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上海 　　 　　在我考银行之前，父亲来信要我回家，要我把旧棉被和破衣服带回家。我去信希望父亲来上海“白相”一次，7年了，送我出来学生意，含着眼泪回去的，现在儿子虽然没有出人头地，但总算自食其力了。 　　10月24日，父亲从乡下出来，给我带了两双鞋子一条棉被。看到儿子还好，他也放心了。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乡村悲惨败颓的景象，我心里感叹农村的破败，父亲说到底还是上海好，你看这里的市面多兴旺呀，7年前的曹家渡没有这么热闹，房子也没有这么多，那时的五角场一片荒凉。现在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今天我下电车完全不认得了。父亲说的倒是实情，曹家渡比我来时闹猛多了，夜市也逐步向外扩展。不过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上海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且正证明了农村的破产。乡下过不下去了，农民受地主豪绅的搜刮，受兵痞流氓的勒索，强者铤而走险，弱者流落他乡，上海就是这样增加了许多人，人多也就热闹了。富人把在乡下刮来的钱跑到上海享乐，所以说这是表面繁荣，建筑业兴旺这是银行资金没有出路的表现，工商业萧条，银行只能做地产生意来赚钱。 　　父亲告诉我，马渚后堰头丁家统统搬到上海来了，“桂”去年给人睡大了肚子，到宁波医院堕胎。可谓有“其母必有其女”，桂的阿姐也是同样情况。今年在上海招了志祥做女婿。我记挂着桐桥弄的堂妹，幼小时常在一起玩，1933年回家时，曾听父亲说已经出嫁，父母作主嫁给了上江种田的人家。我当时就埋怨父亲不过问。父亲说现在正闹离婚，从余姚闹到上海，法院已经判决，准许离婚，但男家不肯，霸占妆奁衣服不还，后来梁文铭先生调解，赔偿240元给男家，但堂妹又不答应，现在人留在上海，双方僵持着。 　　父亲还说，乡间有一帮靠着祖上遗产挥霍的浪荡子，烟酒嫖赌样样来，今天到东明天到西，到处唱“滩簧”兴“的笃班”，占着祖宗一点名气在那里招摇撞骗，一班好吃懒做的懒料做他们的爪牙，到处诱骗良家女子学唱“滩簧”进“的笃班”都染上了烟酒恶习。这些人不务正业，都是乡下的败类。 　　我要父亲在上海多待几日，他今天来今天就要走，只在店里坐了一息，就要去看我的表兄和堂叔。我陪着父亲到新垃圾桥北库伦路，问到保鸿叔处，堂叔不在。又到北山西路杨家坟山长贵表兄处，寻到住处推门进去，有一个少妇坐着，另有几个男的，我都不认得。那女的见到父亲叫“舅公”，我知道是“表嫂”了。看到我说“块头大了发福了！”我们都笑起来，有七八年不见了，那时我从观海卫回来在姑母家碰到她，那时她做了新娘，与表兄结婚。我们进门她就忙了起来，张罗准备，饭已烧好，又为我们买了几样小菜，吃饭的人倒不少。她向父亲唠叨：生活没有做，时常空着，长贵还要赌钱，一天要一块多开销。她要我父亲管管长贵表兄。二表兄金贵也在上海，说是做生意去了。他们两人做泥水的，都是跟着父亲学出来的。吃过饭父亲要回去了，表嫂留他住几天也不肯。有人要与父亲同走，等着表兄结账，表嫂只好去寻，寻回来就对骂起来，当然是表嫂先骂，我连忙劝解，看来相骂是他们夫妻间常事。表嫂已有一个女孩，五六岁了，我给她买了一包饼干。 　　表兄家那幢房子住了有七八家人家，他们住一个客堂间，烧饭在后面夹弄里，楼上楼下都有阁楼，还有前阁楼后阁楼，烧吃睡屙都在一起，我看了目瞪口呆。左邻右舍都是余姚人，连小菜场、游戏场、商店也都是余姚人，真是成了余姚人的特殊区域。同一堂内的阁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少妇，有一个很好玩的3岁儿子，很活泼有趣，我坐了几个钟头，那少妇就把孩子打了五六次。第一次打时，我看孩子哭得很厉害，不知不觉叫出“啊”来，那少妇瞥我一眼还是打，似乎在怪我。 　　保鸿叔来了，送父亲到轮船码头。早晨来晚上走，8年前到静安寺接我回去是这样，7年前父亲送我出来到曹家渡学生意也是这样，父亲上海来了三次，没有“白相”过一次。这次父亲从家乡出来特地来看我，我竟不能留他住几天，当天来，原船当天回，我真对不起父亲，我连报考银行的事也没告诉他，因为我不知道能否录取。