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 训 　　 　　1934年12月中旬，江西裕民银行训练班正式开学，全班40人。开学第一天，银行董事会的董监事和总行行长以及高级职员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开学典礼，董事长、正副行长以及董监事都讲了话，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勉励大家为社会服务。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姓欧阳的董事，讲“教学做合一”，教中学，学了做，做中学。这和陶行知先生的观点吻合的。 　　 江西裕民银行是官商合股经营，股本各为五十万元。董事长由财政厅长吴健陶兼任，正行长廖国仁（官股）副行长潜玉斋（商股）。据说裕民银行中，重要业务人员和各分支行的行长，都是潜副行长的人，多是靖安奉新帮。 　　训练班课程有“银行学”“仓库学”“商业簿记银行簿记”“金融市场”“商业英文”以及珠算和国文。教“簿记”的老师是江西公路处的会计师，一位留美的先生；“金融市场”是熊菊龄老师；“商业英文”由中国农民银行秘书股长授课。其余由总行各股负责人轮流上课。国文多选自《银行周报》李权时的评论文章，由总行文书股长教授，“珠算”是会计股长张仲卿教的。训练班主任李实甫先生担任的课最多，如“银行学”“仓库学”等。 　　训练班上午授课，下午实习，晚上继续上课，规定了作息时间。第一天下午实习，是由李老师亲自领着大家去的，大家心里都很紧张，不知到了行里能做点啥事情。到了总行，我们被安排在营业股、会计股、出纳股、文书股实习。李老师把几个字写得好的同学分到文书股，像范大钧、吴自权、潘剑直的字都是呱呱叫的，我们其他人到各股只是送送传票，看看点钞。到了晚上大家汇报情况，七嘴八舌，李老师总结，说是总行对大家印象很好，特别文书股对实习同学的字大为称赞。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银行练习生的生活。 　　在所有课程中，大家对“簿记”最为看重，因为今后大量的银行工作都和会计簿记有着密切的联系，“借贷管理”也是大家注重的，徐老师教得也很卖力，布置了大量的实习题，我们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实习题上了。熊老师的“金融市场”很精彩，听得很有趣味，因为都是我初次听到。从自给自足自产自销到商品交换产生货币，从典当、山西票号、钱庄到现代化银行，从银楼、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到纱布交易所、粮食交易所，各行各业公会的产生运作，也教会大家怎样读报纸上的经济新闻，从理论上明确货币和信用的关系等等。“银行学”也是重点，从理论上懂得银行的的作用，至于“仓库学”只是了解而已。 　　我最担心的是“商业英文”，老师还教得特别卖力，我就怕赶不上怎么办。我写信给张慕良，张君回信叫我不要担心，说“船到桥头自会直”，我心想，这怎么个直法？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到世界书局买了一本《英汉标准字典》，我只有用硬译的办法了解课文的内容。 　　我从1935年起到退休，我做了半个世纪的银行工作，却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商业英文”，当时郭德亮和项斯的英文基础较好，学得很认真，每天早晨起来朗读，以后的工作中，估计他们也没多少时间接触英文。 　　在总行实习中，我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点票子。江西裕民银行虽为官商合办，但在省内外均以省银行为法定地位，虽省银行不能发行一元券，但有辅币发行权。当时江西还有一家“江西建设银行”，属建设厅办，另一家“南昌市银行”为市政府办。江西裕民银行发行辅币有五角二角一角券，还有一百枚五十枚十枚铜元券。五角二角一角在全省流通，由于江西湖南两省商业往来关系密切，江西商人到湖南采购货物都带“五角券”，所以在湖南也可流通使用，并委托当地钱庄，因此信誉很好。当各地收兑积有一定数量，就由总行派汽车运回钞票，一个月两次。钞票运到，我们几十个人忙着清点，还要分地区，如吉安、抚州、宜春、九江、南昌等等，每十张一叠，每十叠50元，每捆为250元，成捆钞票贴上封签，盖上清点人图章。