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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胡守礼先生

写出来的过去才是历史

刘善龄

  写出来的过去才是历史
  
  在一个年轻人都在说成名要早、老人一个比一个不肯服老的社会,在一个书还没有脱稿,写的编的卖的都已忙着吆喝的书市,突然遇到这样一个写书人和这样一本书:这是一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写书人;他叫胡守礼,退休前是银行普通的职员,连儿女都认为他与写书无缘,但他却在古稀之年写出了一本在我看来可以传之久远的书。这本书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人生,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凡常人的生活无所不涉。这本书名为《雪泥偶留》,顾名思义,就是作者人生旅途中留下的深浅脚印。
  读《雪泥偶记》犹如在显微镜下观察民国社会“历史切片”。余姚乡下族亲和姻亲血脉相连交织成的农村宗法制的落日余晖;从曹家渡镇一家烟纸店四处辐写出摩登上海商业的繁华;由江西裕民银行的总行、分行和办事处结织成的金融网络图,既能看民国时期银行业的内幕,亦能了解旧中国金融运作。专攻金融银行史的朋友顺着他的脚印发现了近代金融的重要现象和事件,而一个关注社会史的人也可以在他踩过的雪泥鸿爪中发现社会转型的印记,可以观察到一个农家子弟是如何被裹挟融入到工商文明的潮流、在都市生活的环境里谋生,成为现代银行职员的历史,用网络作家“十年砍柴”的话来说叫做“一个余姚青年的上海梦”,他的书就是一部当年闯进上海谋生的乡下少年奋斗历程的原生态记录,
  我和守礼伯伯的哲嗣正豪是中学同学,他的家离我们就读的中学很近,五十年前我就曾去造访。读《雪泥偶记》我最感兴趣上海静安寺、曹家渡、西摩路的旧闻轶事。1949年5月25日凌晨陕西北路上的战事,除了守礼伯伯的叙述不知还有谁曾记录,下次回母校一定记得捎上《雪泥偶留》,让学历史的孩子念念发生在西摩路上的故事。静安寺庙是我儿时常去的地方,庙东首从前叫庙弄,是一条新式里弄,已经拆除多年,但胡伯伯二十年代初涉上海,那条弄堂还是石库门房子,叫“泰利巷”,住在静安寺附近七八十岁的老人,恐怕没有几人知晓,更不用说弄堂里那家守礼伯伯当学徒的“施瑞盛铜铁机器号”,但“施瑞盛”当年老申报上都能查得到。 “海上浮沉”、“上海风云”这两章,上海人读自然有一种亲近感。
  《雪泥偶留》,从民国初年写到新中国成立,时间跨越近四十年;从余姚城外二十里的胡家村写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再从江西写到重庆,空间覆盖了六七个省十余处的大城小镇;书里写乡党族亲,乡下教员和大学教授,烟纸店的伙计和老板,银行的职员和经理,不同的社会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多至二百八十余。守礼伯伯是个叙事绘人高手,繁复的事件众多的人物,在他笔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交代得明明白白。作者擅于写景状物,描写童年用“麻栗田鸡”钓“毛脚蟹”,大潮来时张网捕鱼,石缝洞里钓鳗,写得活泼有趣;叙述相依十二年的父亲不知停歇一生操劳,写仰人鼻息抛下亲骨肉当奶妈的母亲辛酸无奈,一曲《哀我父词》更是饱含深情。守礼伯伯正是遗传父母不向命运妥协的倔强性格,才能有他一生的成绩。书中描写的烟纸店老板朱鹤云、泰和分行经理包旭初也都入木三分,呼之欲出。人物有主次事件有大小,写书人像拍电影,在远景中景不时切换,叙述和妻子翠华初次见面,公交车上与读《新生》青年偶遇之类,则是用特写展现细节。好的传记也是好的文学,守礼伯伯的书自然不能与文学大家相比,写自传他能讲究文学技巧,叙事平和褒贬公允,若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考量更加难能可贵。
