徜徉，但也有缺点，汽车过后便黄尘滚滚。因此我们一般出东门，沿公路过大石桥，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走过茅舍走过竹林，我们领略农村风情，看看小村庄里干活的农妇，观察田间的庄稼，也别有一番乐趣。农家养着的黄犬黑犬看见我们生人就狂吠不止，好像侵犯了它的领地，有时它竟敢尾随而进，要驱逐我们远离其境方才罢休。有时我们散步时就会手拿一根棒头，它看到有备而来，只是虚张声势叫几声算了。我们一起散步的队伍有时人还很多，遂川电报局、邮政局的一些年轻人也参加，一起以游荡散步在乡间作为乐趣。此情此景宛在目前。 　　夜里同事们搓麻将我就看书看报或者看杂志，冷天坐在被窝里看书，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我在遂川订阅《新生》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文学》，银行也订了上海的报纸。我从《大公报》上看到范长江关于红军长征的通讯报道，知道了红军的动向，后来又知道红军到了陕北，真的很令人激动。 　　遂川毕竟是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小城，外面世界的大事传到小山城早已没了声息，银行的这些小职员像桃花源的隐民，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有时也会紧张一阵子。一次听说遂川东南方（一二区，离县城40里）有“匪情警报”，所谓“匪”，一可能是游击队，二是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三是结伙抢劫的。县长最怕“地方不靖”，县里没有军队，只有一个保安大队，靠着保安大队一百多人维持全县的治安，不得不提心吊胆。遂川县保安大队长是殷傑（杰），湖北人，倒也是个爱国军人，我们银行开业不久，他第一个来存了500元。后来我们熟了，他也成了常客，谈话也随便了，什么是他的前途，军人怎样去爱国，从不去想。他认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保护地方治安，就是他爱国的职责。我们经常听到县长和保安队长下乡去了，那肯定哪里发生了问题。遂川县长穆国琛后来调到宁冈做县长，遂川虽苦可比宁冈好多了，大概这位县长不讨熊式辉的好，把他调到宁冈做“剿匪”的苦差事，结果没多久把一条命送到那里，留下了三个老婆，三姨太还只有二十岁左右。 　　有一年大概1936年吧，倒是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中秋节。那天，当我们银行同事们会餐结束后，几个人乘着酒兴去逛商业区的小街，只见商店都已打烊，门口倒是灯火辉煌，室内划拳行令，声达户外，遂川居民也有供月的习惯，把桌子放在门外，摆上供品，点上香烛。夜已深，这时小街上已没有行人，格外清静，皓月当空，万里无云，月关掩映下，小街明暗分明，望远处群山黯淡，秋风袭来，身上竟已有凉意。“天阶夜色凉如水”，只有这时才体会出来。有几户人家在院子里“烧瓦片”，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风俗，很是新鲜。把瓦片叠成宝塔形，有二三尺高，中间是空的，放柴爿烧，烧到瓦片全红，烧红的瓦片发出融融火焰，能红几个钟头，望去像一座红宝塔在夜空中燃烧，堪称奇观。至于烧瓦片和中秋节有什么关系，到现在不知其所以。在另一家的院子里见到很多人围着，我们也挤了进去，只见月光下有两个姑娘相对坐着，中间放着一只沙盘，两人手端着丁字形的棍棒在沙盘上划着。我这个外乡人没有见过，问旁者，说是“向嫦娥娘娘问吉利”。这是女儿家的事不便多问，观看久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但她们哪里知道“嫦娥孤栖无谁邻”啊。此时月光更明亮似的，对面人的眉目也看得清楚，真是“月到中秋分外明”，有特别的感觉。夜深身凉，蟾宫中的嫦娥今天受着人间希望团圆的供品，可她自己却在冷宫中过着凄凉的生活。“碧海天空夜夜心”“天上人间何相似”。 　　 1937年的元旦春节我也是在遂川度过的，印象中没留下什么较深的痕迹了。只记得春节期间每家商店都来银行拜年，投送一张贺年片，而我们银行架子很大是不去还礼的。春节休息四天，同事们自己去找吃喝玩乐。我无处可去，因此对长长的节假日有点讨厌，唯一消遣的办法是“围炉清读”。实际遂川的冬天并不算太冷，冬天烧炭取暖，遂川木炭多而便宜，我尤其喜欢听周晋三先生炉边的“江湖奇闻”。 　　银行职员的膳费每人每月8元，工友每人4元，是由银行供给的。根据遂川的生活条件，鱼肉鸡蛋和蔬菜都很便宜，每月8元伙食费只吃了6元左右，结余的归自己。江西人喜欢吃辣，特别遂川临近湖南，地处多山，山多瘴气重，吃辣可以解散瘴气，少生疾病，所以每只菜都要放点辣椒末子。还有就是用一碟辣椒粉倒上酱油，不论鱼肉鸡都要拌来吃，那可真够辣。我看遂川人烧鱼，把鱼开膛去内脏，在水里粗略一洗，不刮鳞，血也不洗干净，就放到锅里油煎，也不放酒不放酱油，只用豆豉汁，再放一把干辣椒，就行了。我猜想辣椒所以当作主要作料，和江西长期缺盐也有一定关系。开始我是不敢尝的，慢慢地我也能尝一点，到后来觉得放一点辣口味就要好一些。几位同事每餐还要喝点白干，我是烟酒都不沾的。 　　 银行的工资待遇也不算太高，如王名宽、张林如每月工资是40元，曾恹麟28元，周晋三20元，我18元。但到年终有红利可分，各行各处不一样，看赚钱多少决定红利分配。待遇虽是一般，但比在“增裕新”做学徒做店员要好多了。 　　 我在遂川有一个时期热衷于照相，去买了柯达照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年遂川稀有的下雪，我从宿舍望塔楼上居高临下拍了许多雪景照片。可惜这些照片和我的书籍都是一样的命运。我还迷上了集邮，每逢发行新邮票我总要去买了来，还向上海集邮社邮购，千方百计收寻，到了解放时也有厚厚的一本，后来孩子大了，他们也搞集邮，东拖西拖，无形失散。

原文1983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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