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上海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家王朝面临绝境，国共又开始和平谈判，中共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到1949年4月1日蒋介石派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拟定了以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就在我从余姚回上海没有一个月，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消息很快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上海市民的心里。 　　随着解放大军脚步的进逼，“固若金汤”的上海可逃的只有吴淞口一条海路，此时的山西裕华银行的职员们仍在和武渭清“角力”中，不让他离开。中央银行的许多高级职员纷纷坐飞机去了台湾，也有坐船的，走的人不少，杨子厚先生也在这时候走了。这天我到外白渡桥中航公司去送他话别，杨太太同行。我想史总经理也一定带着梁小姐远走高飞了。当时中中交农等大银行忙着撤走，外滩夜里封锁交通，不停运走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其他行庄也有自己的打算，忙着换外汇，把资金调走。所有银行钱庄几乎已经全部停止业务，金银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几乎停市，惟有黄金美钞黑市买卖交易依旧频繁。 　　我们裕华银行还是每天上班，在办公室静坐，“谈天待旦”。我们有时上班时间也出门去逛逛，看看美货市场。四川路从爱多亚路（延安东路）到南京路，路两边摆满了美国援华剩余物资的地摊，中央商场是最集中的地方。美国的罐头食品、奶粉、冰激凌粉堆得像山一样，一块银元可以卖好几听，羊毛毯、羊毛衫裤便宜的一块银元一条或一套。手中有物资的人都希望赶紧脱手变换成美钞银元。地摊上有时还能买到便宜书，我买了一部《金瓶梅》和《池北偶谈》，只是现在连尸骨也没有了。一次在地摊上我还看到过一部《倭袍》，索价太高，没有谈成。 　　国民党政府已到最后关头，抓人的飞行堡垒在马路上呼啸而过，气氛极其紧张。一天深夜里，有6个特务突然闯进我们陕西北路581号宿舍，分别把守楼梯和大门，两个人进入我们的寝室，我们被他们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有目标的，把小贾从床上叫起，开始搜查，翻箱倒柜查了一阵之后，就把小贾带走了。直到上海解放后，军代表派人到南市监狱把小贾接了出来。 　　 还有一天早晨，我们大家照例坐着银行班车去上班，车到南京路西藏路口，见到街上满布警察岗哨，如临大敌，禁止行人通行。当我们汽车开到永安公司，看到几十个武装军警压着两个人，五花大绑，背上都插着牌子，听说是枪毙“银元贩子”，报纸也是这么说的。解放后才知道，这两位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权、李锡祐，因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准备起义，却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于南京路。 　　当时解放上海的炮声已经日益清晰，我们内心都知道，离开千千万万老百姓出头翻身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9年5月25日凌晨，子夜刚过，天快要亮了，夜间的炮声已经停止，战事沉寂，正是好睡的时候。突然“嗒嗒嗒嗒”清晰的机枪声把我惊醒，心里想着战事已进市区了，我赶忙起身穿好衣服，尖叫着的枪击声不断划破夜空。这时同宿舍的周树萱也起来了，我的心脏激烈地跳动充满了紧张的情绪。我们沉着气匍匐在地板上，慢慢从屋内爬向落地窗前，透过阳台张望着马路两边的动静。只见沿着人行道慢慢地向东搜索的解放军战士来了！我禁不住内心的喜悦，轻轻地向周树萱喊着“来了！来了！”忽然“嗒嗒嗒嗒”一排密集的枪声，有解放军战士高声喊着“蒋军投降！”还朝着我们后面的弄堂喊着。