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父亲的回忆录完稿于1983年6月，距今已33年余；父亲去世于1999年11月9日，距今已过去17年。 　　父亲去世后，我们才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部回忆录。捧着这部装订成八册、厚厚一叠的书稿，翻着一页页薄薄的白纸，看到父亲留下的笔迹端端正正、密密麻麻，我们确实有点惊奇和疑惑，对父亲写回忆录这件事，我们脑子里竟然没有一点印象。父亲在自序中说，他的回忆录写于1981年4月，历经两年三稿，最后在1983年誊写完成。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我们小辈或京城求学或外省谋生或远郊就业，面对学习工作、安家立业等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过分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忽略了与父亲的情感交流与心灵沟通。自然，每逢假期或者休息日回家，常常可以看见父亲坐在那张从余姚老屋搬来的黑漆写字台前，戴着老花眼镜，时而翻阅报纸杂志，时而手握竹竿圆珠笔在本子和稿纸上书写。我们却一直以为他只是在做读书笔记或摘录他欣赏的唐诗宋词、名句名联。 　　正如父亲在回忆中所说，他一生爱书。父亲只读完乡村初小，后来的初中文化也是学徒时自学的，解放后虽然上过财经院校，那也只是专业业务进修。但是，当年乡村小学打下的国文基础、父亲一生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使他的回忆一气呵成，从家乡余姚四明山下贫苦雇农的儿子到乡村初小学生，从上海滩静安寺、曹家渡的学徒、店员到抗战大后方的银行职员，平凡而又动荡的生活，父亲娓娓道来。 　　父亲晚年特别喜欢看文史类的著作，文革后期，国内出版了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重印的《红楼梦》和《水浒传》，前苏联的翻译小说《人世间》、《多雪的冬天》等等，他都设法托人买来借来，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退休不久，他就订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世纪30年代正是新文学向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父亲在上海恰逢其盛，《新文学史料》中关于30年代新文学的传播发展，对人物、作品、事件的回顾，一定激起了父亲的内心波澜和回忆、共鸣。每期一到，他就用道林纸包好书皮，写上序号，随时查看。相信父亲一定会从他人的文章中借鉴和琢磨如何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爱书好学勤思的习性帮助父亲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我们惊叹父亲的记忆力，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他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以一己之力搜集资料，历史的截图在父亲的叙述中流动，细节依然那样清晰、鲜活。父亲爱读书、记笔记、写日记的习惯伴随他的一生。但是，正如他在回忆中所说，当年的日记、书信、笔记、剪报，寄放在上海、南昌朋友处的统统毁于战乱，而跟着自己辗转于泰和、重庆、余姚、上海仅存的书籍报刊、文字资料，也在文革中毁于一旦，幸好1933年、1934年的部分日记得以幸免。父亲曾以“劫后余烬”来形容那些珍贵的历史见证。 　　讲起1966年的那个初夏，我们心中永远藏着深深的悔意。正敏还记得那天下午，15岁的他在紧闭门窗的屋内，用力撕碎父母亲旧时的照片，一批批冲进抽水马桶，几乎要堵塞下水道。那时喧嚣的国家正在疯狂地砸烂旧世界，而被恐惧包围的我们正试图偷偷抹去过往。但是，也许正是文革，毁掉了有形的记忆，却让无形的记忆在父亲的心头反复地刻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968年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父亲被诬陷为“特务”，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了整整两年，甚至被造反派打断了锁骨。无休无止的审问、一次次的暴力逼供，为减轻皮肉痛苦和求生的欲望，，迫使父亲一次次地从大脑皮层里搜索、寻找丢失的记忆，一遍遍地温习着自1949年以来在思想改造、向党交心、整风反右、社教四清等历次运动中的小结交代，从而把自己一生的来龙去脉梳理得如此有条有理。 　　从回忆录完稿到父亲去世，期间整整16年，在父亲去世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学太极拳操、练楷隶书法、听昆曲磁带，学山水国画，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家人也经常团聚，偶尔也会听到他讲起过往的片段。可是我们就是从来没有听见父亲谈起他的回忆录。 　　父亲在回忆录里写到，他一生有三件憾事，其中一件就是1949年以后一直没有回过故乡为父母扫墓。这使我们想起在他去世前两年（即1997年）的国庆前，父亲对正豪说，他想回余姚老家一次。我们的两个姑妈分别在余姚邻县——慈溪的浒山和周巷定居，文革后期和退休以后，父亲曾数次前去探望，但每次都与余姚的老家擦肩而过。那一次，83岁的父亲由正豪与桂芳姑妈陪同一起去了他近半个世纪不曾再见的故乡。表弟驾车经过铁路边的马鞍山折入汤家闸，我们沿着小路走上山头，在一处花岗岩的石壁下，找到了祖父祖母的墓。父亲默默地看着姑妈燃纸烧香，关于祖父的冤死、祖母的病亡，他当时一句也没有提及。