  真实是自传的前提。《雪泥偶留》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资讯获取的环境远不如今天,但我用最新电子文献数据库一一核对,往往验证了老人三十年前所记准确无误:如以“胡杏记”为关键词在《申报》数据库搜出的两条记载,不仅证明守礼伯伯关于梅山殿胡姓之“杏记”在上海有产业,而且证实他关于杏记败落说法不虚。“初涉上海”一节记一九二六年正月二十日,他由堂表弟带领,从马渚上火车到宁波动身去上海。查当日《申报》恰有新江天轮从宁波出发的信息,这正是守礼伯伯次日所乘抵沪的那艘船。教育家以为真正有效的教学是经久不衰保持在脑海中的内容,守礼伯伯古稀之年回忆民国小学课堂里学到三首歌曲,其中说到二三年级,学校来了个宁波人“胖子先生”,他教学生唱《杨子江》,歌词慷慨激昂: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老人不仅能将歌词复原,还记下宁波人把“长”读作“强”,胖先生唱起来“强强强,亚洲第一大水,杨子江”,学生们听了都要笑,这段描写惟妙惟肖。我原怀疑“杨”是否为“扬”的笔误,后来发现这首歌最初发表在一九零三年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时,就是记作“杨子江”,守礼伯伯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歌词,就连“杨”字写得也和当年一模一样。《雪泥偶留》中能以文献相佐证且以查实处,整理者都在注释中做了说明,这里毋庸赘言。
  我对民国时代浙东农民的印象,一直被定格在鲁迅的小说里面。但是历史不同与小说。守礼伯伯告诉你一个现实中的闰土。鲁迅回乡与儿时玩伙重逢那年,叫名八岁的胡世敬(作者原名)已在九功寺小学读书,世敬和少年闰土一般活泼顽皮,但“故乡”有了火车,宁波有了通往上海的轮船,读完初小又念过半年《幼学琼林》,胡世敬终于走出“故乡”,有了比农村更广阔的天地。三十年代上海已进入商业的摩登时代,经济需求是人才培养的最好学校:商店需要提高店员的业务,社会也为培养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提供支持,这些都为守礼伯伯这样积极进取的青年打开了晋升的方便之门。考入银行之后,世敬又给自己取了个新的名字“守礼”,似乎寓意着他给自己找到一条不同于世代祖先的路径。从“故乡”走出来的守礼伯伯于是有着和闰土全然不一样的人生。他为我们揭示出像闰土那样的农民融入现代商业经济的路径[删“他告诉后人....路径”,改];现代报刊、职业教育给普罗大众带来的知识道德的影响;以及这背后蕴藏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引领。
  守礼伯伯曾在五六个城市生活,每到一处他对当地名胜古迹地方特产民间习俗流行时尚也都作过细心考察,书里记录民国初余姚乡下的迎神赛会,上海烟纸店一岁中香烛生意盛衰,临时省会泰和的繁忙,蒋经国经营下赣州风尚,以及抗战陪都重庆银行职员的业余生活,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乡土资料。即便看似琐碎的衣食住行的点滴记录,却也是探究城市史、风俗史的难得的信息:烟纸店早餐吃泡饭,粥菜是酱园买的萝卜干、油氽黄豆和腐乳;中餐晚餐七个人吃一碗粉皮烧鱼二碗青菜;店伙计吃包饭作,中晚两餐二荤二素一汤,荤菜是白米虾,青川鱼,汤有时用豆渣圆子代替鱼圆肉圆。银行是铁饭碗,职员每人每月伙食费八元,遂川物价便宜,只吃六元就已经不错。山西裕华银行同业中伙食最好,早餐馒头稀饭,四只粥菜,中餐晚餐六菜一汤,冷天一只大火锅,米饭外还有馒头面条和烙饼。此外书中还记载不同年代服饰变化,各地的人力车特色:贵州黄包车夫穿长衫抽鸦片,重庆黄包车夫最辛苦,上海黄包车夫不识路。这些生活的细节为我们了解民国社会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成功在于细节,天才出之专注”,守礼伯伯虚心向身边的人学习,烟纸店顾客,银行储户都有他的老师,圣约翰和浙江大学的先生都曾给过他指教。他先后进过业余商业通问班,短期银行训练班。他常年订阅《生活》周刊《新生》等许多杂志,也是《申报》《大公报》副刊的忠实粉丝。守礼伯伯二十岁那年,圣约翰附中一位教国文的朱老师曾经评价他的作文说,现在高中学生的程度不过如此。民国的高中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圣约翰附中就是进圣约翰大学前阶,那里不乏成绩拔尖的学霸,吟诗作文更是出身书香门第人从小的童子功。守礼伯伯作文能有当时高中程度,也就不是一般水平。如果圣约翰教国文的朱老师现在审读《雪泥偶留》,不知会作如何评价,但文章不以文凭辨高下这个观点无论何时都是不会变的。
