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摩路581号银行宿舍 　　 　　山西裕华银行的员工宿舍有两处，每天上班下班由银行汽车接送，早晨8时半从茂名南路树德坊开出，到西摩路（陕西北路）581号宿舍，再开到汉口路四川路银行里；夜里下班由银行开出，先到西摩路581号，再到茂名南路树德坊宿舍。同事们除了有家的之外其余都住在这两处集体宿舍，对高级职员，行方供给家属宿舍。 　　 我进行时住在茂名南路宿舍3楼，后来这里改成家属宿舍，我们单身的就住到西摩路（陕西北路）581号宿舍去了。 　　 581号在西摩路新闸路的转弯角上，是属于“西新别墅”中的一幢三层楼房。西新别墅包括新闸路1292号—1304号，陕西北路581号，587弄—607弄，由中国银行建于1937年，内部设备和装修材料大多从美国进口。解放后的大跃进时期加盖了一层，变成四层楼。当时在581号的二层和三层分别住着两家，二层朝南的两间是戎叶侯秘书一家，三楼另一家黄吟舟（夫人马碧篁是个画家）也是秘书，都是孔祥熙的人。剩下的房子底层两大间，二层三层各一大间和两个亭子间住着行里的30条好汉，没有一个女的。我和周树萱住在二楼朝东的一大间，我们一屋4个人。站在阳台上一眼望去，可以看到东面的江宁路新闸路。581号大门口的小间住着门卫老何（何阿二，江苏人）和洗衣服的几个女工。洗衣服的女工每天要洗六七十人的衣服，洗好烫好，送给每一个人。581号底层的大厨房里有锅炉烧热水，每个房间的窗台下也都装有热水汀①，条件很好。虽然卫生间里洗澡有热水，不过人多，等起来也伤脑筋。 　　 星期天休息，住在集体宿舍的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四川路行里去，因为路远，一般都不去吃，大家看朋友走亲戚就在外面吃饭了。我每次到徐家汇章文炳店里或者去张慕良家吃饭，此外也去虹口新建路成铨哥那里，其他地方很少走。许多同事有过夜生活的习惯，晚上要很晏回来，往往到十一二点钟，早晨要睡到八点多起来，上班接送的交通车老是在楼下大门口揿喇叭等着。我不习惯夜生活，晚上九十点就要睡了，早晨也很早起来。 　　① 热水汀，英语steam，暖气。 　　 　　经济崩溃乱象 　　 　　 日本投降后，据说上海的物价和重庆物价相差倍数，即伪储备票和法币的购买力照市场的自然比率大体为25﹕1，即伪储备票25元合法币1元。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规定200﹕1。当时汪精卫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票是有黄金储备57.7万两（估计储备票为1000亿），国民党政府以法币1元收回储备票200元，只要十几万两黄金即可收回汪伪发行的储备票了，无形中赚了黄金40万两。这对沦陷区的老百姓来说是进一步加重压榨。由于国民党政府有意压低收兑储备票，于是市场上竞相抛出储备票抢购物资，物价也随之空前高涨，政府又趁机大量发行法币，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速度。沦陷区的人民在受尽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之后，又受到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搜刮。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政府手中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加上接受敌伪资产10亿美元，共计有23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很快就被日益扩大的内战消耗光了，由于军费开资急剧增加，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唯一弥补的办法就是滥发纸币，加速钞票的印刷速度。到1948年8月止，法币发行由1945年的1万亿，增加到了33.2万亿，增加了33.2倍。1946年上海物价上涨7.7倍，1947年上涨14.7倍，1948年1月到8月又上涨了五六倍，货币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货币膨胀的速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已经丧失了作为货币的基本功能，人民对其也丧失了信任，市场上交易多以美钞计算，就是付房租、交学费也多以实物或银元结算。在市民的眼里，法币成了废纸，法币一到手就要千方百计换成美钞、银元或其他实物。中央银行早晨发行的钞票，在市场上兜了一圈之后，成捆的崭新钞票又回到了中央银行。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比300万元的比率收回法币。于是我们银行账面上的天文数字突然缩到四五位数，1亿存款只有30元纸币了，记账、制表、计算都大大减轻了工作量，我每天打算盘就减少了多多少少手指的拨动。