下山后，我们又去了施家槽头，父亲在村里见到了儿时的玩伴，两人站在篱笆边攀谈起来。如今想来，此景此情，父亲的内心一定思绪翻涌，可是他的外表淡定如水，没有丝毫流露，更不用说顺便提一下回忆录里的故事了。 　　父亲为何要把花费了两年多心血写就的回忆录束之高阁，生前从未示人，至今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个谜。也许是因为当时我们沉溺于世俗的功利、忙于面对现实的挑战，父亲是一个不愿意随便打扰和麻烦别人的人，不想让我们花费时间与他一起回顾逝去的过往。父亲退休后练书法、学国画，他敝帚自珍地把习作一一悬挂起来，而我们常常熟视无睹，也许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种对父亲晚年心理需求的有意无意的轻视，根本不理解一个老人精神追求的可贵价值，使父亲决定暂时对我们关闭了他的心灵之门。 　　也许只有父亲才了解自己的孩子，他知道人情世故的不变轨迹，相信他的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静下心来，慢慢阅读过去的故事，终究会发现，在所有点点滴滴的琐碎繁杂的生活背后，是不变的人性。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恐惧与贪婪、纠结与挣扎、坦荡与平和、善良与纯真是世世代代永恒的话题；终究会明白，所有的历史画面、曾经的过往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一层层积淀，历史是建筑在无数的卑微的小人物血肉基石之上的，从而去尊重历史记忆和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不善言辞，是一位严肃谨慎的严父，更多时候男人把情感隐藏于内心，很多事只有我们自己也已步入老年才能体味。今天当我们在追溯父亲过往的年华岁月时，常有挥之不去的遗憾。但是，父亲正以回忆录的方式在与我们对话，我们能感受到父亲笔端下对家国的情思，对亲情的留恋。 　　 　　时光流逝，但消逝的光阴并未消淡父亲在我们心中的记忆，父亲留下的的文字时不时在拨动我们心中的情感。在父亲去世后的那一年，正豪和大姐夫范志兴曾先后在阅读父亲回忆录的过程中，将手稿中的目录、“童年”等章节输入电脑，存放在父亲的网上纪念馆。但还是因工作杂事缠身而中断。时光已然跨越十余年，直至正敏接手。 　　在照顾母亲的空暇整理父亲的回忆录，过程很慢，断断续续大概花了正敏一两年的功夫。因为有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没有父亲可以解惑，偶尔文中出现的方言和物事，好在还有母亲可以请教，母亲对往事常常还有明晰的记忆。就在一年多前，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时常会与我们和二姐坦率谈论生死问题，思绪也常常会回到遥远的过去，忘不了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痛，一些情。病床上的母亲突然说起，她也可以写一部回忆录的。可是没有时间和精力了，好在父亲的回忆录中时时有母亲的身影。 　　就在两个多月前，2016年10月16日，母亲追随着父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现在父亲的回忆录就要正式出版。这部再普通不过的回忆录，因为有三位专家学者的审读和作序推荐而生辉。 　　著名的民国经济史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会欣先生，在得知家父留有回忆录遗稿时，一再鼓励我们家属争取公开出版，他以史学家的灼见，呼吁让更多的民间记忆进入学术研究的视域。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平博士，是最先在其论著中引用和考证先父回忆录的学者，他以金融从业者和金融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对回忆录做出的评价，无疑具有专业的权威性。他提供的家父填写于1948年的上海市国民身份证申请书的照片尤为珍贵。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善龄先生以其独到的视角，从社会环境和个体发展、城乡习俗和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发掘出回忆录所蕴含的社会史主题。刘善龄先生还花费了大量心血，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了许多旁证材料，直接指导了本书的注释工作。 　　 　　在此我们对三位专家在百忙之中审阅本书、不吝赐稿作序和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表示最诚挚的感激之情。 　　我们衷心感谢北京开明出版社，能够接受一个平凡小人物的书稿，为社会、为历史保存民间的记忆。同时我们要感谢陈滨滨社长、范英副总编辑和参与本书出版的其他编校人员付出的心血。 　　此外，我们感谢为本书提供过图片资料的上海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华东师大教授仲富兰先生、中国人民银行李莲女士、余姚市马渚镇斗门村党总支书记胡鹤鸣先生、胡氏宗亲会会长胡国安先生和村文化馆诸男群女士等亲朋好友。 　　本书中的注释、图片和小节标题，均为在整理打印时添加，不当之处，悉由我们负责。 　　在父亲的回忆录《雪泥偶留》出版之际，谨以此书，告慰父亲胡守礼（胡世敬），母亲祝翠华的在天之灵。 　　胡正豪、胡正敏 　　 2016年岁末

原文2016年岁末 发表于《雪泥偶留》后记  浏览：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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