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出走 　　1931年老板朱鹤云的儿子朱润荪读高中了，进了圣约翰大学附中。 　　小开朱润荪年纪和我差不多（或长我一岁），但命运大不同，我除了店里学徒的工作，还要伺候老板娘和小开，听候他们的使唤。早上小开是不要吃泡饭烧粥的，要另卖点心，下午放学回来，我还要去买馄饨啊葱油饼啊，一天要给他买两次点心。我进店的时候，小开已经在圣约翰青年会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春天他要养蚕宝宝，养了许多，就要我去采桑叶，我每天做完店里生活就要到梵皇渡铁路桥浜北去找。那时浜北都是荒郊农田，本地人养蚕的不多，桑叶没人采，采回来要一张一张揩清爽才能喂。蚕小的时候吃的还少，到后来每天要采一筐。小开养金鱼，就要我去捉鱼虫，也是到浜北小河或池塘边去捞。到秋天，小开要玩蟋蟀，他要去捉蟋蟀，老板娘就要叫我陪着他去，但又不许走远。总之，小开要什么我就得顺着伺候，有时傍晚大便也要我陪着他。我想他那时已读初中，如果再小一点也许真要骑在我身上玩呢。 　　进了高中的小开是住读，每周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傍晚回学校，因此老板娘总要烧点鸡啊肉啊的好小菜，叫我送到学校里去。那时我虽已满师，可老板仍当我学徒使用。 　　大概在1933年秋的一天，我在日记上记着老板叫我送红烧鸡到学校给小开，没想到小开朱润孙偷看了我的日记。晚上打烊后我从茶叶店回去睡觉，老板气呼呼瞪着眼珠大骂：“侬叫我老板，不叫先生！”他撩起手就是一个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头发热脸发烫，莫名其妙。“小鬼，侬把日记交出来！”我这才明白“东窗事发”，朱润荪在旁边看着笑，我心里骂着“你真卑鄙，偷看我的日记，还要告状”。“侬写日记的簿子是啥地方来的？是偷店里的！”老板还不断吼叫，我就是不理，闷声不响，心一横，准备滚蛋。 　　第二天我对文炳说“准备走路”，文炳说“把日记交给他算了”，我说不交，看他怎么样！松泉、子宽都不做声，他们都是怕朱鹤云的。吃过夜饭我抽出时间到东街张慕良店里商量对策。他很同情我，说不要怕他，“他要侬走，侬再走”，“他不逼你，这事就算了”。张君的意见和我的想法一样，一是不交日记二是不主动走。我就等了三四天，老板没有一点动静，既不回头生意，也不再提日记的事，于是我又写我的日记，照旧看我的书。但我仍作走的打算，叫慕良兄帮我买了一只白色的皮箱，万一滚蛋，先到张慕良那里住着再说。。 　　1933年恶运结束，1934年新的一年开始，年终春节老板只给了10元钱，我知道是有意尅我，没有给我加工资，也没有叫我滚蛋，看来我的身上还有点油水好刮。请个伙计每月要10块工资，而且还未必肯来；我做一年只给10块钱，比学徒时还少。 　　春节里我去看了一个朋友作退路准备，是方裕泰茶叶店的老板，我们茶叶店的货源都是他供给的。方老板时常说他深知朱鹤云的为人，对我的处境也是深表同情，曾对我说过，你这里不做到我店里去。因此趁着春节的机会我去了他的店里看看。方老板没有店面，实际是一个茶叶工场，有六七个伙计，以老司务学徒居多，他们生活刻苦，吃得马马虎虎。看了实际情况我心里有了底，我盘算作为落脚点有了一个去处，作为衣食职业则不够满意。不过我还是感激方老板济人之急的热情。还有一个朋友，是“大美香烟公司”的推销员，姓王，忘了名字，宁波人，对人很热心。大美公司推出“七巧牌香烟”，想借“增裕新”柜面做做广告，每包香烟里附赠券，额角头高的可以拆到一条毛巾一块香皂，当场凭票兑换。朱鹤云对这种小香烟公司不放在眼里，在王君一再要求之下，就答应了，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因为都是青年，谈得拢，彼此就职业交换意见。他对我说，万一你这里不做了，可以住到我家里，慢慢再想办法。我知道他在香烟公司也是试用，如果推销香烟有成绩才能正式录用。我去他那里，王君很客气地招待，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可惜这些朋友在我离开上海以后就失去了联系。