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上海 　　 　　1927年下半年接到翁占初先生的信，说上海不打仗了，时局已经稳定，叫我到上海曹家渡“永昌祥烟纸店”找翁占奎先生，学生意的事已经讲好了。翁占奎先生到过观海卫店里，为人很和气，我认得他。我和父亲都很高兴，总算天从人愿，我学生意有了着落。7月中旬虽已届初秋，夏日炎热的余威并没有稍减，走的前一天，由于天气太热和父亲在河里洗了澡。第二天早晨吃过家里最后一餐饭，别了祖母我们就上路了。我在前面走，父亲在后面挑着行李铺盖，路上碰着熟人都要问一问，这是第三次出门了。我们一路经过汤家闸、山头、浒塘、廊厦，上铁路直到余姚火车站，等百官开来的火车。 　　到了宁波，下车就直奔轮船码头。车站到码头实际没有多少路，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现在熟了，胆子也大了，又是父亲同行，到码头一看凑巧又是“江天轮”。我们在统舱安排好铺位，因为时间尚早，就有充裕的时间观看码头的景致和宁波港的风貌，远处有江桥，不知新旧，江桥那边市面比较热闹。 　　码头上人多起来了，摩肩接踵，有的肩上挑的手里提着，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神形紧张急匆匆挤上船，进统舱抢铺位；也有珠光宝气衣冠楚楚的客人，送的人前呼后拥直上二等舱或头等舱，船上的茶房殷勤迎接，这些人满面春色，兴高采烈；也有一些客人从容不迫，神态自若，不慌不忙，他们是识途老马，老出门了。父亲和我看着这一切，满怀心事，未卜前途如何。我虽年小但已饱尝人生坎坷之苦了，就学生意而言，这已是第三次，是否能够顺利，不得而知。父亲晓得我既不愿离家又怕此去还是竹篮子打水，因此安慰着我，在冷面摊上买了一碗冷面给我，上面有几根绿豆芽，父亲自己不肯吃。 　　初秋的天气很闷热，睡觉席子一张就解决了。开船后船舱里窗也不关，甬江两岸景色都历历在目，只是心里有事，没有闲情逸致欣赏。船上做生意卖小吃的去了一个又来一个，什么“方厦豆腐干”、油豆腐线粉、火腿粽子、五香茶叶蛋，还有五加皮绿豆烧。劳动人民下层社会活动都会在统舱里反映出来，卖小吃刚走，卖唱的又来了，一个老人拉着胡琴，一个年轻女子唱着。据说这些人在宁波上船到镇海就下船了，明晨再乘上海来的船回到宁波。他们为生活每天来来去去在船上卖唱流落江湖，想想自己，有同病相怜之感。 　　次晨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后叫了一辆黄包车，讲好6只角子拉到曹家渡。黄包车夫从十六铺拉到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那里停了下来，他不知道曹家渡在哪里。问同行。说远着呢。他一听泄了气，不愿再拉。确实，两个人两件行李真够重的。于是让给另一辆黄包车，到曹家渡极司菲尔路找到了一爿“永昌祥烟纸店”，翁占奎先生正在店里，父亲拿出了翁占初先生的信，不料翁占奎说他店里学徒已经有了，不再需要。我一听如晴天霹雳几乎哭了出来。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说好话乞求将我留下来，翁先生也算通情达理，答应把我留下。父亲忍着泪硬着心肠依依不舍把我丢下了，当天就坐船回去了。临走时凄楚地对我说“你要争气！” 　　夜里我把铺盖卷打开，睡在地上暗暗饮泣，我的命真苦，世上没有比我更苦的人了，什么生辰八字好，全是骗人的鬼话，命好也不会到处碰壁了。我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的倒霉蛋，我这样的孩提年龄本来是“只解欢娱不解愁”，但是从去年初开始学徒起，由浑噩无知而尝到人生的坎坷痛苦，我想着父亲在船上也一定转辗难眠，愁肠百结，“一样悲戚一样忧”！