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川分金库 　　 　　我们银行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江西裕民银行遂川办事处”，一块是“江西省金库遂川分金库”，但金库的实际办公地点在县政府里。金库主任苏乃荣一到遂川就赶去拜访遂川县县长穆国琛，表示已到职，请县长拨给办公地点。当时县政府在刘家祠堂里，没有空余房子，就借孔庙隔壁一家已经停业的客栈暂用，楼上作为金库办公，楼下是县政府“经征处”。县长穆国琛到底老于仕途，经验丰富，他表示拥护省政府设金库决定，明确职责，把已经收掌握的库款上缴金库。苏乃荣也是个中老手，接到这笔钱后，立即叫我连夜入账编表把款子存入银行。老苏拿了做好的报表盖了章亲自送到县政府去，以示自己做事迅速效率高。其实照我的想法明天也可以，何必匆匆忙忙连夜办呢？这里有做官的秘诀。 　　后来遂川县政府迁至五峰书院，五峰书院地方大房子多，金库和经征处同在五峰书院东侧办公。经征处和金库的分工是，经征处造钱粮册，管催，金库管收。经征处经管田赋清册，填写××区××乡×保×甲××户应缴田赋缴款书，下乡分送催缴。农民接三联催缴通知到县政府分金库收款处交款。金库收款后，一联收据给缴款人，一联送经征处，一联金库留底，按日汇总，收录岁入田赋科目。逾期未缴，要加罚金。除大宗田赋收入之外，还有屠宰税收入、契税收入、学费收入、田赋附加收入，以及其他司法收入、罚没收入。其中田赋归省，附加留县。 　　这个金库管理办法实行以后，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县长的财权。过去是经征处自催自收，经收人可以挪用贪污，交到县长手里就归县长自己支配，或存入银行或放高利贷，或者做生意投机倒把，别人就管不着。因此往往许多县长卸任之后往来移交不清，特别是吞没钱粮款的很多。县政府二科（财政科）的科长一般都是县长的亲戚担任，一切听县长指挥，总管县里的财权，把应上解的库款扣着，上面催得紧时就上解一点应付应付。所以做一个县长，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款在身，自由支配，经营牟利。金库建立之后，县长的财权被大大削弱，因此对金库直接收款的办法是很不高兴的。 　　一次还闹出了矛盾，一天有农民来交田赋，金库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收款，农民到经征处反映，他们都是遂川本地人，有的还互相熟悉认识，本来经征处一些人就对金库不满，因此告到县长那里。县长大为恼火，立刻下了手谕贴在金库收款的地方：“凡有农民前来缴纳田赋钱粮，经手人员有故意刁难，不予收款，可立即向本县长禀喊，一经查明，严惩不贷”。手谕贴出之后，弄得苏主任紧张了好几天。 　　遂川金库先有4人，后来陆续又增加4人。按编制金库有14个人，主任一人，每月工资60元，会计一人每月工资45元，记账员二人，每人每月工资40元，管票员二人，每人30元，总收款一人，每月30元，收款四人，每人25元，茶房工友二人，每人10元，另有办公费60元每月包干。这样一个月下拨的经费约有五百元左右，这笔经费根据省金库寄来的支付命令领支。 　　实际上在我们遂川金库，会计员是吃空额，收款员也没有，记账员也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是见习生，每月我盖40元工资的图章，实际只领8元钱。至于每月60月办公费不管你用不用，反正是包干的。我们遂川金库设立时还有一笔开办费，日常用品多已买足。这样下来，金库每月就有二百余元的溢余，归了金库主任苏乃荣所有。小小一个金库主任虽说每月工资60元，实际所得三百元左右。怪不得有人千方百计花银子买官来做，做了官都能捞回来，中国的官场实在是腐败。 　　头几次我领工资的时候，都是苏乃荣拿我的图章在工资单上盖章代领，我也知道总行明确过兼职见习生银行每月10元、金库每月8元工资的规定。有一次我自己盖章，一看工资单上是40元，我就提出意见，总行规定兼职见习生金库工作每月工资8元，我既然盖了40元图章，还有32元，应该由我交给银行收益入账，这下把苏乃荣弄得很尴尬。后来我们分别写信向总行请示，总行总务股长潜伯陆先生向我解释，说金库主任薪俸低，年终没有红利，故规定只要不影响工作，允许主任有权处理结余款作为补贴，希望我谅解。我接到信后，就领了8元钱盖了40元的收据章。以后每月如此，有两年时间。一个金库主任如此，做一个县长或者营长团长，一年还不有上万的收入吗？而且这还是制度上允许的，至于刨地三尺，地方进贡送礼，其所得可想而知了。 　　 　　我的银行同事 　　 　　我到遂川没几个月，耳朵里就刮来风，说是代主任王名宽和会计傅绶书意见不合，闹矛盾，要把傅调回吉安分行。后来又传傅临走前与隔壁“天然居”老板娘（小的，两姐妹嫁一个老板，老板死后姐妹俩都成了寡妇）依依不舍，相对而泣。怪不得傅吃过夜饭就到隔壁去坐坐，搓搓麻将，夜深了就成了入幕之宾。傅走后来接傅绶书工作的是雷克惠，靖安人，很健谈，嘴里炼老师长炼老师短的，“炼老师说要‘痛夫碰党’啦”。