西摩路（陕西北路）靠新闸路东面是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仓库，再东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经济检查大队，而西摩路新闸路南面是犹太人的外童学校，看来解放军早已摸清陕西北路新闸路周围的情况。我和周树萱不敢站立起来在窗口看，怕解放军误会，我们仍是趴在地板上仰头张望。解放军战士沿着人行道靠着房子搜索前进，到了经济检查大队门口，战士们放了一排抢之后高喊“缴枪！缴枪！”清脆的枪声在黎明前静穆的空气中回荡。我们远远地望去，枪声过后检查大队里还跑出几个人，在马路上像是在拣拾子弹壳似的，不清楚在干什么。搜索的战士继续向东前进，后续的部队人就多了，有的整队前进，也有坐在马路边休息的。 　　 天亮了！我含着热泪迎接解放军进入上海，迎接上海的解放！周树萱打开了收音机，电台已经开始广播了，广播员正激动地报告着上海解放的喜讯，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区分路进入市区的情况，劝说市民不要外出，可能会遇到不肯放下武器的顽军而为流弹所伤。这一天我们宿舍里的同事们就孵在宿舍里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只请看门的老何到外面买了点吃的，大家填填肚子。只有武占义胆子大，一个人跑出宿舍，沿着陕西北路朝南到了南京路，给解放军挡了回来。收音机里报道着解放军在苏州河南岸的战况，间歇播放着歌曲《解放区的天》。　　　 　　 　　军代表是老熟人 　　 　　次日5月26日，我们仍然没有出去，银行里也传来消息，说是解放军已经到行里去过，要大家去银行。于是我们走着到了银行，我们银行的门口已经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说是要保护银行。同事们一见面大家谈得非常热闹，众口同声赞扬解放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大家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好”字。 　　当时国民党军队依旧占据着苏州河北岸的一些大楼，封锁着苏州河沿岸的桥梁，从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到四川路桥、河南路桥，桥北都是高楼大厦和仓库，建造坚固，火力封锁桥上，攻坚非常困难，解放军一批批冲上去，非死即伤。两天前四川路还是人山人海，今天冷冷清清没有人，狭窄的马路也显得宽阔了很多，立在汉口路上一眼可以望到四川路桥边解放军蠕动的身影。一批解放军冲上去，马上有担架抬着伤员送上救护车里。子弹“嘟嘟”从邮政大楼飞来打到汉口路，还伤到了行人。看到国民党军队守着桥，看着解放军战士冲上去，又一批一批被担架抬下来，连我们心里都急得火燎一样。 　　5月27日我们大家仍然到行里去，已经有一个穿着军装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那里了，说一口山东话。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表，要我们填写自己的姓名、籍贯、文化程度、信仰和工作情况，还有对解放军的意见。我第一次表示出了埋藏了十几年的心里话：我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要坚决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 　　 下午来了一个解放军，说是军代表，个子不高，身体胖胖的，说话带着安徽、江西一带口音。他给全行同事讲话，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讲上海解放战事的进展情况，解放军武比不上国民党军队，为什么解放军能打胜仗？为什么解放军英雄作战不怕死？这是为什么人打仗目的明确，为了解放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要解放全中国。他站着讲，行里的全体同事们也都站着听。他要武渭清坐着，戎叶侯也坐着，看样子他们已经见过面，谈过话了。军代表大约讲了一个多钟头。我看着军代表，觉得脸熟，越看越疑，越疑越像，我简直想叫出他的名字来，但我又不敢冒昧，心想还是慎重一点，先打听打听。 　　 5月28日上午，那位山东口音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叫我出去谈谈，他是联络员，我们谈得很投机，好像很熟的老朋友。