这是我的图章第一次使用在工作上。 　　江西裕民银行的业务主要靠省级机关学校团体和工商业者的存款，私人存款储蓄很有限。当时南昌有上海银行和新华银行，他们专门吸收私人的储蓄存款，此外还有放款、信用放款、抵押放款，还有押汇、期票、买汇等信托业务和仓库运输等等。但是最赚钱的还是发行钞票，裕民银行的五角券是大东书局印的，钞票发得越多越赚钱。 　　我们在清点时为什么要分地区，我们搞不懂，只感觉增加手续，工作效率还低，点数时一捆票子又要点数又要分地区，很容易出差错。后来才知道这里自有道理。 　　钞票分出地区，那地名即代表各分行，是各分行根据自己的业务发出去的，发得多这笔资金可以充分运用，总行收回来之后，根据我们的统计数，要付各分行的账，减少发行资金运用。在几个分行中要算吉安分行发行的五角券最多，因为吉安地处赣西，与湖南湘东各县接壤，历史沿革习惯相互商贾往来频繁，因此吉安分行发行的五角券流到湖南最多。 　　中国是一个军阀封建割据的国家，在货币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蒋介石有他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这两个银行的钞票虽是全国发行，但实际流通的也就江浙皖赣几省，出了那几个省就不那么吃香了。特别是中国农民银行原为四省农民银行，是蒋介石私人的，因“剿匪”而发财，大家见到它就讨厌，在江西也不受欢迎。那时各省都印发自己地方银行的票，好像清朝时期一样，各省都有自己的造币厂铸造龙洋。表面上各省都拥护中央，实际上都在拆蒋介石的台脚，各省专门收兑中中交农四行的钞票，然后解进各行的往来账户，换发自己印的钞票，这样地方银行可以增加发行，而四行的钞票一发出马上被回笼。当时只有中国银行的票子，在中国老百姓印象中还有一定威信。 　　1938年2月，浙江大学迁来江西泰和以后，一次我在银行恰好见到有荘泽定 博士的一张400元法币的汇款。曾经有一个时期，荘先生在国外给《生活》周刊撰写“国外通讯”，我当然是很尊敬他的，于是为了免得他到银行来领，我就把中国农民银行的新钞票给他送去。他看到后说，我最近要去他省，请你给我中国银行的钞票。我只能回银行换了再给他送去。 　　在江西除了发行的票子之外，大量流通的是银元，种类之多可以开个银元展览会。在我后来的业务中，接触到的银元单就龙洋一种，就有大龙小龙，有光绪宣统，各省都有自己铸造的龙洋，成色不一，劣币也最多。民国之后，人头洋各省也都自铸，有大头小头，有黎元洪、袁世凯、孙中山等。中国是个殖民地，因此流进来的外国银元也是花色繁多，如日本的菊花洋、菲律宾的站人洋，墨西哥各种鹰洋，此外高丽、安南、暹罗、缅甸、印度，以及美国花旗、大英帝国铸造的银元。 　　不过这些银元流到江西吉安就都变成“烂洋”了。什么是“烂洋”？“烂洋”就是在银元上敲一个硬印，硬印一多，一块好的银元就成凹凸驼背的银元了。那为什么要敲上硬印呢？原来银元有真有假，有成色好的有成色差的，商店为了表示自己的信誉，在找出去或者付给人家的银元上敲一个硬印以示负责，如有受着发现某一银元有哑版假版或者成色不足，凭银元上的硬印即可调换。我在“增裕新”学生意时，对兑出去的银元也打过硬印，后来改为橡皮软印（用青靛色）。但在吉安地方，大小商店凡银元过手都要敲上硬印，一块银元硬印越多，质量越没有问题，大家都愿意接受使用。因此一块好银元最后被打的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好银元最后都变成了“烂洋”。 　　在吉安大家都使用“烂洋”，不过到了其他地区“烂洋”是要贴水的。在吉安一元“烂洋”作一元价值使用，不要贴水，因此劣币驱逐了良币，各地的“烂洋”都流向了吉安。由于这个缘故，江西裕民银行吉安分行发行的有“吉安”地名的五角票只能兑换“烂洋”，如果在南昌使用买东西，就要多付十分之一的贴水。 　　我们在读书实习阶段，除由银行供给伙食外，每月另发4元津贴，此外没有其他福利了，看病吃药要自己掏钱，如果生病只好硬挺。银行小职员也是如此，我们点钞票的出纳股有一个小职员，在兑换处工作，据说有肺病，他既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照常工作，不敢请假。肺病在当时是富贵病，医药费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好在我实习工作中没有生过大病，否则真是一个大问题，说不定就只能回老家了。解放后生病有劳保有公费，请病假还照拿工资，这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有一次项斯得了脚肿病，小腿也肿起来了，有同学说要赶快看，肿到大腿影响心脏就不好了。