那时“七巧牌香烟”在报上大做广告，公司还在报上征求对七巧牌的赞词，像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香烟”的“无美不备，有丽皆臻”那样，最后七巧牌香烟入选的是“一支七巧十里香”，入选者得大洋五百。 　　老板虽然对我时常施加压力，但我也不屈服，也不一时冲动而贸然离职。但终因忧虑过甚，终宵不眠，身体日渐衰弱，人也一天天瘦下来。 　　自从老板娘得了疯瘫病以后终日睡在床上，那只高凳找不到主人了，未免有点寂寞。朱鹤云和伙计学徒一起吃饭，几个学徒都倒霉了，多吃一点菜多吃一口饭，朱老板两只眼珠子就瞪着你，不仅是学徒，对伙计也是这样，我是他瞪眼的老对象了，所以我一看吃饭，肚子就胀饱了，慢慢成了胃病，有时隐隐作痛。那时我时常担心，怕短命活不长。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我在忧虑中把自己沉浸在求知海洋里，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不浪费虚度。 　　老板娘病倒之后，每天晚上由松泉来收营业款了，慕良兄时常来我处谈谈，文炳也常跑过来，谈得比过去自由了。因为朱鹤云自己的事也多起来了：朱润荪高中毕业进了金城银行工作，1934年就要准备结婚；朱鹤云在小脚老婆疯瘫后也动脑筋要讨小老婆了；梵皇渡兆丰花园附近一幢洋房也已经开始动工，这样店里的事只好由松泉文炳掌管。所以在1934年的上半年有一个时期，很少见到老板的影子。 　　不久新洋房落成了，去过的同事说是石库门楼房，大小十余间，朱鹤云准备安排大小老婆儿子媳妇儿孙佣人的，造价总在万元以上。朱鹤云住在店里的楼上没有家具，后来在鲁易斯马拍卖行买了一套旧的。新房落成，家具也都全换成新的了。朱鹤云打算赶在儿子娶媳妇前讨小老婆的，于是和儿子有了矛盾，据说还是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校长瞿同庆出来讲和，老头子讨小老婆在前，后给儿子娶媳妇。朱鹤云讨进小老婆住进了新楼，每天不等打烊早已不见踪影。早晨来到店里，这个见到学徒刷牙要骂，顽固不刷牙的家伙，现在自己也刷起牙来。于是学徒们在背后当做笑料讥骂。我当时在日记里还给朱鹤云写了首打油诗： 　　不学无术有运道， 　　盘剥侵吞成富豪。 　　厚颜无耻贪如狼， 　　朱楼锦绣藏阿娇。 　　朱鹤云结婚后，儿子也结婚了。阴历十月二十八，朱鹤云在五马路复兴园为儿子大摆筵席，讲排场争体面，和曹家渡地方一些名流比比也算不错。店里一些伙计先一天去帮忙了，文炳和我们一些管店的人提早打烊后才去。我们到时客人都已入席，看起来“行礼如仪”已经结束。朱鹤云长袍马褂小老婆红裙绿袄在那里招待客人。我们要上前贺喜鞠躬，他们两个人立在那里还礼。我想那小老婆一进门就做现成的婆阿妈，朱润荪和小媳妇要叩头拜见，一定心里甜蜜蜜难以形容。朱鹤云的小老婆是个老小姐，家住康脑脱路（康定路）武定路，有不少现货随嫁，朱鹤云可说是人财两得。一些伙计也都在背后议论，朱鹤云果真是“财运亨通”“福星高照”。只是苦了小脚老太婆，瘫痪在床，眼看老来之福被别人夺去，也算“恶有恶报”吧。我们几个人看别人喝酒行令，等了多时才在侧室摆了一桌，我们几个店员坐在一处，吃好去看楼下别家堂会，没有兴味，就先行回店，6个人叫了一辆“祥生”汽车“嘟嘟叭叭”坐了回去。 　　我厌恶这种环境，也不满意自己的职业，希望改业不做商人。这几年饱尝当学徒做小店员的滋味，得出的结论是商人是劣的，没有廉耻，为了金钱，人格可以出卖，趋奉权势，欺压贫贱，因此决心改行。由于所处环境的刺激而产生的这种想法不免偏激。 　　因为深深厌恶朱鹤云的作为，心里闷闷不乐，一想到自己的前途，犹如身临悬崖绝壁，我时时刻刻寻找跳出这“火坑”的时机，但是我错过了一次好机会。在9月下旬读《新生》周刊寒松先生的《谈常识》，我忽视了8月刊登的生活书店招考练习生的启事，《谈常识》里的谈到的“常识试题”都非常容易，而参加考试的人没有一个完全答对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应考，失去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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