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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路581号银行宿舍
山西裕华银行的员工宿舍有两处,每天上班下班由银行汽车接送,早晨8时半从茂名南路树德坊开出,到西摩路(陕西北路)581号宿舍,再开到汉口路四川路银行里;夜里下班由银行开出,先到西摩路581号,再到茂名南路树德坊宿舍。同事们除了有家的之外其余都住在这两处集体宿舍,对高级职员,行方供给家属宿舍。 我进行时住在茂名南路宿舍3楼,后来这里改成家属宿舍,我们单身的就住到西摩路(陕西北路)581号宿舍去了。 581号在西摩路新闸路的转弯角上,是属于“西新别墅”中的一幢三层楼房。西新别墅包括新闸路1292号—1304号,陕西北路581号,587弄—607弄,由中国银行建于1937年,内部设备和装修材料大多从美国进口。解放后的大跃进时期加盖了一层,变成四层楼。当时在581号的二层和三层分别住着两家,二层朝南的两间是戎叶侯秘书一家,三楼另一家黄吟舟(夫人马碧篁是个画家)也是秘书,都是孔祥熙的人。剩下的房子底层两大间,二层三层各一大间和两个亭子间住着行里的30条好汉,没有一个女的。我和周树萱住在二楼朝东的一大间,我们一屋4个人。站在阳台上一眼望去,可以看到东面的江宁路新闸路。581号大门口的小间住着门卫老何(何阿二,江苏人)和洗衣服的几个女工。洗衣服的女工每天要洗六七十人的衣服,洗好烫好,送给每一个人。581号底层的大厨房里有锅炉烧热水,每个房间的窗台下也都装有热水汀①,条件很好。虽然卫生间里洗澡有热水,不过人多,等起来也伤脑筋。 星期天休息,住在集体宿舍的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四川路行里去,因为路远,一般都不去吃,大家看朋友走亲戚就在外面吃饭了。我每次到徐家汇章文炳店里或者去张慕良家吃饭,此外也去虹口新建路成铨哥那里,其他地方很少走。许多同事有过夜生活的习惯,晚上要很晏回来,往往到十一二点钟,早晨要睡到八点多起来,上班接送的交通车老是在楼下大门口揿喇叭等着。我不习惯夜生活,晚上九十点就要睡了,早晨也很早起来。 ① 热水汀,英语steam,暖气。 经济崩溃乱象 日本投降后,据说上海的物价和重庆物价相差倍数,即伪储备票和法币的购买力照市场的自然比率大体为25﹕1,即伪储备票25元合法币1元。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规定200﹕1。当时汪精卫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票是有黄金储备57.7万两(估计储备票为1000亿),国民党政府以法币1元收回储备票200元,只要十几万两黄金即可收回汪伪发行的储备票了,无形中赚了黄金40万两。这对沦陷区的老百姓来说是进一步加重压榨。由于国民党政府有意压低收兑储备票,于是市场上竞相抛出储备票抢购物资,物价也随之空前高涨,政府又趁机大量发行法币,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速度。沦陷区的人民在受尽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之后,又受到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搜刮。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政府手中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加上接受敌伪资产10亿美元,共计有23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很快就被日益扩大的内战消耗光了,由于军费开资急剧增加,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唯一弥补的办法就是滥发纸币,加速钞票的印刷速度。到1948年8月止,法币发行由1945年的1万亿,增加到了33.2万亿,增加了33.2倍。1946年上海物价上涨7.7倍,1947年上涨14.7倍,1948年1月到8月又上涨了五六倍,货币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货币膨胀的速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已经丧失了作为货币的基本功能,人民对其也丧失了信任,市场上交易多以美钞计算,就是付房租、交学费也多以实物或银元结算。在市民的眼里,法币成了废纸,法币一到手就要千方百计换成美钞、银元或其他实物。中央银行早晨发行的钞票,在市场上兜了一圈之后,成捆的崭新钞票又回到了中央银行。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比300万元的比率收回法币。于是我们银行账面上的天文数字突然缩到四五位数,1亿存款只有30元纸币了,记账、制表、计算都大大减轻了工作量,我每天打算盘就减少了多多少少手指的拨动。