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 　　 　　茶叶店门口常年设摊卖小菜的陆阿毛，他的儿子在日本纱厂做工，订了一份《生活》周刊，每周星期六出版。因为是邮寄到茶叶店转递，所以我得以有机会借来看看。《生活》周刊内容有韬奋的《小言论》，有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评述，有人物传纪、国内外通讯和职业修养、读者信箱等。我看了几期，真是大开眼界，越看越爱，爱不释手。 　　从1931年满师之后，我也开始订阅，每次邮寄一到，就迫不及待，篇篇精读细看，也不管懂不懂，生吞活剥读下去。我每月仅有的二元工资，都拿来购买生活周刊出版的新书。这一年7月，长江流域大水，从汉口起，大水蔓延数省，一片汪洋，庐舍为虚，哀鸿遍野，数百万灾民嗷嗷待哺。韬奋先生大声疾呼，“小言论”犀利精辟，言人所不敢言。而国民党政府的大官们依旧每周挂着京沪花车到上海度周末，醉生梦死；尤有甚者，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在浦东建造的“杜祠”落成，国民党大小官员趋之若鹜前往祝贺，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献艺唱戏，上海各报也趋炎附势，独《生活》周刊韬奋先生以“民族与家族”为题提出批评。《生活》周刊还大胆批评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在愚园路花了50万元建了一座花园洋房，金屋藏娇，而且进一步把愚园路花园洋房的照片也公之于众。 　　《生活》周刊真正做到了“以大众利益为利益，以大众意志为意志”，成为大众的喉舌。我在《生活》周刊的引导下，思想逐步转变，抛弃了鸳鸯蝴蝶派和荒诞无稽武侠章回小说而转而关心起国家时事。《生活》周刊启发了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沈阳大举进攻，张学良不加抵抗放弃东北，全国人民群起指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抗日情绪激昂。《生活》周刊大声疾呼，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御侮，并声援东北义勇军孤军抗战的马占祥将军，发起了募捐援助活动。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群情激奋，强烈的民族感情骤然增长。得知蒋介石还是主张不抵抗，不但不支援十九路军还派张治中第五军监视十九路军的行动，我们几个年轻的店员学徒打烊之后，大家都大骂蒋介石卖国。记得《生活》周刊有读者写信给邹韬奋，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不满而失望，希望他出来组织政党，拯救国家于危亡。我当时也很拥护韬奋先生出来组织政党的建议。 　　 一?二八沪战期间，《生活》周刊紧缩篇幅，发行号外，还在圣约翰青年会中学设立了伤病医院。“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引起上海各界不满， 《生活》周刊揭露了“中央军”“广东军”国民党内宗派倾轧的内幕，对国民党政府提出责难。这些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恼怒，对《生活》周刊来了个“停止邮递”的警告。邹韬奋先生不为强暴所屈服，继续履行“民众喉舌”的宗旨，发行量开创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并在上海市内自己组织递送。自第七卷起，《生活》周刊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每期都有画刊。《生活》周刊全年五十二期，预定只要一元贰角；增加画刊后，每年一块五角。 　　 《生活》周刊每周一期，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读者纷纷建议韬奋先生创办日报。一?二八沪战之后，《生活》周刊登出创办《生活日报》募股启事，其他日报也登载了募股启事，并宣布参加日报的编辑人员，有邹韬奋、杜重远、毕云程、胡愈之、章乃器、陈彬和、戈公振、李公朴，是否还有金仲华就记不得了。我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店员，每月只有2元的工钱，但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即汇款10元参加入股。可惜在筹备期间《生活》周刊横遭迫害，韬奋先生被逼出国，《生活日报》自然难以出版。大概在1934年，由新华银行返还了《生活日报》的股款。 　　 老板见我没事的时候经常看书，邮寄的信件图书杂志较多，渐渐地不满起来，对我老是瞪着眼睛；我也感到茶叶店没有前途，一天只有几角钱生意，也学不到商业知识，老板又对我如此，蹉跎下去会葬送前途，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梦想，难成事实，就是安分守己做一个小店员糊口饭吃也是危险的。