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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胡守礼先生

小人物与大历史

刘 平

  小人物与大历史
  
  摆在我面前的厚厚一摞书稿,是即将正式出版的一部回忆录,书名为《雪泥偶留》,作者为胡守礼。这是一个小人物,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出身寒微,家道贫穷,祖宗渺远,既无史籍可考,亦无传说可寻”,然而,通览全书,却可以看到,历史正以另一种画面浮出水面,让人感受到小人物背后波澜壮阔与鲜活生动的大历史。
  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迄今已经出版的民国时期名人的回忆录,恐怕并不过分,然而缺少了“小人物”的历史研究及相应书写,无疑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这部回忆录从个人视角出发,观察和记录了江西裕民银行等地方银行在不同时期的实际运作状况,以及银行职员的真实生活状态,不少场景和细节具体生动,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历史档案的不足。该书包括“我的童年”“海上沉浮”“挣脱樊笼”“银行生活”“赣渝道上”“雾都重庆”“重返故乡”“上海风云”等八个部分,时间跨度为 1914 年至 1949 年,基本涵盖了整个民国时期,对于近代史研究,尤其对于近代中国金融史、银行史,以及银行职员生活史等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即便是普通读者,亦可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首先,不同时期的一些重要金融现象和事件,在该书中得到极为生动具体的反映。
  如胡守礼曾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在江西除了发行的票子之外,大量流通的是银元,种类之多可以开个银元展览会。”不过,“这些银元流到江西吉安就都变成‘烂洋’了。”什么是“烂洋”?“烂洋”就是在银元上敲一个硬印,硬印一多,一块好的银元就成凹凸驼背的银元了。“那为什么要敲上硬印呢?原来银元有真有假,有成色好的有成色差的,商店为了表示自己的信誉,在找出去或者付给人家的银元上敲一个硬印以示负责,如有收者发现某一银元有哑版假版或者成色不足,凭银元上的硬印即可调换。”“在吉安地方,大小商店凡银元过手都要敲上硬印,一块银元硬印越多,质量越没有问题,大家都愿意接受使用。因此一块好银元最后被打的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好银元最后都变成了‘烂洋’。”
  又如,1935 年 11 月国民政府实行了法币改革,当时胡守礼在江西遂川的江西裕民银行工作,“在我们偏僻的小山城里,银元只收进来不兑出去了,两张裕民银行的五角票来兑换,只能给一张中央银行或者中国农民银行的一元面额的法币。如果顾客以银元来汇款或者还款,银行是最欢迎的了。银行还要向老百姓宣传有银元要到银行来兑换,老百姓也以为银元不好用了急着换纸币,所以银行陆续收进不少银元。反倒是有钱人不愁没钱用,反而把银元窖藏起来。”而在银行方面,“我们银行收到银元后,每百元一包,每三千元装成一箱,吉安分行把所属办事处的银元集中起来,由银行汽车武装押运,把银元运到广州。我们起初不知道为什么不把银元送到南昌总行,而要运往广州方向,后来运的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是走私,一块银元到香港可以换价值几倍的外汇。”虽然总行有通知,截至币制改革实施之日止,库存银元要如数上报,根据库存数和账面数移交给中央银行。但在他看来,“隐匿不报少报不知多少。这是中央捞大鱼,地方捞小鱼,各得其所。”
  再如,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以 1 比 300 万元的比率收回法币。当时胡守礼在上海的山西裕华银行工作,“于是我们银行账面上的天文数字突然缩到四五位数,1 亿存款只有 30 元纸币了,记账、制表、计算都大大减轻了工作量,我每天打算盘就减少了多多少少手指的拨动。”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开始抛售黄金。消息传出后外滩几条马路上人山人海,老百姓通宵排队争购黄金。“一次行里同事王益农在汉口路中国银行排队购买黄金,已经拿到了号牌,队伍又被冲散了,中国银行不承认了,王益农到滇池路中国银行去找了熟人也没有用。”他回忆道:“为了保持币值,同事们往往拿到钞票就去买进银元或是美钞。在我们银行门口马路上都是黄牛,手里拿着十几块大头小头做着生意。也有同事把钞票放拆息,借此保持币值,使收入不贬值。每天吃过午饭,
  大家都出了银行大门,到马路上转来转去了解行情。”在他看来,“那时候大家在银行里工作也已经没有心思了,人心涣散,一天到晚转念头动脑筋,如何孜孜于蝇头微利。”他以为,“这是一个王朝覆灭的象征,财政金融经济总奔溃的信号! ”
  其次,该书不少内容还涉及了战时银行的经营和管理。
  如抗战爆发后,江西省政府一度迁移到了泰和,裕民银行总行分驻在吉安、泰和、遂川。“此时我们银行的业务往来户骤然大增,江西省金库就在我们办事处后面办公,各机关的经费都到省金库去领,到我们这里转账,存入各单位往来账户。”商业方面,“南昌、樟树的部分商店也迁到泰和,还有更多亦官亦商专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人员,这样我们银行的放款也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形下,“银行为了放款安全,着重做货物抵押放款,实际就助长了投机者囤积居奇者的资金周转,使他们不需要房屋场地堆存,囤积反而越来越多,财富越滚越多。”他以为,“在通货膨胀初期,银行起了囤积居奇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浙江大学在战时撤退过程中,一度曾在江西泰和上田村立足。“浙江大学到达上田村后,我们银行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大家也都忙了起来。当时的教职员工身边都带着钞票,一家一当都在身上。虽然暂时有大房子住了,但都是空空的,没有橱柜家具,随身也都是箱子行李,钞票放在身边也是不放心的,于是都存到银行里来。我们也尽力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开了存折户、支票户,给教职员工提供方便。”胡守礼还协助解决了学校给教职员工发工资的问题。当时浙大有一千余教职员工,如果领了钞票拿了现金去发,学校会计科人手实在不够,又容易出差错,而且领到工资也只是进城买点日用品,因此学校大家都希望开支票;但银行没有大量的支票簿,就是有,从银行角度来说,成本费用太大,而且开支票有一定的使用手续。后来双方约定使用“取款单”。 “于是每月发薪日,从上田村到泰和银行的路上,就像是山阴道上仕女如云,一人领工资全家大小都进城。泰和的商业都集中在城内一条街上,要买点生活日用品只能进城不可。而我们银行一到浙江大学发工资的日子也要忙上一阵子。”