我先听不懂，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听得多了，后来才知道是“通货膨胀”啦。那时候这是个时髦名词，原来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到中国来，为中国搞币制改革，改革方案可能已在金融界高层吹风透露，我们底层没有见报，也不知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936年元旦和春节我都在遂川度过的。不久裕民银行开办大庾办事处，王名宽调去升为主任，雷克惠调去任会计。大庾为赣粤交界重镇，大庾岭是由赣入粤的要道，过了大庾岭就是广东南雄了。大庾行政权在江西，驻军权却在粤军手里。当地盛产钨砂，钨业管理局就设在那里。 　　王名宽走后，吉安分行调张林如接替，张代主任兼营业兼会计，实际会计工作由我来做。遂川办事处的账务附属吉安分行作为并账单位，不独立核算。一切收付用中国式上收下付流水记载 ，将每天收付数抄报吉安分行，吉安分行再根据收付，做借贷分录传票记账。从1936年开始，遂川办事处开始独立核算，每天结账编制日记表。我做会计工作后，金库不每天去了，只隔天去一次，后来又培养管票的杨鑫涛做记账工作，慢慢地代替我能独立工作了，不过做旬报月报时，还是我由去处理。 　　张林如和我相处得很好，他的爱人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妇女，有三个男孩。 　　张林如善于交际，他到遂川后和一些做买卖的商业中人来往应酬，他吸烟喝酒又喜欢搓搓麻将赌钱。在吉安的时候对崔炼吾多少有点顾忌，到了遂川天高皇帝远，又是独当一面，生活做事难免缺少检点，张林如和药材店老板很要好，那老板是吸鸦片的，家里自己就有一套吸烟的设备，以张的说法是“逢场作戏”也常作“吞云吐雾”之乐，因此染上了芙蓉癖恶习。因为晚上睡得晚，常常早上九十点到行里还睡眼朦胧。 　　有一次张林如和新来的县长丁国屏不知为什么有了矛盾，丁向总行告了一状，说张林如在遂川勾结商人赌博吸毒。总行知道后就来函把张调到总行检查。倒是丁国屏这一状真帮了张的忙，总行把他送到医院检查最后给戒掉了。因为不算成瘾，最后给的结论是业务应酬，偶尔犯之，从宽不予惩处，仍回遂川工作。这是坏事变成好事，后来张自己也有所注意。 　　张林如离遂川期间。我们只剩四个人，会计工作我顶着，出纳曾恹麟算代张负责，，还有一个青年叫余邦吉，也是靖安人，也是闭口开口不离“炼老师”，以示自己不同一般。江西人习惯，开口闭口称老师，取名字中间的字，而不是姓，如王名宽是“名老师”，曾恹麟就是“恹老师”。 　　苏乃荣先生也睡在银行里，也在银行吃饭，他不喝酒不打牌，空着就看看书，但说起话来像教训人的口气，听的人心里感到不舒服。他也不和银行的同事谈谈心，有时看他很孤单的样子。在金库里大家都对他有点怕，更少说话。1937年下半年遂川分金库撤销，他发表为龙南办事处主任，后来项斯接了他的职务。 　　曾恹麟有五十多岁了，吉安人，是老钱庄出身，出纳员兼管库，平时吸吸烟喝喝酒搓搓麻将，后来不知怎地看中了银行对面小摊的女娃子，大约二十岁左右，还有一个抱在手里的女小孩。阿公阿婆在的时候，她只来摊头送送饭，有时在摊头上坐坐，卖的是一些山货，一天到晚赤着一双大脚，挑两桶水一百多斤走起路来像飞一样，好力气。这是遂川女人的特点，每天挑柴上街来卖的都是女的，一担柴也有一百斤左右，田里的生活劳动强度大的也是女人做的。在农村男的虽也参加劳动，但女的做的更多。我没见过那个女娃子的男人，以为跟红军走了，后来那男的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了，整天穿着鞋袜，晃来晃去不做事。据曾先生说是给拉伕拉走的，这时候曾先生晚上也不打牌了，老是跑出去，原来他到女娃子家去了。每天还服用研成粉末的鹿茸，用烧酒吞服进补。后来张林如也觉察了，认为身体这样要搞垮的，年纪大了靠进补消耗身体不好，曾劝过他。 　　周晋三先生也有五十多岁了，南昌人，曾在赣江轮船上做过大副，口才好，见识广，有胆量，能应付复杂局面，解决疑难问题，也有指挥能力。因为在内战时期，在赣江轮船当差事务繁多，各种人都要应付，所以周对跑码头走江湖有一套本领。他肚子里的东西也多，讲过很多关于红军的故事，当时也是听过算数，还记得讲红军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的故事。他说曾亲眼看到张辉瓒的头被钉在木排上，从吉安东固上游顺水漂下来，还有一张很大的告示贴在木排上，警告国民党士兵不要落得与张辉瓒一样的下场。这时周正被拉差，运送国民党士兵上前线。周晋三在银行里做庶务工作，凡托他办事都能圆满解决，令人满意。他喜欢喝酒，喝得面孔红红的，话也多了，有时也打打牌。

原文1982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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