想到这些，夜里睡了，我暗自垂泪。 　　家里带来的被子有点短了，夜里睡了冷风入侵，带来的鞋子倒又有点大了，后来送给表兄长贵了。11月4日我去听杜重远先生谈话时，顺便到表兄家去了一趟，告诉表嫂，我要离开上海到江西去了，几时走还未定。二表兄金贵回家时，将我要去江西的消息告诉了父亲，说我要到远地方去。父亲一听心里着急，彻夜未眠。我也写了一封信回家，告诉家里我投考银行的情况，说去处虽远，但交通方便，请父母亲大人放心。 　　 　　我在函授“通问班”已读完一年毕业，11月25日接到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通知，去领毕业证书。次日上午天正下着濛濛细雨，我乘公共汽车去河南路天妃宫桥市商会，在车上还遇到一件怪事，当时即觉得奇怪又有趣，还记载在日记上。 　　当时在公共汽车上坐我边上有位青年，头发梳得铮亮，衣裳穿得笔挺，手里还拿着一期最新出版的《新生》周刊。因为自己也看《新生》，也是《新生》的读者，所以无形中受到“地心引力”而注意他的行动。那青年一面翻着杂志，一面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看不几行便停下来，看他举动，似乎有所等待或自鸣得意之感。过了两站，有一青年女子上车来，手里拿着两期《新生》周刊，正好坐在我的斜对面，就是男子的对面，低头看起《新生》来。我旁边的那位男青年眼睛盯牢仔望着，我只是暗暗好笑。又过两站那青年立了起来，走到车门口，我以为到站要下去了，但立了一会儿又回进来，站在那青年女郎面前，只是盯着女郎看。巧了，坐在女子旁边的人到站下车了，他便一屁股坐了下去，还是目不转睛盯着看。那女子也怪，也是旁若无人，低着头只管自己看。人家不理他，那男青年有点无聊，也就翻翻自己手上的杂志，看不几行，视线又转到女子身上去了。我虽内心生疑但到河南路我就下车了。 　　在市商会办完事出来，又坐上回曹家渡的公共汽车，，一眼又看到那位头发铮亮衣服笔挺的仁兄，他竟然又坐在车上了。我算得快，他比我更快，看起来车到三洋泾桥，他下了车又上了车的。我到曹家渡终点站下车，他也下车了，这样在车上打转回兜为什么呢？ 　　30年代青年大多追求进步的，大家都看进步书刊，以看进步书籍为荣，但也有只是想出出风头，借进步书刊博得异姓青睐；还有是一些文化特务，借进步书刊引诱没有经验的青年上当。现代青年真幸福，没有文化特务迫害，但出风头、别苗头、抢镜头、翻行头的人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去江西之前我陆续买了一些日用品，牙膏牙刷肥皂杯子毛巾之类，信封信纸钢笔也少不了。茶叶店是我的地盘，独占巢穴由我经营，那些书籍报刊资料被我到处塞得满满的。1931年以来《新闻报》“本埠附刊”剪贴就有厚厚的7本，还有我最喜欢的《申报》《自由谈》以及读书问答的剪贴，还有一部份是我从1931年初开始的日记，是用中式账簿记的。当时我把饱含着我心血结晶包扎后，寄放于慕良兄处，不意竟毁于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事中，不胜惋惜！ 　　1934年的日记我改用活页，另行保管，虽免遭于难，但亦残缺不全了。我在上面回忆1934年时的那些事件、谈话、细节资料均得益于那部分残存的日记。 　　至于《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在我精心保存三十多年后，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全部被毁。 　　12月7日下午收到“新生周刊社”的信，说江西裕民银行总行已通知驻沪办事处，嘱上海录取的练习生即日赴赣，至于如何行程向驻沪办接洽。12月8日，我们公推的负责联络的范大钧等约定，当晚7时大家在四马路生活书店碰头。人到齐后由范君报告接洽经过，并讨论决定：12月10日星期一晚8时，齐集江西裕民银行驻沪办事处乘轮船赴赣。我们考取20人实到17人，还有3人未到，由住址相近的人员负责通知。我负责通知澳门路申新九厂的姚静安，得知姚已离厂另有高就。距离动身只有二天时间，8号我匆忙买棉花棉布，请裁缝做棉袍。至于茶叶店的移交。在我接到考取通知时就着手准备。