在发行金圆券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宣布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把黄金收归国有。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特派员,这股龙卷风席卷整个上海。在将黄金收归国有后,又勒令私营行庄的黄金限期交售给中央银行,私人手中的黄金也要兑换成金圆券。按规定,法币300万元合金圆券1元,金圆券200元合黄金1两,这样换算下来,等于法币6亿元合黄金1两。当时金圆券和美元的比价是4﹕1,也就是50美元合黄金1两。 当时上海的报纸大肆宣传蒋经国如何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但大家都知道,上海市场上投机倒把的就是四大家族,扬子公司是孔令侃的,嘉陵公司是孔令仪的,孚中公司是宋子文的。 在这股国民党政府经济管制的风潮中,山西裕华银行也生怕孔祥熙成为众矢之的,急急忙忙带头将保险柜里的黄金上交给了中央银行,把黄金变成了纸币。山西裕华银行上交多少黄金不得而知,如果是1000两就换成了20万元金圆券,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几百家,若是一家1000两就有几十万两,还有银楼、大小公司、工厂商店,这简直就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抢劫和掠夺。而山西裕华银行交售的黄金对四大家族来说,只是左边口袋的钱放到右边口袋里,还是自己的。 在金圆券发行之日,上海市场还同时“限价”,鉴于储备券、法币兑换的教训,老百姓也难以相信金圆券有什么含金量,所以只要手里有金圆券就去抢购物资,什么东西都要,到最后商店都空空的了,连摆地摊的也少了。大家说笑话连棺材都被抢购一空了。“限价”把东西都限得没有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取消了暴力限价政策,于是物价反弹狂涨,上海连日发生大规模的抢米风潮,社会动荡,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我们银行职员的待遇虽是优于一般的职工,但也到捉襟见肘的穷困程度,当时上海也有好多银行罢工,我们看在眼里,想到自己,也想着有一天给点颜色让当权者看看。 金圆券迅速贬值,因为压不住金价和物价,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开始抛售黄金。消息传出后外滩几条马路上人山人海,老百姓通宵排队争购黄金。当局一方面叫群众排队,一方面又叫警察局马队冲击排队人群,马路上“飞行堡垒”也是呜呜乱叫,以扰乱治安罪随便捉人。实际上到底售出多少黄金没有人知道。一次行里同事王益农在汉口路中国银行排队购买黄金,已经拿到了号牌,队伍又被冲散了,中国银行不承认了,王益农到滇池路中国银行去找了熟人也没有用。当时银行、钱庄、银楼、信托公司也可以向中央银行申请购买黄金,当日开出支票,次日向中央银行领取。但是解放后我们在接管工作中清理银行账户时发现这是一笔糊涂账。 “限价”垮台之后,米价从原来限制在20.90元一石,突然涨到金圆券2000元,涨了近100倍,其他物资跟着上涨了100倍到150倍。银元、大头、美钞、黄金又可以买卖了,我们银行门口(四川路汉口路)人头攒动又热闹起来。在黄金物价日夜高涨之时,我们的工资收入还是当月按照上个月的生活指数结算,除了高级职员和一些掌握实权者另有办法之外,我们一般小职员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大家也互相议论商量,想以罢工的办法给当权者提出警告,但是又怕人少不济事。 有一次我们住在陕西北路宿舍的同事们大家互相商量罢工的事,但又怕被经理捉牢辫子,商量下来大家决定集体“请病假”,他就没有办法惩罚我们。宿舍里还有几个山西籍的同事也积极支持,说好不去上班。不料到了次日竟然食言,不但去上班了,还向武渭清报告了我们的活动。结果经理逐一找介绍人谈话,弄得我们提心吊胆,不但没有效果,还给经理抓住了把柄。 为了保持币值,同事们往往拿到钞票就去买进银元或是美钞。在我们银行门口马路上都是黄牛,手里拿着十几块大头小头做着生意。也有同事把钞票放拆息,借此保持币值,使收入不贬值。每天吃过午饭,大家都出了银行大门,到马路上转来转去了解行情。有一个时期,“盛和锡箔庄”的宝康每天到汉口路的同业公会去,他告诉我说,公会里有许多人没有户头,头寸放不出去,烂煞。我说你拿过来,多少我都要。因此他在公会落市后把人家的头寸收来交给我,我就给他开出一张支票,加上一天利息,把他收来的头寸放出去,每天赚利息差额“捞外快”。 那时候大家在银行里工作也已经没有心思了,人心涣散,一天到晚转念头动脑筋,如何孜孜于蝇头微利。这是一个王朝覆灭的象征,财政金融经济总奔溃的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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