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泰和 　　 　　日军沿着南浔线于1939年春攻陷南昌，中国军队反击又收复了南昌外围的一些县镇，日军固守南昌，战事成胶着状态。此时泰和已成江西的政治中心，除省属机关，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也不少。就我所知，公开的如“省党部调查统计室”，负责人冯某原来就是共产党员，军统有“保安处情报处”，还有名义上查处走私的“财政部江西缉私处”，其实是干特务工作的；泰和还有一家专门造谣的小报，还有路上设卡的车辆检查站，这些机构在泰和是谁也不敢碰的。 　　大概在1939年还是1940年，我们银行有一位石翼德，他是复旦大学的肄业生，他是随复旦来到江西就离开学校进了银行，在金库工作。石翼德平日沉默寡言，也不谈时事政治，但和我却很谈得来，因为我们都喜欢看进步的书报杂志，他还喜欢看苏联小说，但是他不表露自己的观点。他已经结婚，爱人叫谢守谦，家里有岳母一起生活。有一天上午，有人叫他出去，石翼德交待了一下工作就走了，但到银行打烊他还没回来。同事吕道绶到他家里探访，回来说他的妻子谢守谦在哭，家里也被人搜查过。后来大家问了包旭初，才知道石翼德被捕了，是省党部调查室抓去的，说是有共党嫌疑。我听了以后很紧张，因为我一向看进步书报，自己订阅的就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全民抗战》，平时还要发发牢骚，不满蒋介石政府的作为，而且还有“生活书店”、杜重远的关系。金库科的胡江非还跑到我们这里放空气，说裕民银行有共产党嫌疑的可不至石翼德一个人。讲者或无心，听者可有意。我就更紧张了，为了预防万一，我赶忙把一些进步的书籍杂志偷偷从家里藏到银行楼上的天花板上。后来石翼德托人说情，隔了半年多放出来了。为什么被捕，关在哪里，又怎样出来的，大家谁也不问，若无其事，只当没有发生过，石也不声不响。一次我和石翼德出门逛马路，碰到两个人和石翼德点头，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省党部调查室的。我问，你出来之后，他们来找过你吗？石说，按规定每周要去汇报一次，我没有去，他们也没来找我。后来断断续续知道，石翼德被捕后被关在马家洲集中营 ，连续几天遭到疲劳审问。据说廖承志当时也关在那里。 　　这件事后来在脑子里慢慢冲淡了。解放后，一次当年的同事舒敏教去北京路过上海，承蒙他来看我，说起石翼德，说石在1939年被捕后供出了组织和有关人员，被定为叛徒送去劳改死了；又说谢守谦乱搞生活腐化，一家子完了，孩子如何不得而知。我听后心里很不平静，唏嘘者久之。 　　在文革中，造反派乱加罪名，说我是特务，有血债，说石翼德被捕是我告的密，使我的身心和肉体受尽了这些造反派的迫害。 　　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还有一件事，是和曾飞云的关系问题。曾飞云是我们泰和办事处出纳刘鸿先的同学，在泰和第一中心小学教书，后来做了小学校长。小学在银行隔壁，曾飞云常到刘处来玩，而且每月要到银行来领取经费，由此而认识。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学校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刘鸿先和办事员周家铎到学校去玩，回来也哼唱这些抗日歌曲。我当时也是热情，看到《救亡日报》上登载有救亡歌曲，就给刘鸿先看，觉得学校里可以作为教材。我和刘鸿先也去学校玩过一次。我和姓曾的就是这点关系，不过是点点头的朋友，后来就很长时间没有再见过姓曾的。 　　有一年（我确实不记得了，不过被造反派逼的没有办法，只能大概说了一个时间，1942年），我从银行下班回家，在孔庙前体育场碰到曾，相互点头，因为许久不见就随口问曾在哪里工作，曾说在省党部。我问搞什么工作，他说在调查统计室。我知道调查统计室是特务部门，听了当场就“啊”了一声。老实说我根本就看不起这种人，于是准备走路离开。但他突然问我，他们想要一些银行里的资料，我马上回答不行，我说银行的报表数字是保密的，如果要，是要单位写公函来的。他又说随便什么资料吧，我还是说不行！没有答应他。以后相互见面，大家还是点点头。事有凑巧，1944年春天我要调到重庆去工作，从赣州回到泰和，在银行碰见他，他身边还有一个女的，我猜大概是他老婆。听说我要到重庆去，曾就托我带一件衣料。我说小件还可以，大了不行，我自己东西很多。他女人就去街上买了一块衣料，包好写上地址，我一看不大，就同意了。 　　解放后我申请入党的时候，组织考查，我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有什么就讲什么。“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单位开座谈会，说起旧社会特务横行，迫害进步群众，我说起自己在泰和遇到的这件事，谈了自己的体会。