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范用叔叔走了。大家封给他“著名出版家、编辑家、书籍装帧艺术家”三个头衔。许多悼文写了他的“爱店如家”，“爱书如命”，称他为“书痴”。 　　在我眼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老一代的守护者中，矮小精瘦的范用叔叔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完美主义者，同时，还该有个“著名藏书家”的头衔。 　　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弃学去延安未成，20岁进生活书店当了练习生。当时，小他四岁的范叔叔已有一年多读书书店的店龄了。母亲后来也进了读书书店。父母先后又都进过新知书店。以后，父母虽然离开三联，但在重庆，在上海，在北京，都曾与范叔叔在同一城市的书业工作。他们是相交近七十年的三联老友，属于可以掏心窝说话的那一群。母亲生前曾有一个布面木盒，无论家搬何处，都要带着走。盒里放的，全是三联老友的照片和合影，其中就有范用17岁的半身照。高领的粗线毛衣，向后蓬松梳起的分头，笔直的鼻梁，神情淡定，一脸阳光。我和弟弟小时候常把这些照片摊在床上，弟弟会飞快地找出这张照片：“看，范里的爸爸，比赵丹还漂亮！” 　　弟弟与范叔叔的儿子范里是同年同月同在桂林出生的。在抗战后期的湘桂大撤退时，两位妈妈曾抱着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躲战火，挤火车，卖衣物，讨生活。在躲避国民党查封和跟随书店迁移的那些纷乱动荡的日子里，三联人的孩子经常在书堆上睡，在书袋间爬。店里的叔叔阿姨轮流把我们抱来抱去。那时,范用叔叔是我最要好的“大朋友”，他经常发明一些特别有趣的玩法，和我笑作一团。他为人坦直，热情好学，勤奋敬业，就是脾气太急，干什么都快得很。他最喜欢去印刷厂，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有次还兴致勃勃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印刷厂参观。厂里的老师傅都特别喜欢他。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三店店员集会活动时，常指挥大家唱歌。歌咏队的歌篇全是他刻印的。搞活动的点子也属他多。有时，他还编个小话剧、诗朗诵，自己上台演出。在重庆，我四岁首次登台表演，范用叔叔还是幕后导演呢。他教我唱儿歌：“年老公公，头发蓬蓬，一个不小心，跌在路当中……”上台前，他叮嘱我：“要象真跌一样，先不要爬起来，等待台下的掌声。”我听他的话，果然在一片欢笑声中赢得了喝采。范叔叔呢，比妈妈和我还要开心。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发现，范叔叔每幕后策划一本书成功，就总是这样的。他这作“嫁衣”的，比当“新娘”的还要急切、操心和兴奋。所不同的是，他的幸福感要持续得更久，更长。 　　父亲母亲调回上海之后，我留在北京住读。尽管我已长大，父母仍把我托付给几位三联老友。每逢节假日，我就轮流到各家去蹭饭、看书。他们都不把我当外人，去前不用打招呼，坐下就吃饭，书报随便翻，想不走就住下来。去的最多的是范家。因为，丁阿姨烧的饭菜最香，最好吃，范叔叔的书刊最多，最好看。当时，我偏爱外国文学，在范叔叔家什么书都可以找到。 　　一次返校前，我在范用叔叔的书架发现了一本《浮士德百卅图》，是1947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初版的兰灰色布面精装本。1945年，父亲奉南方局文委命，由新知书店调到以出版郭沫若译著为主的重庆群益出版社，协助郭沫若在文化出版界开展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奉命赴上海组建群益总店。我曾听父亲说，出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全译本，是时任群益主编的冯乃超定下的选题，原版中的130幅插图，如放入全译本，会增加书的厚度，读者阅读起来不方便。冯乃超提议，将这些表现意义有连续性又十分精美的插图独立出来，请郭沫若为每幅图编述一段文字说明，另外搞一本图册。郭沫若非常赞同，很快写好了文字部分，交办父亲去具体操作。《浮士德》全译本在上海群益出版共印了三万册，是群益社史上本版图书印数最高的一本。随后出版的《浮士德百卅图》，印了500本，其中道林纸兰灰布面的精装本只印了100本，现在不知都流落在谁手中，连父亲手头和郭沫若纪念馆都没有存书。想不到范叔叔这儿竟然还藏着一本！ 　　我喜出望外，捧着它向范叔叔讨要。接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好象我手中握着匕首，要挖范叔叔的心。他瞪着眼睛，向我大吼了一声：“不行！”吓了我一大跳。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莽撞，连忙道“对不起”，又退而求其次地说：“借我看看，行吗？”他又吼了一声：“不行！”我可怜兮兮地求他：“下周一定完璧归赵！一定，一定的！”就差给他跪下了。