我和郭德亮君陪着他到豫章医院，配了一点药花去一元多。这样贵的医药费，大家都很急，有的说赤豆煮汤吃了消肿，我就到处去买没买到。同学们大发议论，沈一展说这社会不公道，穷人生病死路一条！还好，项君的肿不久就消退了，躲过一劫。 　　我们上海来的16个人大家都很团结，几个人相互谈得来就更接近一些，我和郭德亮、项斯最好，范大钧、徐义衍、蒋季铭和沈伟、潘剑直抱在一起，沈一展和丁荣钏、季月华等谈得来，这从饭后大家结伙逛马路就看出来。范大钧这人很能干，既有组织能力又有雄辩口才，写东西很快，思想也进步。他是在上海正始中学读的高中，他的亲戚张啸林是上海滩闻人。在我们训练班，范大钧考试是第一名，李老师就把他带到贵溪作为助手，大概不到一年就到上海通商银行做高级职员了，1938年又担任总行派驻宁波分行的稽核了。范大钧有背景，也确实有本事，所以爬得很快。后来听说走的路不正，结局不大好。究竟如何也没人说得清楚，我也没有从中国通商银行老人那里去打听。徐义衍很热情，也很能干，口才也不错，但遇事沉不住气，容易冲动，解放后去北京学习过，后来在武汉分行银行学校里教书，很有成绩。 　　范大钧很想干点事情，他提出要为训练班办一个刊物，其实我们训练班也就几个月时间，毕业后又各奔前程。大家讨论范大钧的意见时也没有人反对，因为大家摸到他的脾气，对别人的不同意见，他是不怎么欢迎的。后来讨论刊物的名称，意见就分歧了，我提议叫“裕声”吧，“裕”代表我们的银行，代表我们训练班，“声”就是我们大家的声音，虽然微不足道，但能发出声来总是好的，结果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但是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得到“声音”了，大概要发发声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训练班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除了工作学习时间很少有其他活动，大家就要求银行方面买一只篮球，早晚好活动活动。部分同学尤其是武汉来的4位同学还有一定的篮球基础，因此还组织了一支篮球队，与外面的机关学校友谊比赛。因为有点水平，篮球队在南昌竟打出了一点小名气。总行看到训练班的篮球队竟能为总行挣点面子，也就积极支持，而篮球队每次与南昌其他十几家银行球队比赛，也总是赢的。有时在上课或实习，遇到有球赛，就让路，我们不打球的，就去做啦啦队。 　　在南昌度过了1935的元旦春节，除夕裕民银行设酒筵招待全体职工，我们也沾了光，大家脸孔喝得红红的兴致很高。酒筵后去看电影，在阳明路上一座很大的房子里，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也忘了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只是朦胧有同学回来在讨论电影内容的印象。训练班开了春节茶话会。每人出一份买了瓜子花生糖果之类，泡了茶，大家围坐一圈。每人都要讲一个故事或者笑话，自己讲过什么，别人讲点什么，早已被风刮的烟消云散。记得文炳给汇来10块钱，算是朱鹤云给我一年的酬劳，想想很气，我不想收，在文炳劝说下我收下了。 　　春天，杜重远先生来了，这消息像春风吹遍了我们喜悦的脸上，我们离开上海到南昌已经有几个月，杜先生还没来过。杜先生来到我们楼上宿舍，看每个人的床铺，他走到左首房间坐在床铺上和大家谈话，他看到吴自权，知道他的字写得好，又是我们16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杜先生问得很仔细，生活是否习惯，读点什么书，实习些什么。他说因为筹备“光大瓷业公司”，工作很忙，只在上海九江之间来来去去，没有到南昌来看你们。他说今后还要建立江西陶业管理局，准备招40名青年，程度要高一点，为发展瓷业培养人才。杜先生随后为大家做了报告，讲日本金融家安田善次郎的故事。他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年轻时安田善次郎从农村漂流到江户，发奋自学努力前行，终于创立了伟大的事业，办了三井三菱许多银行，成为有名的银行家。