不料从此以后曾飞云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社会关系，碰上填表都得记上一笔。 　　文革中，我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徐汇区办事处的造反派翻出档案，就此大做文章，说我是老特务，说“生活书店”是特务机关，我是特务机关派到江西去的，在遂川、泰和、赣州进行特务活动，又派到重庆，给曾飞云带的布料就是联络暗号，解放后潜伏下来混入党内。是“火眼金睛”的革命造反派识破阴谋，把我揪了出来。可怜这些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愚昧无知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一个造反派头头在大会上竟说：生活书店就是特务机关，否则你这个学徒出身，中学都没读过的人，英文也不懂，怎么就考进了银行？！ 　　 　　泰和“包公馆” 　　 　　现在来说说我们泰和办事处的第二任主任包旭初先生了。包是江西南丰人，据说南丰包家是有点名气的，据说包旭初的父亲在南昌也是有些声望的。包这个人精明能干，善于钻营，他调到泰和没有几天，首先把前主任焦彭龄的几个担任工友的亲属一个一个解雇辞退，安插上自己的人，专门服务于他。早晨先做主任室的清洁工作，包旭初一到，茶要泡好，随后等待听候吩咐和差遣，做包的私事。一次已到上班的时候，一位工友才开始在营业室里搞清洁卫生，我就说了他几句，那工友和我顶撞起来。事后为包所知，就把那工友辞退了，马上就进来一个。我很懊恼，虽然那工友迟早要走，但事因我起，包也抓牢机会为他所用。不久办事处所有的工友包括车夫、伙夫、库丁、花匠，都换成了包的人。 　　我们银行职工的任用权在总行，包就借口业务发展的需要保荐了一些人员，听候总行录用。一般来说，总行对自己新任命的各级头目总是比较信任和支持，保举个把职员是没有问题的，在业务发展的部门需要的人较多，更容易获得批准。包到任后陆续进来的亲戚有好几个，如文书张某某和胡克鹏、练习生胡先瑜，出纳则是胡克鹏的父亲，还有金库管理员谭胖子等。对原先的职员包旭初不好随便辞退，但可以向总行反映把你调走，但在表面上对你还是很客气的。包旭初的本事就在这里。在办事处的人员安排方面，包耍了不少手段和把戏的。 　　包旭初到了泰和办事处之后，除了人员调整，换上自己贴心的，对银行原来的办公用房也不甚满意，因为没有“主任室”，前主任焦彭龄办公就在营业间里和大家坐在一起的。我们银行办公楼（二层楼）原先的布局是这样的： 　　 　　 　　房间 　　库房 　　房间 　　 　　 　　厨 房 　　 　　 　　 　　 　　营 业 间 　　 　　天井 　　 　　 　　 　　房间 　　 　　 房间 　　 　　 　　包旭初到任后就计划装修营业用房和增加“主任室”，因为银行的业务发展人员增加，原来的营业间也确实不敷应用，但包主要还是为了另辟“主任室”，便于交际接待，有利于个人的活动。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办事处改建成以下的样子： 　　 　　 　　 　　 　　 　　营　业　间 　　 　　 　　 　　办 　　公 　　室 　　 　　 　　 　　 　　 主任室 　　 　　 　　 　　 房间 　　 　　 　　 　　 　　 房间 　　 　　 　　 　　 　　 客房 　　 　　 　　厨 　　 　　房 　　 　　 　　 　　库 　　房 　　 　　 　　从图上可以看出修缮后房间格局面积的变动，增加了主任室，原先的天井安装了玻璃，改建成了文书的办公室，营业间实际面积不变。厨房后面，在省金库迁来后作为办公地址，库房分内外库，内库是金库，外库堆放会计账册。主任室只有包旭初一人，配了沙发，窗明几净，有点派头了。包旭初的家眷从南昌迁来泰和，住在南门，趁着银行装修的机会，就在泰和东门租了一块几百平方米的空地，由修建银行的营造厂为他造了两间临时住房。 　　包旭初接着要做的是加建防空洞，泰和成为临时省会后，敌机时来骚扰侵袭，于是银行在驻地附近建起防空洞，这个防空洞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材料谁也不清楚，只知道建造防空洞的过程中，包家东门的房子由两间改建为四间了。银行到包家也就三四分钟路，行里还买了一辆包车，于是包旭初上班下班都以车代步。 　　1941年，包旭初不满足于只是个办事处主任，开始积极活动要把泰和办事处改为分行。当时江西裕民银行董事会有好几位董事就住在泰和，董事长李德钊也在泰和做寓公，这为包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后总行批准，自1942年起泰和办事处升格为泰和分行，包旭初由办事处主任升任泰和分行经理，刘鸿先、孙以云和我分别为出纳主任、营业主任和会计主任。包在申请改为分行的过程中，同时向总行提出要在中山公园建造分行新楼，这是包旭初计划的第三步。 　　