他说：“你很大胆，没有顾虑吗？”我说：“有什么顾虑，过去我要找共产党，没有引路人，现在共产党来了，我就跟定了共产党。”那位联络员叫王世镇①，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了。谈话结束后我问他，“昨天讲话的军代表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里程”。我说有个要好的老同事老朋友，1941年到苏北参加革命，名叫“徐世贤”，请你帮我打听打听。他答应了。 　　第二天，王世镇来找我，告诉我要找的人找到了，就是那位军代表，他要你去。行里的同事听到军代表请我去，都看着我。小王和我一同到广东银行最高层军代表办公室。一进屋大家一见面同声叫着“是你啊！”拉着手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们从江西分别说到抗战胜利，从日本投降谈到上海解放。我打听沈一展在哪里，他说也好几年不见了。我说：“你们不都在解放区吗？”我头脑里在解放区就可以经常见面。徐里程笑了，说：“解放区大着呢！”谈着谈着，谈到接管山西裕华银行的问题，徐里程说：“这次你要出点力，起点作用！”我说：“这个自然。”他就征求我的意见，从何着手。我说明账是公开摆着的，现在首先要查清全部暗账，要资方交出全部暗账的资财，要组织人力查账。至于行里职工的学习，可以慢一点，因为大家刚接触解放区的新事物。我认为大家坐着学习就是不工作了。徐里程说不学习不行，思想要跟上形势，要把大家发动起来，要工作学习一起搞。没有安排工作的学习多安排一点，有工作的学习就少一点。我反映说大家对学习不习惯，尽是瞎谈，他说慢慢会习惯起来的。 　　① 笔名王镇，一级编剧，山东济南人。1945年北海支行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淮海战役后编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直属队南进纵队第七大队，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驻山西裕华银行总行军事联络员。1952年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从事文学创作，1961年6月调入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任专职编剧、编导组长。著有七场话剧《入城》、中篇小说《银元大战》、短篇小说集《枪》等。 　　 　　参加银行系统接管 　　 　　 我回到行里大家都围着我问这问那，我说是老朋友见面，总要谈谈别后变化，对银行接收要起作用，大家都要起作用。随后小王同志和我商量接收工作，一部分人清点财产，细致到包括银行宿舍以及个人家庭使用银行的物资财产；一部分人查账，成立稽核小组进行查账。我推举了王益农、周树萱、胡楚懿、杨念思、周国文等，还有一位山西人，忘了姓名。这是王世镇的意见，因为他实际不能做什么。 　　 在查稽暗账过程中发现，行里的所有资财尽化乌有，除了大部分外汇已抽逃福州、厦门、台湾外，所剩余美金不过为应付维持日常的一点开销而已。从暗账中所付孔祥熙名下一些堂名的房产，我们根据地租收据，由我和胡楚懿在土地局查明土地所在地区，按图索骥，画出每一处房屋建筑平面图，计有茂名南路、淮海中路、陕西南路、永嘉路、虹桥路等十几处房屋，送房地产局接管小组。整个6月份，我在接管山西裕华银行中就做了这些工作。 　　 山西裕华银行由军代表徐里程、联络员王世镇宣布解散后，所有员工大部在家待命。1949年7月初，我离开了山西裕华银行，被调到军管会金融处综合组，综合组是一个“杂七行”的接管小组，同去综合组报到的还有我们山西裕华银行的周国文同志。我们山西裕华银行的老职工后来大部分离开上海，调往全国各地工作。周树萱先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报到，后被分配至西安，一直在古城工作到离休。 　　我调到金融处综合组后就到南京路河南路口的“亚东银行”楼上去办公了。亚东银行是顾祝同的银行，那里已经有一位联络员冯季衡①同志，还有我和王世镇3个人，工作各归各，相互不了解。过了几天又来了3位同志，一位是林克勤，一位尹祥禔，一位胡振邦，他们是中央银行接管小组调过来的，领导我们的究竟是谁也不明确，我们自己学习自己找事做。看起来人集中了，工作还没有统一安排。我有时被冯季衡同志临时拉差，到派出所查案情有关人的户口。当时派出所的户口也乱得很，查起来很困难，有时也到东南日报社和上海的一些小报查阅有关官僚资本报道的新闻。