  守礼伯伯对所见,所闻,所至,都有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这些日积月累的观察思考又曾以日记笔记形式付诸于文字,虽然这些文字大多毁于战乱,但在作者晚年写回忆录时都被奇迹般地召回。在文学的田园里同样没有王者之路,初小毕业的胡守礼亦有属于自己的第二故乡,有着他的一片精神家园。用他自己话说“随着我的人生积累沉淀,(书)已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 “鸟过留声人留迹”“学效时尚诉生平” ,守礼伯伯写这本回忆录就好像是重返他的第二故乡。沉浸在回忆中时,他犹如见过父母,拜过师长,会过朋友,与曾经交往过的形形色色人重逢,和他们谈心,听他们诉说,也向从前的自我,倾吐藏之已久的喜怒哀乐。一路写来守礼伯伯感到的是从未有过的自由,写完之后守礼先生得到的是尽情的释放。历史是通过回忆被认识,历史回忆是某种精神上的能动性。一个人的经历只有通过回忆——这一洗旧翻新和充满创造的精神的过程,才能变成有着内在联系和灵魂的历史。守礼伯伯古稀之年写作这本回忆,就是在做这个洗新翻旧的创造,而过去的事情也只有写出来才是历史。
  当然,这种洗新翻旧的历史写作难免囿于时代背景,受到利益、认知、心理甚至生理上的(例如记忆力)的局限。举例来说,守礼伯伯对自己曾经少报年龄和改名一事,在他的1955年思想汇报(家属新近发现)中有过说明和检讨。他解释说,学徒时期因为个子长得矮小而感到自卑,只得少报年龄以免别人的嘲笑,以致一直沿袭到解放以后。此外在1934年报考生活书店时怀着“新生”希望,为表示脱离苦海而将自己的名字从“世敬”改为“守礼”。可是他在回忆录中对此都没有提及,更不用说对为何选择“守礼”两字作为名字进行解释了。按理说,故乡余姚自古文脉深厚,守礼伯伯在书中多次提及阳明先生的思想事迹,对儒学“守礼”的遗训自然有所领会。不过守礼伯伯改名的1934年,恰逢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而“守礼”又恰恰位列其倡导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首;更何况,无论是蒋公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儒家礼教、阳明学说,在1949年后都已成为彻底批判的对象。回忆录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极“左”阴霾难以散尽,一般人均心有余悸,作者在回忆中回避这个话题,似在情理之中。守礼伯伯在回忆日常生活方面朴素真实,但在涉及个别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些地方,仍有现成结论似曾相识的影子,这究竟是他当时的觉悟还是日后接受思想改造后才形成的思维定势,读者自可存疑。
  我们,如今逐渐迈入了古稀之年的这一代的父辈祖辈,大多出生或在辛亥前,或在民国初,1949年鼎革时大致在而立与不惑之间,前半生的这段经历,每逢运动他们都必须向组织交代,但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的上辈,很少把过去的经历告诉自己的子女。只向组织交代却不与家人谈及个人的历史,曾经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我知道的一位三八年入党的老作家位居要职,但在他上百万字著作中竟然没有一篇自己的历史回忆,也不曾对儿女交代过家族的历史。历史是民族的心灵,没有历史老人犹如儿童,没有家族史的记忆,传承家风从何谈起?守礼伯伯束之高阁的回忆录得以保存和出版,不只是胡氏一门的幸事,也给后人保留了他们那一代的记忆。八十年前守礼伯伯就是开明书店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忠实读者,八十年后,开明出版社慧眼识珠出版了守礼伯伯的回忆录。《雪泥偶留》未必能够畅销一时,但我相信这种有史料价值的书定会长销不衰。
  
  
  
  
  
  刘善龄
   2017年2月于上海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 2017年2月 发表于《雪泥偶留》序言之三  浏览: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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