  再如,抗战时期,各省的地方银行都在陪都重庆设立了办事处,有的等于各省在首都的政府办事处,除了接受本省的业务委托,什么生意都做。当时财政部准许在重庆成立各省银行的分支机构,但有限制,只准经营省际汇兑,不准经营存款放款业务。“但实际情况是,吸收存款根本不需要,我们有的是资金,放款不能做,但以同业往来名义做拆放还是可以的。因此办事处用拆放的办法,收得较大的利率,在年终结算时,所获利润是很可观的。”当时的重庆,行庄每家有几套暗账,专门对付财政部钱币司来查账的。商店、工矿企业也都有暗账,“因为老老实实那就要亏本关门。”他说,“我们银行职员如果按照当时重庆的生活水平,老老实实拿着一点干薪,特别像我带着家属小孩恐怕饭都吃不饱。”他所在的银行也从拆放的黑市利息收入中,提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同事们的伙食津贴,“这样一来,大家饭能吃饱了,就解决了最大的后顾之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该书的相当部分篇幅,记录了胡守礼的个人生活史,真实反映了特定时期银行职员的生存状态。从烟纸店学徒到银行练习生,从江西遂川、泰和到重庆、上海,从江西裕民银行到山西裕华银行,胡守礼的职业生涯充满坎坷和艰辛。期间,他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等的多重角色转变,以及与上司、同事的相处等等,都留下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辗转各地时,他还对当地风土人情作了细心观察和描绘。在胡守礼的笔下,尽管大多是卑微的小人物,但都温和善良而不失尊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隔多年后,胡守礼先生撰写这部回忆录时,对于当年所经历事件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细节也相当准确。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或许也是这部回忆录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重要原因。不妨举两个例子。一是作者提到,他曾经给《申报》“职业专刊”写信,“结果报上登了出来,答复我,要下决心寻找出路,不要耽误前程,标题就是出路。我用的是真名,幸亏未被老板发觉。”我在 1933 年 1 月 13 日的《申报》“本埠增刊”上找到了报社的这封回信,文中即提到:“胡君是一爿小茶叶铺里的学徒,这爿店,据胡君说:每日营业,不过六七元;除‘市洋帐’一本之外没有其它帐簿;除店主(另有职务)及胡君外,别无伙友。所以胡君非但不能进窥茶业的堂奥,并且连普通的商业经络也无法学到;而在这种环境之下,也断无出头的希望。‘人生几何!不容蹉跎’。我们以为胡君除于职务余暇勤求学术外,非亟谋别就不可!至于进行的方法,可先多托亲友,并留心各种机会。惟亦须与王君同样的严守秘密。”另一个例子是作者提到《新生周刊》曾刊登广告,代为江西裕民银行招考 20 名银行练习生。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次招考改变了胡守礼的一生。我也确实在 1934 年 10 月 6 日出版《新生周刊》一卷三十五期上,发现了这则《代招考银行练习生启事》。
  胡守礼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完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正式出版。1999 年 11 月 9 日,胡守礼先生病逝,并于 2000 年 4 月落葬于上海福寿园百草园。近年来,我在写作《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一书时,偶然在某网站发现了这一珍贵的回忆录,并多次引用了相关内容。当时非常希望有机会找到胡先生的后人,以表感谢,但一直不得门径。
  说来也是巧合。2016 年 10 月,在复旦大学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向与会的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教授题赠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拙作。没有料到,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就接到了郑教授来电,告知见到了他的老朋友、胡守礼先生之子胡正豪教授(即书中的小牛),并介绍相识。世界真小,事后才知,胡正豪教授与我的导师吴景平教授以及我的其他几位朋友均属故交。[删分段,]日前,承蒙胡正豪先生不弃,专门来电,嘱我为即将出版的胡守礼先生回忆录撰写序言。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拉拉杂杂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谈不上是序言,顶多算是粗浅的读后感吧。
  
  刘平
  2016 年 12 月于上海
  
  (本文作者现任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原文2016 年 12 月 发表于《雪泥偶留》序言之二  浏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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