杜先生不用讲稿，娓娓而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杜先生最后勉励我们勤奋学习努力前进，做一番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我们毕业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毕业特刊，杜先生为我们写了文章，还为毕业特刊题词“如切如磋”四个大字。 　　在训练班期间，我除了上课学习之外，也订了《中学生》、《新生》周刊、《世界知识》和《读书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几种杂志，总行也照顾我们，订了好几种上海出版发行的报纸，只是要迟几天才能看到。所以我们的文化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当时赣南的红军主力已经离开江西，掩护主力长征的赣东北红军在怀玉山被中央军包围，方志敏不幸被俘，蒋军赵观涛部用铁甲车押解方志敏来南昌，已经上了脚镣手铐，还用木笼子关着，在民德路省公安局外示众。江西同学对方志敏很熟悉，说他在省二中读过书，精明能干，有一部分上海同学都去看了，我没有去，怕看了心里会难过。1935年三四月间，留在赣南的瞿秋白被俘，6月他在长汀遇害。此时在华北，日本侵略者也步步紧逼，紧张的局势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结束了半年的读书和实习生涯。 　　 　　分 飞 　　 　　“光阴如剑，日月如梭”，这两句词小时作文常用的。我们训练班学习业已半年，所有银行的基础课都按计划教完，不过教到后来，老师不是开快车而是开飞机准时到终点的。最后还有省金库库长补上财政金库预算收入支出的一课。原来江西省财政厅要求在下半年在十几个县要成立分金库，我们这些人分配出去都要兼做金库的事情，因此其他课程都要赶着结束。省金库张库长给我们讲了财政收支的账务处理，张库长是靖安人，说的话很不好懂，比如“转账”，我们听来是“断打”，教的东西往往要打个七折八折。训练班主任李实甫先生是最幸苦的老师，到后来许多课都有他一个人包了下来。他对我们学员总是和颜悦色，从不责怪哪一个同学，所以大家相处得特别好。 　　为了纪念我们江西裕民银行第一届训练班的学习，同学们编了一本16开本的纪念特刊，范大钧出了大力，杜重远先生为特刊题了词。特刊有银行董事长和正副行长的大幅照片，一人占一页，老师们是四寸照，一页四张，我们同学是两寸照片，均制成铜板精印。同学们都写了文章，有杂感、散文、诗歌，我也写了关于训练班优缺点的议论。特刊有大东书局印制，每人两本留念，我一本寄给了好友章文炳，自己留存一本在30年后的文革动乱中弃失。 　　近年，为了想写纪念杜重远先生的文章，想在这本特刊里找些材料（特刊有一篇杜先生演讲记录），向各位老友探问寻觅，奈何都因“八年离乱”“十年浩劫”的灾难，踪影全无。 　　毕业考试公布成绩，范大钧第一名，郭德亮第二名，我是第是十一名，其余同学都不记得了。毕业分配名单公布，我被分配去遂川，一个苦地方，离南昌又远。范大钧去了贵溪，训练班结束后李实甫老师发表为贵溪办事处主任，所以把范大钧带走了。其他同学，玉山张育中、余江吴自权、乐平邹钟秀、金溪潘剑直、崇仁沈一展、临川吴宝成、南城汤桂林、丰城蒋季铭、吉安土希伯、高安季月华、宜春何承伯、萍乡陈祖麟、九江赵家铸，还有赣州王玉麟、沈伟，郭德亮、项斯、徐义衍、丁宝钏等四人留南昌总行。从分配名单上看，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在浙赣线上，回家都很方便，惟有我被分到又远又苦的地方，想想有点悲伤，特别是与郭、项二君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半年相叙，弥足珍贵，而今劳燕分飞，不胜惜别。 　　总行发表江西金库遂川分金库主任苏乃荣，特介绍与我相见。听苏主任说话口气，是个吃公事饭见过世面的老手，在官场中有一套应付处事的经验。同去遂川的还有一位南昌第二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胡家骆。 　　我随身带着两件行李，一只箱子一个铺盖前往遂川。上海带来的南昌积攥的书籍杂志，还有训练班六七本厚厚的讲义，足足装满一篮，寄存于留在总行的项斯兄处。不料后来郭、项二君均调离南昌，日寇入侵南昌沦陷，这一篮网书籍的命运和寄放于上海张慕良君处的书报竟遭同样的命运。呜呼，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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