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裕华银行的末路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我们早已习惯了看报纸新闻的方法，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报纸上总是“战略撤退”或“转移阵地”。1948年上海各界民众发起“发迫害、反饥饿、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爱国运动，游行队伍一批批冲向外滩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在外滩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大楼都被示威人群用柏油刷上“打倒官僚资本”打倒豪门资本“的标语。 　　1949年1月华北全境解放，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国民党政府从军事上的总崩溃到经济上的总崩溃，看来到政治上的总崩溃也不会远了。山西裕华银行总经理武渭清率领几个副经理、襄理分赴福州、厦门、广州以及台湾等地考察，筹划撤退打算，准备在那里开设分行作为退路。1949年3月，经理武渭清从厦门考察回来，即向全体职工宣布：山西裕华银行在“币制改革”中，根据政府限令，已将银行所有黄金售给中央银行，所得金圆券除一部分作费用开支外，其余之款因金圆券贬值而化为乌有，因此银行难以为继。随着老本吃光，工资也难以发放。武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宣布停业，解散职工，每人发3个月工资作遣散费；其二，如果大家不同意，那就维持到剩余款项吃完为止，但从现在起，每人每月只发一半工资。 　　 武渭清的意见当然和那些高级职员商量过，他们知道老板不会丢弃他们，甚至已为他们做好了安排，遣散的办法对他们没有影响，只是针对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进入银行的一批江浙籍的员工，解决了他们，剩下的人员就好办。当时和经理襄理有关系的职员都不表示意见，只有我们这批在上海进入银行的同事们坚决反对，大家反对遣散，要吃苦大家一起吃苦。武渭清召集了几次会议讲话，但是大家坚持，没有一个人要走。 　　后来在高级职员中也出现不同意见，并透露出孔祥熙从美国汇来1万英镑的事实。原来裕华银行因为售出黄金而金圆券贬值，确实遇到困难，于是武渭清打电报给孔老板，孔老板从中国银行汇来了1万英镑，作为裕华银行的维持费用。当时1英镑合美金4元。武渭清收到这1万英镑后也没有与董事会总稽核杨子厚、总秘书戎叶侯商量，自作主张把1万英镑换成美钞，除留小部分作为上海行日常开支，其余大部美钞由几个亲信副理襄理带到福州厦门台湾去了。同事们得知此事后群情大哗，大家纷纷指责武渭清，要他公布孔祥熙汇款事实的经过始末。在群众的压力下，武不得不把孔祥熙汇来1万英镑的电报信件公诸于众，承认已将大部分英镑外汇转移至福州、厦门。上海所存美钞只够维持全行职工半年薪给，因此想出办法，每人发3个月遣散费，遣散大部分职工，其余人员撤退至厦门台湾。而孔祥熙在电报上说明1万英镑是作为银行开支、维持的费用。大家听后更是气愤，除了表示不愿遣散，还提出要求，调回被武带走的外汇，共同维持山西裕华银行的残局。群众的意见得到董事会总秘书戎叶侯的支持。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解放在即。武渭清从厦门回来原计划是处理完上海事务后就走，没想到由于大家要他把外汇追回才能走，追回之前不同意他离开上海，最后虽然带走的大部分外汇没有追回，但武渭清终究被困在上海，做了人民的俘虏。 　　 　　余姚城南石板桥新居 　　 　　我从1947年2月进入山西裕华银行工作后，家里的事都由翠华一个人去管了，一切都丢给了翠华。我在上海交清房价款之后，翠华接收了余姚城南江南施家的房子。我从余姚来信得知翠华整修房子的辛苦，从江北的家迁居到祠堂旧居的结束，翠华整整忙了二三个月。1947年夏天我请假回到江南新居，母亲弟妹和翠华孩子都住在一起，一家团叙我感到无限欣慰。当我走进家门，见到屋子的外天井和和里天井都打扫得清清爽爽，走进堂屋，里面东西不多，但布置得很整洁，中间是长案台，两旁是搁几，中间一张八仙桌，四把太师椅，旁边一张红漆小桌是孩子们吃饭的。堂屋东面是翠华的房间，放着两张床，都是乡间最简单的椅子床，一张是翠华的，另一张是两个孩子的床，还新买了棕棚。