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马渚是我常去的，离我家七八里路，沪杭甬铁路从那里穿过，水陆交通方便。我母亲在马渚二次做奶娘，回到漕头之后又生了一个妹妹（即现在慈溪周巷的大妹），在后堰头丁家做奶娘，把妹妹寄养在前堰头姓邹的家里。邹家夫妻没有孩子，对妹妹很宝贝，父亲几次要抱回来，邹家不肯，寄养费也不肯收，一定要把妹妹认做女儿，作为亲戚来往。我小时候会去看妹妹，和她一起玩。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怀念她和同样被送给人家的堂妹。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曾找寻二人。亲妹妹在解放后相逢，堂妹不知身在何处，如健在，今年也六十余岁了。 　　我小时候跟着父亲赶庙会、看社戏，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所以我戏看得不少。我们乡下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有演鬼戏的传统，我爱看鬼戏但又怕，因为鬼戏都是夜里做的，看完黑夜中回家，有点吓人，如《追吊》《跳无常》都很好看，鬼戏里的坏人到头来都会受到惩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世间不平事都能消灭干净。 　　我家除了母亲长期在外在财东家帮佣做奶娘，在家里的时间很短，只在分娩几个弟妹在家住了一段时期。父亲勤勤恳恳，起五更熬黑夜，除了自家农田的活，不是出门做泥工就是贩卖季节性的海产，如黄鱼、带鱼、海蜇、乌贼鱼等，也贩卖时令水果，如桃子、杨梅、李子、甘蔗、瓜类等。 　　贩卖海鲜，夜里二三点钟就要起来了。家里没有钟，父亲半夜起来，看天上的星星判断是否已过子夜。他胆子很大，一个人半夜三更，挑着空蒲筐，身边带着几个银元做本钱，到县城要走二十里路。回来时压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要赶到斗门、马渚的早市。如果逢到地方上有庙会，就到附近沿村叫卖。到中午回家吃饭时，一担鱼都卖完了，一算账，可能赚块把钱，或者自己只能赚两条鱼吃。最怕是赊账，熟人不赊又难为情，父亲又不识字，记的是肚皮账，回来再要我记上一笔，啥时还就要碰运气了。父亲要我读书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帮他记账。母亲曾对我讲过，漕头施某赊吃了我们的东西，欠了钱不还，到了年边父亲去讨钱，被他赖了账，还被他的恶狗咬了，脚后膀被咬的鲜血淋漓。 　　贩卖季节性水果，一般是赶庙会摆摊，早晨把水果挑回家，吃了中饭再去赶庙会。家里备有各种大盘小盘木桶，还有刨刀削刀铡刀。父亲摆摊就要我去照顾，有人赊账还要记下来。卖不完剩下来我就交运了。父亲很希望在镇上有一个固定摊位，开家小店，我帮他写写账。我结婚后，他还希望翠华留下来给他做个帮手。不料我们结婚后就离开了老家，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这是后话。 　　父亲就是像牛马一样辛劳了一生，他不喝酒，只吸一点旱烟，他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母亲不在家，他对我既做爹又做娘，没有严厉地责打过我。他的唯一消遣是要搓搓小麻将。 　　有空的时候，他常去朝东屋小店里玩。这家小店开始卖香烟老酒糕饼以及杂洋货的，来的人多，坐下来就搓麻将，慢慢地聚赌为主了。打扑克推骨牌，父亲只搓搓小麻将大的不敢来。每次父亲前脚走，我就后脚跟，赢了钱讨几个铜板买一个饼吃。父亲搓麻将，我立在桌角看，慢慢地我也懂了。正月是聚赌的旺季，因为农闲，春耕田里生活还没有开始，玩赌的人就比往常多，输赢也大，有些人废寝忘食赌得也大。看到父亲赢了，我不响，看到父亲输了，就不许他再来。输的多了我要告诉祖母，祖母就跟父亲吵。 　　朝东屋小店是堂舅父施朝顺开的，就是现住在周巷竹英的父亲。他原在上海做生意的，上海混不下去了，就回到老家开一爿小店成了赌场。有一年马渚警察来捉赌，赌钱的看到也就二三个警察，势单力薄，仗着人多打起警察来。次日来了十个警察，指明要捉施朝顺，朝顺舅舅早已躲起来，结果捉去一个不相干的从不赌钱的施四美，封了小店房子，后来大概花了不少钞票，才把四美放出来。从此顺朝舅舅改行，做挑担贩卖的小生意。父亲带我到另一家堂舅舅家去坐坐，有时也搓搓麻将。 　　我老是跟着父亲，不管他到哪里，所以有人骂我“鹞尾巴”。乡间称风筝叫“鹞”，鹞下面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以保持风筝的平衡稳定。也有人骂我“格小的人欢喜看牌，大了一定是个赌鬼”。我记得楼园三姆就这样骂过我。解放后第二年，我回乡从余姚到漕头的半路上就碰着她，但我没有招呼她。我想她如果还记得这句话，那现在一定要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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