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交 　　1933年春节又到，年未岁首，想到前途往往不寒而栗，弱冠之年还是一事无成，每临深夜，思虑万千，不能成寐。除夕夜听爆竹声声，忧心如焚，老板的面色时时在脑际盘旋，顾虑着有一天老板会突然叫我滚蛋，问题是主动走还是被动走。主动走当然最好，但想着投奔无路依靠无门，又犹豫起来。还是要克制，一天不叫我走我就一天不走，不走为了主动走做准备，要忍耐，莫急躁。我给自己定下1933年的对策。 　　这年年初，有一天我正在剪报贴报，对面“秦协源肉店”一位先生走过来，很感兴趣看着我贴报，他也喜欢读书看报，也是《生活》周刊的读者，还给《新闻报》“本埠附刊”投过稿，彼此一见如故，像是老朋友谈得很是投机。过了几天，他送来一本《东方周刊》新年特大号给我看，书里夹着一张便条：“朋友，送上《东方周刊》新年特大号给你看，喜欢吗？张慕良”。我接到之后心里一阵激动，这本特刊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里介绍过精彩内容，我也想买一本来看看，但因售价太贵而正犹豫着，现在看到自己喜爱的杂志摆在眼前，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期“新年特刊”有“梦”的特辑，都是著名作家做的“梦”，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只好做梦来寻求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生活。《东方周刊》是胡愈之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看完《东方周刊》后还给张慕良，还把一本中华书局出版舒新城主编的《新中华》新年特大号送给他看，从此我们俩成了好朋友——知己之交，相互不断函来信去，像写情书一样勤笔。在那个时候，青年人在一起，只要思想一致，政治倾向文艺爱好一致，就显得格外亲热，真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彼此关怀，肝胆相照，丝毫没有隔阂。我们几乎隔天要碰一次头，见面就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几天不见就彼此惦念改用笔谈。 　　张慕良是嘉定纪王庙人，在七宝镇学的徒，他也很喜欢文艺，喜欢小说、诗歌。我从他口中第一次知道蒋光慈、钱杏邨、郁达夫、郭沫若等这些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这些创造社出版的著作由东泰图书公司发行的。我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情况，他有几个朋友都是爱国青年，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而被捕。在我的心里铭刻上共产党是可敬的人的印象。认识张慕良之后，我托他去买了一些鲁迅、矛盾的名著，鲁迅的《彷徨》《呐喊》买来后。我们一起研读。那两本书是米黄色道林纸精印，毛边装的，我后来随身带到江西，你借我借最后没了踪影。 　　看的书多了，想的也多了，除了自己的前途经常担忧之外，更关心中国政治经济的出路，慢慢懂得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密切联系。这年春天我给梁文铭先生写了一封信，开头就是“枯萎的草木，春风吹又生，天涯飘泊者，梦游故乡景”，“想起故乡，不禁想起我的老师来了”。接着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议论一番，联系自己“事不遂心难保夕，终日郁郁销眉梢，年华虚度无成就，空负双亲望子心”。这封信一去，梁先生就回了热情的信，劝慰勉励一番，有两句话印象深的还记得，“前程事另作商量，国家事庶人应予不议”。 　　四月间我又回乡了，还是由十六铺招商局轮船到宁波，再坐火车到余姚，还是雇了一只脚划船，到家已是午饭的时候。祠堂正忙着哪一家在办事，邀我吃饭。第二天就去看梁先生，据说他为我的事也曾去信上海托人，不过没有回音。梁先生到私塾墩庙里去教书了，另外还请了一位青年教师协助，增加了体操课和美术图画课，学校有点正规化。梁先生很客气地要请我吃饭，并且一再表示，关于我的前程问题，已写信到上海，希望我耐心等着。我在他家吃过晚饭，走时他把我送出村来，一直送到义堰头。我和父亲商量，回请了梁先生和学校里另一位老师来我家吃饭。父亲赶了早市买菜，由母亲烧，只记得鸡是家里养的，还有盘炒年糕。 　　在家里也闹了些小矛盾。因为父母早已给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定下了亲事，但我为了对方读书问题，使父母不开心，因此在家里有时也很苦闷。去年从乡下回到上海，因为看了一些书报，对自己的婚姻问题也注意起来，于是去年曾写信给父母，要求给未婚妻翠华读点书。这次回家问起此事，父母很生气，说我忘记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家。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我们乡下情况，我在前面说过，像漕头远近上千户人家，女的读书的只有朝南屋地主一家三个女儿，而且也只读了二三年。父亲总说“姑娘长得齐整”，他去马渚还去看了翠华的二姐。母亲说“娶媳妇就是娶朵花”，“只要花好”。我的思想还是要求翠华读书，认为要求不高，大家意见总是合不起来。 　　这年夏天，张慕良和一个姓陶的合伙自己开起店来，肉店设施简单，只要有房子，马上就可以上手的。《申报》馆在曹家渡商会里办起“申报补习学校”（后改为“量才补习学校”），为职业青年业余进修。张君去报了名，每夜都去上课，有中文、英文，我很羡慕他，自己可以支配时间，我没有这个条件。后来看到报上登出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为不能离职的青年店员举办“通问班”函授补习，我和张慕良兄商量后去报了名，缴了学费，课程有语文、常识、历史、地里、文学概论等。语文是初三第五第六册，另发辅助讲义，指定每周自修进度，必须做好读书笔记、习题、读后感，其他讲义要做问答题。此外每天写日记，每周一篇作文，要装订成册，一起邮寄“通问班，老师批好卷子之后再寄回来。当时校长是严谔声（新闻报“小记者”），老师陆风石、陶乐勤先生等。我参加函授教学后，自修有督促，有规律，可以循序进行，但数学、英语则无法自修，张慕良就充当起先生，读的英文回来教我。 　　1933年上海出版界对“社会科学”的介绍、新杂志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景象，有人称之为“杂志年”。