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害了”张育中 　　 　　我和徐里程见过面后，就从各方面打听沈一展的情况，据徐里程的说法，沈一展应该在华东军区三野，我想在三野就有可能在上海。一次在解放后出版的《学习》杂志上，看到登载有沈一展的来信，信末地址是上海提篮桥一个接受房产的单位。我马上写了信去，告诉了他电话。沈一展接到信后就打来了电话，相约在一个晚上我去他那里看他。久别重逢，谈得欢畅，我又约他星期天一起到新华电影院看电影《人民之女》，看完电影我们同回陕西北路我的宿舍请他吃饭。这天我请工友何阿二买了一斤猪肉烧红烧肉，炒了鸡蛋。 　　 沈一展身体在战争中搞坏了，直不起腰，背也微曲。他说战争中行军，一天要走百来里路，休息时倒地就睡，也不管地下潮湿，慢慢地受损成病，在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也差。沈一展还是那样豪放，那么健谈。他开门见山就问我：“你是倾向民盟，还是倾向共产党？”我说，民盟也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我们长期受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思想的熏陶，万分尊重他们，就是为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现在革命取得胜利，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今后就是跟共产党革命到底！ 　　我们谈不完别后的情况，相互交流工作学习以及同学们的情况。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张育中，张育中抗战胜利后随岳父到了台湾，接收基隆煤矿，我们都为他未能目睹今天解放胜利而惋惜。当时育中在基隆煤矿担当会计主任，1948年底我还和他通信，为他买了一批瓷器，交给九江路他的朋友设法运到台湾。沈一展参加革命多年，当年沈一展去延安时育中在汉口相送，沈一展对老朋友也是很重情义念念不忘。他说写封信去，叫育中回来参加工作。考虑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政治斗争环境，我也同意沈一展的主张。当时我们二人凭着一股热情，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由沈一展执笔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说：上海解放了，我（沈一展）随部队进了城，今天和守礼相会，去看了电影《人民之女》，又在一起吃饭。现在解放了，我们过去所努力奋斗走向光明的道路终于实现了。我们希望你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我们欢迎你！信由我们二人具名，我还签了字。但是如何寄出去呢？一展说香港转，我也不知他是如何知道香港转信的地址。当天我就把这封信投了邮。 　　1950年初，严冬将去春节来临之前，人们都在准备送旧迎新，这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翻身年，就在一天风雨交加的傍晚，张育中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高心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我们紧紧地握着手。育中告诉我，在接到我和一展的信后，他就秘密积极地坐着准备工作，虽然有亲戚劝阻，但是他下了决心要回到新中国，想尽办法买到去舟山的船票，当时定海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没有解放。他们一家到了舟山沈家门，再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雇乘小渔船躲过国民党军舰的封锁，进了吴淞口回到上海。 　　当时翠华带着孩子已经搬到上海居住，育中在我家吃了饭马上要走，说他的爱人和孩子正在火车站等他。我陪着他去南市的亲戚家里，他的亲戚一家人正在吃年夜饭，育中一到大家饭也不吃了，要陪着去北站接育中的爱人和孩子以及行李。我就在大雨中回来了。 　　次日育中来说，昨日在雨中大家七手八脚帮忙，丢失了一只箱子。我替他着急可惜，但育中激动地说：已经脱离虎口，回到祖国已是大幸，一只箱子身外之物，损失有限。他满腔喜悦和热情，丝毫不在乎一只箱子的损失。张育中准备先回无锡老家，安顿好家属后再到南京找沈一展，此时一展已经回到南京，在三野总后勤部工作。 　　万万没想到的是育中和爱人满怀希望冒着危险回到大陆，想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不惜抛弃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却在找工作时处处碰壁，遭到冷遇、白眼，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台湾回来的！育中有力无处使，有技术无法为人民服务，在以后的岁月中，在大陆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当做重点整治对象，竟在无锡农村消磨时光。