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工作证也没有正式的介绍信，就是凭着一张条子，就到那里乱查乱翻，因为大家都是新手，讲一声打个招呼就给查了。 　　我们在南京路东亚银行没有多久，又迁移到北苏州路乍浦路桥下堍，亚东银行仓库三楼办公，那时周国文也去了那里。最初我和许永鸿搭档，调查上海某建筑行商承包南京新街口中央银行大楼室内管道设备安装事宜，承包商趁南京解放混乱之际，盗窃了大量设备物资。我们首先要找到反映人，通过愚园路联络部了解反映人的情况，但是反映人是地下党员，不能暴露身份，不好直接去找。我们只能一次次与承包商谈话，反反复复，终于在闸北某某路查到一批自来水管子和其他卫生设备管子。承包商住在南昌路，经过我们反复调查，多次教育后，他终于坦白，交出了一批抽水马桶、瓷面盆、浴缸和其他配件材料。这件事前后搞了两个月。 　　第二件我是和胡振邦同志搭档，调查爱多亚路（延安东路）黄浦区警察局“春茂钱庄”官僚资本。在调查中，凡是国民党各级政府中的显要人物都属查对之列，凡用堂名记名则要交待清楚提供确实证据。如查到某某某股份本人在原籍的，必须取得原籍当地政府的证明。 　　第三件事是和冯季衡同志一起调查南京路山西路口的中和银行，查出广东陈济棠、余汉谋等化名的股份。我们总是一件一件细致工作做到查清为止。 　　 第四件是关于敦和（裕）钱庄的官僚资本问题，敦和（裕）钱庄是孔祥熙的大儿子的扬子公司投资，实际老板是孔令侃。当时的钱庄负责人试图隐匿官僚资本，我协助冯季衡同志从各大小报纸发布的新闻来查找线索旁证资料，特别是钱庄开办时，为了显示自己资力雄厚，后台靠硬，他们向大小报纸发布新闻，而有些小报就奉承吹捧，也有的就揭露说是投机发财，我们就是收集这些公开的材料。此案最后法院判决将敦和（裕）钱庄予以没收。 　　第五件案子时间最长，涉及面也最广，是中央银行抛售黄金案的调查。我在上面曾提到，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把上海银行钱庄手里的黄金以每两200元收购，当金圆券贬值黑市黄金猛涨之时，为了挽救金圆券，又企图以抛售黄金苟延金圆券的命运。那时候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抛售黄金，两行门口排队挤购黄金的人像潮水一样，在马路上拼命挤购的那只是一两二两的小户头，至于银行钱庄银楼购买的黄金那是数量多金额大的。我们调查抛售黄金的工作，就是根据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抛售黄金的记录，一户一户上门核对并调查黄金的去路。那真是户多面广，工作量极大。这工作由林克勤、尹祥禔、胡振邦和我，二个人一档，上门核对，摘录资料，找负责人谈话。 　　一次查到施祥聪的一家银楼。说起施祥聪此人大大有名，抗战胜利后，中央银行一件金砖被盗案中，施祥聪曾是盗窃犯，把400两的金砖烊化为50两一根的大条，当时各家报纸都大肆报道过，这次黄金抛售中施也是大户。这个案子是胡、尹二人去查的，那天特令他来我们办公室汇报。这个施祥聪是我的同乡，也是余姚人，我知道他家的情况，也熟悉这个名字，当年他的父亲赊欠我父亲的烟酒钱不还，去讨账，他的父亲不但不还，还放了恶狗咬伤了我父亲，他的妹妹又给梁文铭先生做了儿媳。但我和他小时候是否见过面已经忘记。或许他在梁文铭先生处听到过我的情况。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因为他一进来就和我打招呼，还很热情地对我说：“我们是老世交了！”我只能表面应付。不过这工作最后也是一笔烂账，只有属于官僚资本的银行、钱庄、银楼或许才能进一步查明抛售黄金的去路。 　　 当时军代表、联络员还有我们参加接管工作的同志的工资都由军管会金融处发放，军代表等南下干部为“供给制”，我和周国文、林克勤、尹祥禔等拿“包干制”，但是林与尹是中央银行过来的，所以我和周国文与他们同是“包干制”，但工资不同。直到1950年我们一同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才过渡到“薪给制”。 　　①1948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明夷印刷局经理，1961年后曾任上海财政物价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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