也许是碍于父亲的面子吧，他面对我的执拗，无可奈何地闭上眼，掉转头，走了。我把这当作他不得已的默许，忙用手帕包起书，小心地装进包，悄悄回校了。 　　一周后还书时，我告诉范叔叔，父亲刚从上海来信说，原群益财务总管宋心屏已经把自己的《浮士德百卅图》精装藏本，和有关群益的一批资料转送给他，十分地珍贵。我谢谢范叔叔让我“先睹为快”了。范叔叔闷不作声将我包的书皮拆掉，将书中夹的纸条抽尽。然后翻翻书，发现多了一页折角，便生气地“哼”了一声，瞥了我一眼。从此，一向把我当作热心听众的范叔叔不再理睬我了。就是对面走过，也视而不见，陌如路人。为此，我曾趴在丁阿姨肩上，“呜呜”地哭诉：“他把我当成什么人啊？我已经不再是不懂书的小屁孩儿了……”丁阿姨轻轻拍着我背安慰说：“他出书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在家脾气坏得很，对范里、范又也这样。咱们小人不记大人过，好吗？” 　　可就算我这小人不记他的“过”，他这大人却一直记着我的“仇”呢！ 　　就这样僵持了半年多，我觉得范叔叔的脸上分明写着：“你是不受欢迎的人”。按说，我不该再去北牌坊22号的范家了。但范用叔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那些版本藏书和期刊，那些他精心搜集的善本、孤本和原装、整装的珍本，那些海内外作者亲赠他的签名新书，和全国各地种类繁多的期刊，就象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吸住了我的双腿。我真是身不由己啊！ 　　从此，去范叔叔家我再也不敢讨书和借书了，只是多带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块干净的抹布，另一件是块新的白手帕。在他家看书之前，我总是先洗干净手，用抹布擦掉桌上的灰，在书下垫上白手帕。这个变化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范家的人太忙了：范叔叔忙于接待来访的客人，或飞快地翻阅当日新到的书刊，丁阿姨忙着烧饭做菜，两个孩子则忙于写作业……。 　　后来我的阅读兴趣转向了传记。范叔叔家的中外传记真是多！同一部传记甚至有多种译本和不同版本。有个冬日，我从书桌上选了三联当年出版的俄国出版家绶青自传《为书籍的一生》，封面是全黑的衬底，居中一个淡黄镜框，框起作者头部侧象。这别致的设计，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书的书名是范叔叔起的，装帧也出自他手。 　　正想看时，来了一帮年轻的编辑。室外刮着北风，范叔叔家只有餐厅生着一个取暖烧水的蜂窝煤炉，大家就围坐在餐桌的周围，喝着范叔叔为他们沏的热茶。这样，书房、卧室里的椅子、方凳全都搬到餐厅去了，许多书摞在地上。我只好蜷坐在书房地板上，背靠书柜，把白手帕铺在膝上，将这本自传放在上面。虽然有些冷，依旧入迷地看。餐厅那边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吱吱喳喳，时而一片欢笑。范叔叔正在讲他童年和出版生涯中的有趣故事。其间，他几次吹着口哨走进书房，每次都听到“嗖”地一声，或抽出一本旧版图书，或一本旧期刊，或几张照片，或一本剪报，还有次拿出一件小马褂和一个长命锁……其速度的迅疾和动作的精准，使我耳朵的感受十分奇妙，惹得我时不时跑神。突然，他的口哨声和脚步声在我身边凝住了。我心头一紧，忐忑地抬起头，看见范叔叔正盯着我膝上那块白手帕，他那原本对我冷冰冰的硕大镜片，竟然润出了一丝温柔。他俯下身，轻轻对我说：“一会儿在家吃炸酱面，丁仙宝作得可香呢！” 　　一大盆面条和一大碗炸酱很快就被一桌年轻人抢光了。我虽然没吃饱，但开心极了！此后，再去范叔叔家，范叔叔虽然仍象对范又范里一样，很少问寒问暖，也从不问考试成绩，但终究有了些变化；每次进家门，他都要向我推荐几本新书说：“值得一读”，或是告诉我哪本杂志哪篇文章“很有意思”。寥寥数语，我都铭记在心。 　　这些书，这些文章，开启着我的心智，滋润了我的人生。 　　范叔叔离休多年后，三联书店在北京美术馆东侧有了自己的门店。我是逛店的常客。有次得了三百多元稿费，一口气全买了新书。实在拿不动，托在店里工作的范里邮寄回家。大概是范里将此事告诉他爸了吧，好几位老三联人都向我父亲提起此事。当时稿费付得很低，书价却已很贵，我这么舍得买书，他们真是又惊又喜。范叔叔说，他如今已买不起书，逛书店也是“饱看一通”，有特别好的外版书，才买一两本。自那之后，范叔叔才注意看了我编的和写的一些东西。我感觉，他真正把我当成“老三联”的后人，不再是“不懂书的小孩子”了。 　　今天，我和我的后代也许不会象范叔叔那样为书燃尽生命。但是，三联的前辈们已让我们懂得了书的价值，好书仍会伴随我们一生。 　　 　　 　　 　　（谨以此文纪念出版家范用逝世一周年） 　　 　　 2011年9月写于上海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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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10/7 10: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