育中带着爱人和孩子在乡间几年时间吃光了自己的积蓄，直到石油工业部招考工作人员，夫妻俩才被录用，育中被派到青海柴达木盆地荒野勘探石油，而他的爱人被分配在陕北。有一年育中回沪我们相见，说起草原为家，黄羊为邻的生活，育中依然乐观，说是把青春献给荒原，把爱情献给黄羊。荒原茫茫，黄羊成群，吃的靠罐头，气候干燥，开启的罐头马上就干了。但是不久他的爱人因为怀孕先被辞退，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因为是从台湾来的，育中竟也遭辞退，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养猪劳动。政治上的歧视，生活上的艰辛，他的5个子女食不果腹，育中的老母亲活活饿死。 　　由于我们的一封信，育中一家受了三十多年的痛苦，为党为祖国的一片忠诚和满腔热情，遭到莫须有的迫害和精神折磨，长期抬不起头来。一展和我也为此受到组织的审查，尤其是沈一展，长期受到无休止的审查，几乎每次运动都成了一展交待的问题之一。真是满腹悲愤冤屈难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9月，张育中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青海石油管理局恢复了育中的原来薪给，作退休处理。1983年4月，沈一展和我分别从南京上海去无锡埝桥横泾，看望了育中一家。 　　 　　安家上海 　　 　　上海解放后，我时刻关心着家乡余姚的解放进程，惦记着翠华和孩子们的安危。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之际，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着最后的疯狂，就在我余姚家的北面祠堂，关着许多抓来的共产党人，还把肖东女烈士的头颅挂在余姚城南门。但是这一切已经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1949年5月底，在四明山游击队的配合下，余姚县城解放，四明山三五支队的司令朱之光骑着高头白马进城。翠华也给我来了信，说是一家大小平安，才使我放心。 　　1949年深秋，翠华带着我第4个孩子小牛到上海来了，是到北苏州河路乍浦路桥亚东银行仓库找到我的。于是我们先到塘沽路四川路口万象照相馆给小牛照了一张相，我就安排翠华在陕西北路银行宿舍里住。到了宿舍就住在我们现在的房间，本来有两三个同事住在一起，他们看到我家属来了，就让到亭子间里去住了。那时二楼戎叶侯先生的子女先后参军，让出了一间朝南的大房间，由周国文、周树萱住着。 　　小牛那时还只有9个月，还不会走路，但是会坐会爬。一天翠华离开房间，就让他一个人坐在床上，等到翠华回到房间，一看床上没人就着了慌，急忙找人，这孩子却坐在床底下玩，一点也没听到他从床上滚下的哭声。大概长得胖，衣服又穿得多，不觉疼痛。翠华住了一个星期，余姚家里还有3个孩子加上妹妹桂芳（妹妹也是个孩子，只大兔兔3岁），实在放心不下，就急急地回去了。 　　自从我母亲去世后，翠华带着几个孩子在余姚住，我总是放心不下，一直想着把余姚的家搬到上海来。但是上海的房子难租，顶房子要讲“条子”的。1948年下半年，盛和锡箔庄关门了，章文炳失了业，准备自己开一家小店解决生活问题。当时张慕良提议，要我和文炳参加，在徐家汇天钥桥路王家塘租地造房，准备一共造5间，文炳与我各一间，慕良的亲戚一间、慕良两间。房子前后都有空地，前面用篱笆围牢做天井，后面搭建厨房。房屋是单墙，结构推扳，但样子还不错。本来和建造商协议根据工程进度分期付款，房子造好钞票付清。不料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分期付款营造商买不到材料，于是建造工期一拖再拖，也拖了我们的付款期限。张慕良兄费了许多时间和精神去打交道。等到房子完工，文炳先搬进去开了一家小店，那时王家塘很冷落，生意不好。慕良在两间房内办了一个家庭纺织工场，我的一间空在那里，如果要住还要花钱加工整修过。 　　这时候已经解放，山西裕华银行正在清理阶段，行里的同事都要重新分配工作，有的分到外地，有到苏南的，有到苏北的；也有的自愿离职自谋出路。因此陕西北路的银行宿舍有了空余房间，我和翠华商量，决定把余姚的家搬出来，在上海安家。就在1949年冬天12月底，翠华安排好余姚城里的家，带着5个孩子（兔兔、蛟蛟、小园、小牛、桂芳）还加上一个邻居吕师母，因为吕师母从来没有出过门的，还要翠华照顾她，另外还带了10件行李。从余姚到上海，一路上先坐汽车到杭州，到了杭州下汽车又坐火车，孩子行李都由翠华一个人一股劲弄到上海。这天夜里我和同乡吕先生到火车站接人，晚上十点多火车到上海，我看到这许多行李和5个孩子，也有点惊呆了。 　　 那时候年轻，什么都不怕，翠华更是，我们一起经过万里长途跋涉18天的锻炼，从江西途经湖南、广西、贵州到重庆；抗战胜利，翠华又单枪匹马带着3个孩子还有行李，从重庆经南京、上海回到老家余姚。真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苦！现在我们都老了，已是花甲古稀之年，已不中用了，走一步路都怕摔跤。想起往事，真不堪回首！ 　　 在火车站忙了一阵，叫了4辆黄包车到陕西北路已经半夜12点了。我已买好煤球和炉子，要用的东西又陆续添置起来，我们这个上海的家又开张起来了。 　　 我和翠华天涯海角漂流惯了，到处为家，家用的物品买一次丢一次。