建造银行新楼的计划被总行批准后，包旭初就把这建楼工程包给了先前修缮银行办公房子和修建防空洞的“黄学诗记营造厂”。这个营造厂的老板，据说是包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是学建筑工程的，经常夹着个皮包在包旭初的“主任室”（经理室）跑进跑出的。在接洽联系修缮建筑过程中都是包一人经手，我当时是会计主任，对工程设计开工付款方式一概不知，包也没有和其他负责人商量过。那时候孙以云已经脱离银行去“中国旅行社”工作，分行的营业主任一职由蒋季铭担任。工程付款是要经过会计盖章的，但包旭初已经批了，我们也只能照办而已。那时费用方面还是经理说了算数，总行并不要求会计负任何责任，况且这种大事事先也是经过总行批准的。中山公园分行新楼动工开始，包旭初东门的私房也在进一步扩建了，包家又加建了厨房、储藏和佣人、奶妈用房4个小间。银行中山公园新楼地基和底层完工，准备建造楼层时，正逢敌机轰炸倒塌，幸好二层刚开始砌墙，虽然倒塌可不影响地基，可以继续施工以至于完成。但包旭初却报批“轰炸损失”一笔勾销，把盖楼材料用于扩建私房添建亭台，在4间住房的西侧加建3大间，一间会客所用，一间为娱乐赌博之所，另一间为膳房。于是泰和“包公馆”开始遐迩闻名了。 　　就记忆所及“包公馆”示意图如下： 　　 　　 　　花 　　 　　园 　　 　　（约500平方米） 　　 　　 娱乐 　　 膳室 　　 会客 　　 房间 　　房间 储藏 　　 　　厨房 　　 　　佣人房 　　 　　奶妈房 　　 　　 　　 　　 　　 房间 　　房间 　　 　　 　　花园 　　 　　当然这种花园洋房并不算豪华，但在国难当头的困难时期，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一般公务人员，省府厅局中层干部也是望尘莫及的。而被总行批准的、中山公园内的分行新楼，被炸后再无人理会，剩下的砖木材料也无人管理，这座楼房在那里“摊尸”一年多，明拿暗偷，建筑材料终被一扫而空。包旭初的这只棋子很高明，乱中取胜，越乱越好，浑水才好摸鱼。银行的新楼终成泡影，“包公馆”却大功告成。这就是“包公馆”的由来。 　　但是行里的房子还是要解决，最后把泰和的严家祠堂全部租了下来，共有五六百平方米，里面居住的老百姓全部迁出，大约花了半年时间。银行的房屋全部修缮好后，为“美化环境”，包旭初还用了一个花匠，但这个花匠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化“包公馆”。因为有求于银行，泰和的商人都是要拍拍包经理的马屁，而包旭初也喜欢和善于交结官场人物，“包公馆”建成后，包旭初在商场官场更是八面玲珑，“包公馆”内宴席笙歌是说不尽的绮丽风光。 　　 　　包旭初的老婆姓张，是一个长得方方胖胖的有福之人。包太太生了两个女儿，到了泰和，包旭初夫妇当然希望有个儿子，结果又是个千金，人称“三千金”。包太太有四个妹子，除了最大的一个嫁给裕民银行金库科的胡某外，其余三个尚待字闺中，跟着包太太。这三个小姨天天缠着包旭初，姐夫长姐夫短的；包家还有奶妈的女儿，保姆的女儿，这样“包公馆”除了包旭初是个男的外，其余全是莺莺燕燕。包旭初本是公子哥儿，吃喝玩乐，读大学时就跑跳舞场，写出几个字倒像小学生一样。因为没有儿子，早有传闻包要纳妾生一个儿子，但是包太太不答应，因此早想染指三个小姨。外面人看“包公馆”生活，虽说不上荣华富贵，也称得上丰衣足食，是个富足之家。只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公馆内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时间长了难免有风声传到行里来。一些女同事的消息总是特别灵，据说大姨肚子被包旭初搞大了，包太太天天大吵大闹，为了有儿子能接“包公馆”的班，包太太让步妥协，条件是讲好的，若生了男的，大人可以留下来，若是女的，就不要，大姨走路。 　　不过包旭初也实在厉害，还把二姨张明辉的肚子也搞大了。包旭初想了一个办法，叫张明辉到赣州“中正大学”去读书，说情免试塞了进去，当然不是真的读书，以读书打掩护而已。后来这个二姨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包旭初满心欢喜，瞒着老婆出钱请人抚养。据说此事一直没有给包太太知道。 　　小姨张明华只有二十岁左右，我们行里几个同事也追求过，像苍蝇一样不肯放过。交通银行的同乡张如明托我给他介绍，我回了他一封信，告诉他，近水楼台大有人在。后来包太太也觉察到日子一长，小妹也有既成事实的危险，于是不知从哪里弄得一个小子，算是给张明辉找的对象，招进家里，从此“包公馆”多了一个“假宝玉”。

原文1983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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