靠窗子放着一张黑色的有抽斗的方桌和四只黑凳。这些床、黑台子、方凳子现在都还在用，椅子床只剩一张我睡着，黑方台成了厨房的操作台，四只凳子厌其多余了。这间房分隔有后间，装上了隔离的板壁和门，进门，在北窗边放了一张床和一张三斗书桌，夏天睡午觉凉爽宜人，北窗正对着龙泉山，风景很佳。我在回家的日子里就在这北面后间休息。堂屋的西面房间内也是两张床，一张大床是母亲和妹妹，另一张是弟弟睡的。在天井最西面还有朝东的一小间，由翠华父亲或客人来住宿，隔出的后面半间堆放杂物粮食等。天井里放着不少缸和甏，大小各式俱全，我想这须要再加整理，可以种点花，美化环境。 　　我回到家里，兔兎蛟蛟小园都很高心，因为我带来不少孩子喜欢吃的东西，有糖果奶粉，这一次我还买好几听①冰淇淋粉，5磅一听，大概3块银元可以买两听，是甜的，开水冲了就可以喝了。那天蛟儿太高兴，早晨起来与姐姐在天井里玩跳，一不小心在天井石板上摔了一跤，一块石头的角撞在眉间，血流如注。翠华和我急忙把他送惠民医院。这所医院是教会办的，看病的医生是一位外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态度很好，说“不要紧，不要紧！”清洗了伤口敷上药吃点消炎片，一个星期就好了。幸好没有撞到眼球，只是留下的疤永远做着纪念似的。小园鼻子上也有一个疤，是在重庆刚会走路时，每次吃饭都要自己吃，还要捧着碗走来走去，“啪嗒”一跤，手里捧着的碗不放，破碗口割到鼻子，所以有横的一条疤。 　　我们住到南门后，原来租住的北门房子我就让给了陆景春家居住，陆景春的妹妹经常与房东吵闹，那房东是余姚当地的地头蛇，很厉害，但是陆的妹妹也不示弱，吵起来也不肯吃亏，正是棋逢对手。那房东还买通了余姚一家报馆恶意中伤，但也没捞到什么便宜。我一回余姚，那房东就来找我，因为房子是我让给陆家住的，我完全是朋友交情，不收房租，我已经给了房东一年的房租，只住了半年，要陆家搬走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不理睬她，在后房间假装睡觉。 　　母亲死后，我又担心翠华带着4个孩子留在余姚，真是放心不下。我和翠华商量，请她父亲到余姚来住，照顾照顾这个家。翠华还有一个侄子，因为母亲早亡，父亲在外做工家里没有人，势必同来，那我家里就多了一个小辈。我的想法只要相安，孩子之间不吵，多负担一个也无所谓。我离家之后，翠华就照此做了。 　　我仍由宁波坐轮船于次日黎明回到上海，随身带着一只旅行袋，里面是一件新的皮袍子，准备天冷穿的。我从十六铺来到南京路外滩，想乘九江路有轨电车回宿舍，等了许多时候还是没有车来，我放下旅行袋眼睛望着前方，只有两三分钟时间回过头来，一只旅行袋不见了。那时候南京路外滩没有绿化地带，也没有防水堤岸，也没有单行车道，空地上到处堆着木箱，只见一个人在寒风中围着围巾好像在看管着箱子，其他没有人了。虽然此人可疑但又没有证据。我只好到五马路外滩派出所报案，但是也只是敷衍了一下，不会认真去查。我想到同事朱军，他认得的人多，三教九流有点路道，但他正碰到家庭纠纷，也没有心思去跑这件事。我只好自认晦气。 　　1948年春节我还是请假回到余姚家里，同翠华和孩子们一起度过春节。虽然我离家时间不长，但想到母亲新亡，不回去翠华和孩子们更寂寞，回家时我带去孩子们喜欢的糖果。这年春节正逢胡祥聪也回去了，他是1947年由老丈人介绍进了中国银行的，工作地点就在汉口路我们裕华银行的隔壁。回上海时我们同一辆车到杭州，又同一次列车到上海。不过我在徐家汇车站就下车了。 　　以后又回过几次余姚的家，具体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一次我是和陆景春同回余姚的。1949年春节没有回家，除夕我在南市朱军家里过的，他父亲是开店的，在那里住了一夜。翠华来信已经怀孕了，但仍在操劳一家之事。3月里我第4个孩子诞生了，我从风声鹤唳人心恐慌的上海赶回余姚，还带了一只照相机，可惜我的摄影技术一直没有长进，实在推板，拍了一些无法显影的照片，都不满意。第4个孩子是属牛的，就叫他“小牛”，长得胖胖的，是个大块头。翠华对我有气，家里一大群孩子，内内外外一个人调理，我一点不管，心里虽然抱歉，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在家里住了10天，因为时局紧张，解放军虽未过江，但谣言很多，我又匆匆赶回上海。 　　① 英语tin音译，马口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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