从余姚结婚起办了的新家具，我们一走就把它丢了；余姚沦陷，刚典进来的一座房子连同家具都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在江西泰和由租房到自己盖了两间房添了一点东西，结果调重庆，又丢给了别人，收回无几；在重庆几年，虽没有多添置东西，离开时东西也是越少越好，不免又丢掉一些；抗战胜利回到余姚，为了一个固定的家在余姚买了房子，买了家具，翠华也一心想把这个家当好，让母亲过一个愉快的晚年，不料母亲过早离去，翠华一人带着许多孩子生活诸多不便，于是又决定把这个家搬到上海来。余姚的这个家已经由翠华二三年的苦苦经营，初步像个样子，又把它丢了。余姚的房子托亲戚照看，结果家里的东西慢慢地被一点一点搬光。从个人来说，损失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翠华付出的辛劳也比我大多了。但是物质的损失换来了5个孩子的成长，其中3个已经大学毕业，学习最好的蛟蛟虽历磨难，也终从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毕业。 　　最后在上海陕西北路一住，转瞬间就过去了三十多年。 　　 　　一生爱书 　　 　　回顾我走过的路，我的一个所好就是买书藏书、订阅各种杂志。我文化低，读书不多，粗识几个字就出来做学徒，在学徒期间偷看了一些书报杂志，懂得了一些事情，明白了一点道理，越是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就越想多知道一些，由此感到失学的痛苦，而求知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不能满足自己，因此借书看书成了我唯一的嗜好。但是又是杂乱无章拿来就看，没有系统学到一门知识。 　　1934年我离开上海时，把大量的书报杂志寄到家里去，其中有从第五卷至第八卷成套的《生活》周刊和第一二卷《新生》周刊，有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有中山文化馆的《时事类编》（因为有一个时期我欢喜有关苏联的文章，虽然内容可能并不精彩），还有我学徒时期3年的日记，一部我每晚抄写的《古文观止》。放在张慕良兄处有1933年—1934年我每月装订成册的《申报?自由谈》，还有新闻报的《本埠副刊》剪贴小品文6大本，以及其他剪报日记之类。我在南昌江西裕民银行训练班8个月，后分配到遂川工作， 我把银行训练班的讲义如《银行学》《金融市场》《仓库学》以及上海带来的书刊寄放在银行王阳明路宿舍三层阁上项斯处。在我离开泰和去重庆时，又把那几年来积下来书刊寄放在同事刘鸿先家中，计有《文学》三卷，从创刊号起；《读书生活》二卷，从创刊号起；《世界知识》全部；此外还有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的杂文、小说、戏剧、散文等书籍；另外还有《抵抗》《全民抗战》《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救亡日报》等不方便随身携带的进步报刊。 　　 可惜放在张慕良处的书报资料毁于八?一三沪战，寄放在南昌银行宿舍里的又因项斯工作调动而不知去向，寄放于刘鸿先处的也不知下落，至于保存在家的部分书报刊物也大部被日本侵略军烧毁，部分幸存留下的书刊也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全部送到废品回收站，化为纸浆。 　　呜呼！所有的书籍杂志和我在各处的家的命运一样，同归于尽！但是，这些书报杂志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随着我的人生积累沉淀，已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陪伴着我走过漫长旅途；这些书刊、剪报、日记、摘抄、记录，里面有我的血和泪，有我的犹豫彷徨煎熬挣扎，有我的思想和领悟，是我人生成长的见证！特再志之以为凭吊。 　　 　　上海解放后，上海和全国人民一样浸润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之中，在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时，有几百万上海市民走上街头，欢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广大市民箪食壶浆载歌载舞欢迎自己的人民军队。我和大家一样，激动得流着喜悦的热泪，看着一队队解放军战士走过去，他们雄纠纠气昂昂，配上了美式装备，我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武器装备，有水陆两栖坦克、汽车拖着的榴弹炮，这些都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给我们人民解放军的。 　　继之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家等待着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这一天上海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凌晨4点钟就起来了，从陕西北路宿舍走到亚东银行仓库，再到外滩去集合。我们的游行队伍从四马路（福州路）进入会场，在外滩足足等了四五个钟头。