我暗暗叫着“父亲啊，儿子要争气！”但是我又怎样能争气呢？ 　　曹家渡在极司菲尔路（梵王渡路）中段，从五角场开始到小万柳塘为止，再过去是圣约翰大学梵王渡了。那时五角场还是一块荒地，而劳勃生路（长寿路）口有一家“奥飞姆电影院”（沪西电影院）。曹家渡市面很兴旺，从五角场开始一直要延伸到“信昌丝厂”，一条街有二三里路长，两旁有商店菜场菜摊。“永昌祥烟纸店”在五角场里面，“立大面粉厂”对面，有两个伙计一个学徒，翁占奎先生不常在店里，店小卖得东西很多，连妇女的化妆品都卖。附近有很多工厂，如纱厂、丝厂、纺织厂、印染厂、面粉厂，工厂一放工，马路上男女工人像潮水一样，店里的生意就好起来。 　　我在永昌祥小店里呆了半个月。翁先生给我找到了另一爿烟纸店“新协昌祥”学生意。据说在“偷鸡桥”（北京路浙江路口）有爿老协昌祥，这个新开的“协昌祥”只有几年时光，所以叫“新”。上海商店凡联号的都采用这种方法取店名。“新协昌祥”地址在曹家渡偏西新街口，对面是振奉纱厂码头，工厂在浜北，上工放工，工人都要摆渡过去，那时三官堂桥还没有造，工厂都是自己用船摆渡的。新街口里有上海市警察局第六区分局。极司非尔路是越界筑路，马路是英租界工部局管的，两边商店是中国地界归警察局管。马路上有警察站岗，但有时巡捕房（戈豋路巡捕房）里的红头阿三（印度人）骑着高头大马神气活现地走过，彼此各不理睬。 　　翁占奎先生陪我到新协昌祥，店里有四五个先生，一个学徒，经理也是三北人，年纪很轻。到店之后，没有履行师徒手续，但我叫他先生。店面两开间，看起来比永昌祥大了一倍，但是除店面外，隔墙后面是老虎灶，没有空余的地方。几位先生都睡在店堂后面两层夹笼里，又闷又热，我和一个师兄睡在店堂内地板上，一打烊就闷在里面像只蒸笼一样，一点不透气，我进店不到一个月，生了满身痱子。对面理发店的学徒看到了，从自己店里拿了一点痱子水给我凃，效果很好。 　　新协昌祥不开伙，没有烧饭的地方，这样学徒不要做厨房伙夫了，一天三餐都由“包饭作”送来，早上吃粥，两餐饭四菜一汤。这种“包饭作”专门外送，没有堂，“包饭作”有高低档几种，像我们这种小烟纸店吃的是最低档的，中晚两餐虽有二荤二素一汤，荤的如白米虾、青川鱼，我记得包饭中一只汤是用豆屑做的圆子，代替鱼圆肉圆。 　　店里没有报纸，大家也不关心时局政治，糊糊涂涂，只要生意好，别的都不管，和我们乡下一样，种田只要收成好，别的不问。中国老百姓真是听话，看来有传统的。 　　这年中秋节店里先生商量，过节想吃得实惠一点，准备自己动手烧。这天买了很多菜，鸡鸭鱼肉，借摆水果摊的阿三家里烧，大家还喝了酒。在这店里日子很好过，我写信给父亲告诉他在店里的情况，有了吃饭的地方。父亲回信也勉励我要好好做，父亲总算放下了一颗挂着的心。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阴历年底，几个先生在议论，店里生意不好准备关店歇业了。我一听如五雷轰顶，暗暗叫苦，天啊，什么倒霉的事都碰到我身上！我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我像被遗弃的孤儿，一肚子的心事没地方诉。歇业之前，店里来了几个斯文人，都是同行。其中一个是“增裕新烟纸店”的老板朱鹤云，他看中了我，要我到他店里去，经理一口答应了。我这时好像在苦海无边的波涛中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决定了我以后几年的命运，也可说是我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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