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童年 　　 　　生不逢辰 　　 　　　　我出生于一九一三年岁次癸丑年年底。我虽不是满清遗民，却也生非盛世，一出世就碰到帝制与共和的交替。但是，毕竟我降生的地方远离政治中心。 　　我的家乡是浙江余姚，南部四明山脉像屏障一样隔断了余姚与各县的联系，北部濒临杭州湾，地理上形成东西狭长一条，天然划分为南部山区、北部为海头——杭州湾、中部稻米区，沪杭甬铁路 甬曹段横贯其间，是全县的富庶之区。 　　　　我的出生地在余姚西乡的斗门（陡亹）镇九功寺胡家村，离县城有20里路。斗门镇是渚水的东头，面临余姚江支流，上段习惯称为“中河”，下段就是余姚江，我们称之为“下河”。中河与下河之间有一条石坝泥堰，石坝在山岩边，山虽不高，却是很陡，山岩直削而下。中河河床高，下河河床低，中河的水在石坝上流过，流向余姚江，发出翻腾的咆哮声。在石坝旁还有一道泥堰，往来船只过堰时，就把绳索套在船尾，两旁有十几个人推着大车輪收集绳索，慢慢地把船由中河过堰送到下河，或由下河送到中河。马渚镇到余姚县城往来的各种船只络绎不绝。我每次到斗门去，总要在那里看许多人推船过堰。 　　　　胡家有三个自然村：九功寺胡家、中央胡家和梅山殿胡家。三个村各有特点，梅山殿胡家是远近闻名的胡姓大族，房子都是深院大宅，上一代出过有名的人物，大家不叫名字，以“杏记”代替，据说在上海、宁波、余姚县经营钱庄、银炉（银楼）、典当、酱园等最赚钱的买卖。“杏记”有七八个儿子，一个个不事生产，坐在金山、银山上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嗜赌吸鸦片，每人都有几个小老婆。我父亲在“杏记”里做过长工，这一家的丑史都能如数家珍般那样清楚。到了我父亲年龄的一代，已经成为败落人家而空有一些庄院罢了。 　　　　中央胡家在三个自然村里居中，都是一些种田的殷实户，颇有几家“出路”发财的，造起了楼房。九功寺胡家，全村房屋是坐北朝南，前面有一条河叫“面前河”，再南有座山叫“南山”。这个村可分东西两段，东段的房子好，有二三家是深院大宅，石板铺地，沿河是宽阔的花岗岩石驳岸；而西段都是贫苦农民，房屋破烂东歪西斜，河沿倒塌，垃圾都倒在河沿上。大家习惯叫东岸的人为“白脚膀”，西岸的人为“红脚膀”。所谓“白脚膀”，终年穿着鞋袜，文质彬彬；“红脚膀”是赤着脚在泥巴里滚的穷苦人，也就是种田人。 　　我出生在九功寺西岸一个贫僱农家庭里。 　　　　我记得住的房子在西岸顶头，屋旁就是村外，有一条南北向的石板路，北通铁路官路，南通山前胡家及他姓各个村庄。在门前有一个河埠头，年久失修，但还可以看出原来的样子倒是不小的，河岸上有一株高大的皂树，在村边石板路西有一块“柏树坟头”，是有钱人的墓地，周围是高大参天的柏树。在我懂事时已经荒芜，在那里吊着几只牛，已成为宰牛的场所。 　　　　在我的印象里长年见不到母亲的面，家里只有祖母和父亲。祖母告诉我，在我只有二三岁时，母亲生了妹妹，生下来就死了，于是母亲就到城里给有钱人的孩子喂奶去了，我们叫“奶娘”。我母亲是童养媳妇，和父亲相差十二三岁，八岁就到了我家，时常受祖母恶打，逼着母亲缠足，祖母自己是小脚，姑母也是三寸金莲。母亲不肯缠脚就挨打，她一讲起小时候受苦的情形，眼泪就会淌下来，但母亲最后还是一双大脚。 　　父亲会做泥水匠，人家房子漏了就去补漏；人家有婚丧喜庆，就去帮忙；人家农忙或有其它事，就去做短工；没有人僱他时，他就作小生意，赶庙会，贩卖桃子、杨梅、甘蔗等水果，从来不要息的。但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搓麻将赌钱，为此祖母时常要和父亲争吵。　　有一年梅山殿做戏，父亲赶庙会去卖茶，借来台子板凳。做这生意本钱少赚头好，只要花点买茶叶和柴爿的本钱，当然还要搭一个棚。那次偏偏我发高烧了，急得父亲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后来母亲从城里回来，我们搬家了，原来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怎么自己没有房子呢？在我小心眼里打着一个问号。路不远，可房子很小，没有先前大，烧饭连灶也没有，用一只缸做的，又烧饭又烧菜。这时家里养着一群鹅，我已经会割鹅草（鹅苦料）看鹅了。有一次鹅不听我指挥，我发火用长竿狠狠地打鹅，回来被母亲打了一顿。因为从来没有人打过我，气得我赖在地上不肯起来，饭也不吃，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不久又搬家了，这次搬得远了些，在东村和西村之间，是一间草顶竹篾泥墙的小屋。但我每天还到西村和原来的小朋友一起玩，一同到山上去捡柴，一同到河边去摸鱼。南山是经常去的，我们“面前河”鱼很多，一到春天在春雨绵绵的季节，田里已经插好秧，秧田里水太多了，放水的时候，河里的鯽鱼会游到田里来。在这间草舍茅屋里，母亲生下了我苦命的弟弟，这时候家里经常只有母亲和弟弟，祖母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出去帮人家去了。但是不久母亲又走了，弟弟不见了，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后来知道弟弟寄养给人家，母亲又去做“奶娘”去了，在城里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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