在发行金圆券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宣布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把黄金收归国有。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特派员，这股龙卷风席卷整个上海。在将黄金收归国有后，又勒令私营行庄的黄金限期交售给中央银行，私人手中的黄金也要兑换成金圆券。按规定，法币300万元合金圆券1元，金圆券200元合黄金1两，这样换算下来，等于法币6亿元合黄金1两。当时金圆券和美元的比价是4﹕1，也就是50美元合黄金1两。 　　 当时上海的报纸大肆宣传蒋经国如何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但大家都知道，上海市场上投机倒把的就是四大家族，扬子公司是孔令侃的，嘉陵公司是孔令仪的，孚中公司是宋子文的。 　　 在这股国民党政府经济管制的风潮中，山西裕华银行也生怕孔祥熙成为众矢之的，急急忙忙带头将保险柜里的黄金上交给了中央银行，把黄金变成了纸币。山西裕华银行上交多少黄金不得而知，如果是1000两就换成了20万元金圆券，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几百家，若是一家1000两就有几十万两，还有银楼、大小公司、工厂商店，这简直就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抢劫和掠夺。而山西裕华银行交售的黄金对四大家族来说，只是左边口袋的钱放到右边口袋里，还是自己的。 　　 在金圆券发行之日，上海市场还同时“限价”，鉴于储备券、法币兑换的教训，老百姓也难以相信金圆券有什么含金量，所以只要手里有金圆券就去抢购物资，什么东西都要，到最后商店都空空的了，连摆地摊的也少了。大家说笑话连棺材都被抢购一空了。“限价”把东西都限得没有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取消了暴力限价政策，于是物价反弹狂涨，上海连日发生大规模的抢米风潮，社会动荡，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我们银行职员的待遇虽是优于一般的职工，但也到捉襟见肘的穷困程度，当时上海也有好多银行罢工，我们看在眼里，想到自己，也想着有一天给点颜色让当权者看看。 　　 金圆券迅速贬值，因为压不住金价和物价，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开始抛售黄金。消息传出后外滩几条马路上人山人海，老百姓通宵排队争购黄金。当局一方面叫群众排队，一方面又叫警察局马队冲击排队人群，马路上“飞行堡垒”也是呜呜乱叫，以扰乱治安罪随便捉人。实际上到底售出多少黄金没有人知道。一次行里同事王益农在汉口路中国银行排队购买黄金，已经拿到了号牌，队伍又被冲散了，中国银行不承认了，王益农到滇池路中国银行去找了熟人也没有用。当时银行、钱庄、银楼、信托公司也可以向中央银行申请购买黄金，当日开出支票，次日向中央银行领取。但是解放后我们在接管工作中清理银行账户时发现这是一笔糊涂账。 　　 “限价”垮台之后，米价从原来限制在20.90元一石，突然涨到金圆券2000元，涨了近100倍，其他物资跟着上涨了100倍到150倍。银元、大头、美钞、黄金又可以买卖了，我们银行门口（四川路汉口路）人头攒动又热闹起来。在黄金物价日夜高涨之时，我们的工资收入还是当月按照上个月的生活指数结算，除了高级职员和一些掌握实权者另有办法之外，我们一般小职员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大家也互相议论商量，想以罢工的办法给当权者提出警告，但是又怕人少不济事。 　　 有一次我们住在陕西北路宿舍的同事们大家互相商量罢工的事，但又怕被经理捉牢辫子，商量下来大家决定集体“请病假”，他就没有办法惩罚我们。宿舍里还有几个山西籍的同事也积极支持，说好不去上班。不料到了次日竟然食言，不但去上班了，还向武渭清报告了我们的活动。结果经理逐一找介绍人谈话，弄得我们提心吊胆，不但没有效果，还给经理抓住了把柄。 　　 为了保持币值，同事们往往拿到钞票就去买进银元或是美钞。在我们银行门口马路上都是黄牛，手里拿着十几块大头小头做着生意。也有同事把钞票放拆息，借此保持币值，使收入不贬值。每天吃过午饭，大家都出了银行大门，到马路上转来转去了解行情。有一个时期，“盛和锡箔庄”的宝康每天到汉口路的同业公会去，他告诉我说，公会里有许多人没有户头，头寸放不出去，烂煞。我说你拿过来，多少我都要。因此他在公会落市后把人家的头寸收来交给我，我就给他开出一张支票，加上一天利息，把他收来的头寸放出去，每天赚利息差额“捞外快”。 　　 那时候大家在银行里工作也已经没有心思了，人心涣散，一天到晚转念头动脑筋，如何孜孜于蝇头微利。这是一个王朝覆灭的象征，财政金融经济总奔溃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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