我除了《生活》周刊还订了《中学生》《世界知识》《文学》，接触了各方面的知识，阅读了柯柏年编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大纲》《社会科学问答》一类入门书，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我思想发展有进一步的影响。但是我已经订了许多杂志，再要买书，觉得经济负担太重，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图书馆借阅。正好“申报流通图书馆”成立，我缴了保证金，取得借阅的权力，但必须自己到“大陆商场”去借。这对我有点困难，我只好麻烦张君，每周去一次上海，每次借书两本。于是我看了茅盾、郁达夫、郭沫若、丁玲、叶绍钧、夏丏尊等人的作品。我不管懂与不懂，反正吞下算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夏丏尊的《爱的教育》。只是这样做苦了慕良兄，每次借书要等上半天，因为知识饥荒的人太多，而馆里工作人员又太少。 　　后来职业界成立了“蚂蚁图书馆”，可以邮寄借阅，不要缴保证金，这下方便了，于是我改为邮寄借阅了。蚂蚁社还出版蚂蚁刊物，内容也很精彩。当时我借的图书范围、阅读兴趣也随着思想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由文艺小说转变，阅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从东北到庶联》、曹各冰的《苏联游记》，于是逐渐被他们笔下的苏联社会所吸引，觉得苏联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没有失业的人，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我惊奇马克思像预言家，苏联社会怎么会和他讲的一样，我梦想中国有一天会像苏联一样，实现理想的社会制度。 　　慢慢地我也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江西“剿匪”，哪里是什么“匪”，共产党和红军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的理想社会。原先自己不懂蒋介石为什么要把国土让给日本人，要恨自己人，原来是要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保护他的政权，来消灭要求平等的自己人。“剿匪”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进行了文化围剿，封闭进步书店，禁止发行进步杂志，逮捕暗杀进步人士。1933年6月，当中国民权同盟保障会秘书长杨杏佛被暗杀后，7月初，我从《生活》周刊上读到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的“开端”，知道先生已经流亡国外。次年5月，迫于压力，《申报》黎烈文不得不去职，以张梓生代之，《自由谈》登出启事，从此“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半年后，史量才也在沪杭公路上遭枪杀，当时有传说，蒋介石以增加官股控制中国银行的做法，欲高价收买《申报》遭到史的拒绝。当时的中国一片白色恐怖，网密犬多，言论没有自由，人人有危害之感。虽然如此，左翼文化人依旧坚持在文学阵地，7月，生活书店出版了《文学》创刊号，电影《渔光曲》轰动上海，连映数月，我也去看了《渔光曲》，还有《盐潮》。 　　我每期读到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感触万端，引起共鸣，韬奋先生真是和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时蒋介石发起了“尊孔”“复古”的“新生活运动”，宣传“礼义廉耻”，我和张慕良兄都极为反感，中国老百姓外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祸，内遭军阀混战之害，家园支离破碎，民众妻离子散，衣食足而知礼仪，现在大家没饭吃没衣穿，怎么去讲“礼义廉耻”？而那些达官贵人是最不讲“礼义廉耻”的，伤风败俗男盗女娼的事都是他们做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不过是给劳动大众的一副脚镣手铐而已。 　　《生活》周刊因为刊登了胡愈之的“让人民自己起来”的文章，1934年初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继之而起的是杜重远先生主编的《新生》周刊。《新生》周刊外面四版都是彩色印刷，评论“老实话”，由杜重远先生所写，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仍连续登载，国际形势评述、国内外通讯和《生活》周刊一样。更精彩的是刊登了较多启发性通俗性的文章，如柳湜的《街头讲话》、童恂斋《给读者的信》。记得讲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从一盒火柴的秘密谈起，瑞典火柴大王是如何经营凤凰牌火柴的。童恂斋把中国比作一只装满饭的大饭桶，帝国主义你盛一碗他盛一碗，分析中国所以沦为殖民地以致贫困的原因。《新生》周刊有别于《生活》周刊，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不采取直接攻击的态度，而是启发教育人民，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 　　杜重远先生是东北辽宁人，留学日本，在大连办了肇新瓷厂，开展提倡国货的宣传。在东北时杜先生就为《生活》周刊写过文章，九?一八后杜先生化装逃入关内，在《生活》周刊撰述“虎口余生记”。杜先生为抗日救亡到处奔波，遍历粤桂赣鄂川诸省，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杜先生在人民群众中声望日隆。杜先生除了接办《新生》周刊还负责中国国货公司的工作，他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为我们所爱戴和敬佩。 　　我写了许多有关《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的往事，因为这些回忆给我鼓励和力量，她影响了我的思想和事业，在我一生中起着关键作用。我应该对邹先生杜先生两位前辈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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