游行队伍中有许多老区来的工作人员，他们随着部队进城，很多是女同志，她们比我们早解放了几天，是供给制待遇，所以那时大家都有一句口头禅“老区多的”。她们多数是苏北人或是山东人，都会扭秧歌。队伍休息的时候，大家鼓掌要她们扭秧歌，她们穿着彩衣，腰上束着绸带，一扭一扭舞起来。上海人没有见过看得特别新鲜，要她们一次一次扭。大家不断地鼓掌喝彩，热闹极了。下午3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开始了，我们都站着听广播，礼炮轰鸣，乐队奏起代国歌，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响彻祖国的上空。上海人民广场主席台也发出开始游行庆祝的命令，担任宣传鼓动的同志不停地在队伍中鼓动唱歌呼口号，此起彼落，大家精神振奋，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开心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获得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派，进了不屈不挠的前赴后继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我的回忆录第一阶段到此为止，正是： 　　 　　人生倏忽古稀年，焉能虚度如云烟， 　　鸟过留声人留迹，无才顽石思补天！ 　　往昔少壮任飘零，如今白发憩沪滨， 　　幸得余年身尚健，学效时尚诉生平。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第三稿誊写完成 　　胡守礼 　　 　　附录： 　　 　　解放后的日日夜夜（提纲） 　　 　　在军管会工作到春节，1950年初，把我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会计处去工作了。徐里程同志是华东区行会计处处长。 　　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成立，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解放后，在上海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把原山东渤海银行、苏北华中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到全国解放时，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管辖山东省分银、苏北分行、苏南分行、皖南分行、皖北分行、浙江省分行、福建省分行、上海市分行，一共管辖8家省市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直辖东北区行、西北区行、华北区行、华东区行、中南区行、西南区行。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5月30日发行人民币，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 　　当时美钞牌价，1︰1 800元 　　银元1﹕1 200元 　　 　　二?六轰炸， 敌人封锁，商人囤积，物价上涨，造成了上海的暂时困难。人心浮动，谣言四起，解放区物资源源运到上海。 　　为了抑制物价，上海发行折实公债，华东区行会计处成立公债科，我调到公债科工作。1950年4月，又调到会计处金库科工作。 　　政务院为了迅速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应增设分支机关，代理国库。外汇牌价调度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私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私人放款，不得存入私人行庄。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金融会议，实行现金管理代理财政金库，组织现金归行，推行转账结算。陈云同志把银行工作归纳为“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三句话。 　　离开金库科，又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贷管处预算出纳科、贷管处工矿科预算出纳组工作。 　　1955年1月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库科，办事员 　　1956年8月任金库科副科长 　　1958年2月下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徐汇区办事处，任会计科副科长、科长 　　1953年5月，北京中央财金学院“国家预算出纳专业”学习 　　195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干部学校“会计专业”学习 　　1980年退休 　　 　　（文中注释由整理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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