因此经常在脑子里盘旋，此非久恋之地，现在老板要我无非在我身上还可剥削，等到剥削的差不多时，难免会一脚踢开。想到这些有时通宵难以入梦，辗转不眠。要找一个理想的职业，背景是第一要紧，但没有基础知识也不行。自己只有小学程度，看到报纸上招考练习生，起码要初中毕业，我文化水平太低了。怎么办呢？读夜书没有条件，自修没人辅导，自己摸索实在吃力，看书看报练习写作、写日记，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一次在一期《生活》周刊上刊登了生活周刊招考练习生的启事，我根据招考要求连忙写了自荐书寄去。我知道生活周刊社的组织形式，社内从练习生到总编辑——韬奋先生，只有职务上的差别，进去之后，每人每月要从工资内扣除百分之几为入社股金，社里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这种先进的组织在《生活》周刊里介绍过，我是多么希望能考进生活周刊社做个练习生啊！隔了个把月回信来了，是印好的，可想而知没有录取的人不少，编辑很客气，最后有句“遗珠之感”印象很深。随信还赠书一本《事业与修养》。我自知才疏学浅，在这失业泛滥的社会里僧多粥少，难望榜上提名，所以虽未被录取，心里仍很高兴，并且受到很大鼓励。之后又见中华书局招考练习生启事，要求初中毕业，我也写了一篇自传寄去，石沉大海无消息，我也不懊恼。 　　生活周刊社有一个读者代办部，也在这一年正式成立“生活书店”，地址仍在华龙路环龙路80号，后来搬到福州路，我为了买书和“生活书店”也结下不解之缘。 　　我原来看《新闻报》，到了1932年也看《申报》了。《申报》自1872年4月22日创办到1932年已有整整60年。《申报》为为了迎接60 周年纪念，大事革新，报纸除了递送订户，还搞起商店代售，于是我就在茶叶店里代售《申报》，老板也没有意见。每天卖出五六份，卖不完的第二天退还。我每天买一份看，觉得内容比《新闻报》好，很喜欢《自由谈》的“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海外奇谈”等。1932年的12月，《自由谈》改组，有黎烈文接替周瘦鹃，改组后的《自由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少了清闲文字，多了战斗力，开辟了新文学阵地。那时我天天把“自由谈”整个半张剪下来，一张一张粘贴成册，一个月装订一本。后来我离开上海去江西时，把资料和其他书刊、日记寄放于好朋友张君处，可惜毁于八?一三沪战。 　　据《新文学史料》载，唐弢同志在《申报?自由谈》（1932.12～1935.10）影印本序中说：“陈子展教授有一次对我说，如果要说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不能不写。” 　　《自由谈》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轰动，还像是昨天的事一样，历历在目。即以杂文为例，说来不过是千字左右的短文，影响确实是空前的。当时“文坛景象，正反左右，一时都浓缩在《自由谈》上”，“人们第一印象往往为它的五光十色、绚丽多彩而惊叹”。这些评价是否准确，我没有这样的水平来议论，但是我一个小店员，却是从《自由谈》的一些短文中，接触到新文学，收到教益，真是得之非浅。回忆前尘，记忆犹新，我当时还为《自由谈》上关于“大众语”的争论，在店门口写了大字广告：“欲知中国语言的未来，请看《申报-自由谈》！” 　　解放后黎烈文不知所踪，使人怀念。兹摘录有关文章以释念：1972年11月黎烈文病逝于台湾，据台湾某期刊关于他的丧礼记载，“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装”，只有很少的几幅挽联和有限的花圈，“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谈论黎先生的事迹”。“平日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然冷冷清清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黎烈文先生是从福建到台湾的，生前为台湾大学法国文学教授。 　　《申报》除了《自由谈》革新之外，其他各种专刊也面目一新，如沈兹九编的《妇女园地》，还有《读书问答》，主编李公朴，哲学方面有艾思奇、社会科学柳湜、文学方面夏征农。1934年《读书问答》停刊改出《读书生活》杂志。《申报》的“本埠附刊”另有“职业专刊”、“读者问答”，对自学者很有帮助。我曾对照“读者问答”开出书目自学社会科学，但未能持之以恒，仅触及皮毛而中辍。因忧于自己的前途，我曾给“职业专刊”写信，结果报上登了出来，答复我，要下决心寻找“出路”，不要耽误前途，标题就是“出路”。我用的是真名，幸亏未被老板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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