我要走得光明正大，我要走得手续清楚，不给朱鹤云任何借口。 　　我结算了1934年10个月的账目，进货总额、销售总额、期初存货、期末存货，开列清单，再减除工资房租、伙食开销等，净赚258元。我要钟松泉盘货，他说不要盘了。因为我对钟松泉有些看法，自从去年老板娘疯瘫后，茶叶店由松泉来管，而我早有听闻背后闲话，什么“茶叶店生意不好做啊，要亏本啊”等等。茶叶店生意不好是事实，亏本就是骗人的了。 　　我对松泉说：“本来我早不想干了，因为你来代管，我就拖一个时期再说。茶叶店生意不好，一天只有三四块钱甚至更少一点生意，但蚀本这是骗人话，现在我把10个月生意结清，二百多块是赚的。老板对去年的账到今年还不清算，过年只给我10块大洋，他就想糊里糊涂过去。还在你面前讲这讲那，就是不肯把去年的账算清。” 　　松泉这人第一怕多事，第二明哲保身，遇事是非没有分清，总是先把别人埋怨一番，对学徒常常如此。他代管茶叶店也跟着老板一样喊蚀本，我说：“你现在看看10个月的账和存货，总该相信了吧。老板说去年一年到11月迁进新房，老板娘只带去50块大洋，你相信吗？有账为凭嘛。你听他一面之词，也喊着蚀本，现在总明白了吧！” 　　钟松泉被说得有点脸红，分辨说“啥人相信他的屁话。”章文炳插进来说:“哼，只带去50块，他瞒得别人瞒不住我，铜元换银元总要经过我的手。” 　　12月10日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早上9点钟，老板从“公馆”来到店里。我就过去对他说：“先生，我有别的事情，今天晚上要动身，茶叶店里的账目存货都向钟先生交代清楚。”老板回答“好好，松泉，把俸禄算给他。”我心里想，跳出火坑了，算不算我也不和你计较了！下午打铺盖、理箱子，还请范子宽先生一一过目，这是店里不成文的规矩，子宽勉强看了一眼。吃过夜饭，叫了一辆“山林-斑鸠”的“云飞”汽车，由同事许宝善送我离开“增裕新”。 　　汽车开动，我和“增裕新”的同事挥手告别，我的心里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情绪充满着我的灵官。这7年中我犹如笼中鸟一般的生活，实在太厌倦了，时时希望离开这个牢笼，去漂流，去冒险，开阔新的生活环境，不如此我永远会被人捏在手里，直到毁灭了自己的一生。7年来我始终为获得做人的权力而奋斗。在奋斗中充满着压迫、束缚和挣扎、反抗！ 　　我要感谢“增裕新”店里的同事，我考银行练习生时他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报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考试的时候我也保密，只有一二个人晓得；录取通知到来时大家都为我高兴，文炳是第一个知道并祝贺的；慕良兄不用说了，是他千方百计要我跳出火坑的最积极的鼓动者；茶叶店门口卖菜的陆阿毛夫妻俩时常关心我，为我考中而高兴。 　　我考试录取后，每次看到绿衣人来，同事们就会过来问“有消息吗？”“几时成行？”我每次出去回来，大家也会询问最新情况。松泉到乡下住了几天，回来首先问我有没有消息。我说还没有，他就帮我怪起“新生周刊社”办事不爽气，这样左等右等等得心里着急。我每天盯着绿衣人，同事们也帮我盯着绿衣人有没有送信来，我急，同事们比我还急，有了消息，我高兴，大家也为我高兴。12月7日来信决定要走了，大家一阵欢腾，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那个时期，店里老是一片欢笑，同事们互相融洽在一起，大家留影留念，同事们朋友们送来了线毯、枕套、枕芯，还有的买饼干、生梨。“增裕新”的同事们也在发生变化，文炳在10月份就开始每天写日记了，廷国也要写日记，订阅1935年的《中学生》了，海龙说以后不再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要看有益的书籍，他说以后还要写文章去投稿……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进步。 　　再会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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