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上海韬奋纪念馆、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和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分别有一批珍贵的旧书刊，书的封面盖有“韬奋图书馆藏书”的蓝色椭圆图章。这批图书，经历过战争烽火的洗礼，留有辗转流亡中许多老三联人的手印和汗渍，是一批特殊的历史文献。“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是韬奋先生的遗言，也是这批书的最初由来。本文依据史料和对知情者的采访，追踪建立“韬奋图书馆”的70年历史，还原建立“韬奋图书馆”几起几落的过程。 　　 　　一 　　20世纪30年代，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先后建店，陆续出版了上千种进步图书和几十种报刊，对全民抗战和社会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邹韬奋先生生前一直想以本版书刊为主，建立一个大众图书馆，以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化水平。胡愈之和徐伯昕也都曾在生活书店提倡过建立图书馆，受当时条件所限，只能办流动的小型图书馆。 　　1944年6月，韬奋在上海患癌症去世前，由他的亲密战友、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亲笔记录的《遗言记要》，对此曾有如下叮嘱：“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伦敦购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经济史与马恩全集，盼能保存于将来创立之图书馆中，以留纪念。”①7月24日韬奋在上海辞世。10月11日，在延安由周恩来主持，召集邓颖超、吴玉章、博古、周扬、艾思奇、张仲实、柳湜、林默涵、李文等13人（后5人分别在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工作过），商议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的活动，由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担任韬奋治丧筹委会秘书长的张仲实记录、整理成文上报，《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提及“在重庆设韬奋图书馆，由各界人士自愿捐助书报”。从行文看，图书馆以“韬奋”命名，并不限于三家书店出版的书。此报告1944年10月16日由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 　　 但不久，我国西南防线失守，日军攻陷桂林，生活书店的财产除剩余部分纸型存货外，几乎全部损失。湘桂大撤退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也撤离重庆。在重庆建馆一事，由于时局关系，无法落实。但在抗战胜利前夕，徐伯昕奉命去上海为生活书店复业做准备，曾委托沈钧儒以生活合作社理事身份，于1945年1月在重庆主持会议，所议议题之一，就是如何筹集资金，继承韬奋遗志，完成韬奋遗愿。“鉴于本店连年遭受打击，财产损失殆尽，债台高筑，韬奋先生遗嘱创办的四大事业，尚未找到经济来源。……全体决议：韬奋先生遗嘱要办的四大事业，同人等应继承遗志，一定促其实现，所需资金，同人等愿将全部股权和书店现有财产捐出，作为创办的资金。为吸收外资，同意解散合作社组织，另组新机构。”②这次会议参加者有仲秋元、邵公文、薛迪畅、方学武、张锡荣等人。 　　 　　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生活书店部分员工在沪另借资金复业。上海韬奋纪念馆有一份邵公文捐赠的史料，内容为解散生活出版合作社，筹设韬奋图书馆征求意见书，其中提到：“我们在痛悼之余，我们首先应该将他遗留下的事业作一个适当的处置，同时建立一种纯粹为了纪念他的文化事业，使他的精神继续发扬，使他的名字永存人间。……本店同人邀请社会有声望人士发起筹设‘韬奋纪念图书馆’，以纪念韬奋先生一生为我国文化事业奋斗的功绩。将生活出版合作社所经营之‘生活书店’及对外投资全部账目结算清楚，请会计师审核后通知社员，并用通函方式宣告合作社解散。……如有盈余，全部捐赠‘韬奋纪念图书馆’作为基金，并将全体社员姓名及捐赠总数刻石存留图书馆作为纪念。”落款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留沪旧任理人监(注：理事会、人事会、监事会)全体委员同启。由此可见，最初的馆名是“韬奋纪念图书馆”。 　　翌年2月，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黄炎培等再次提出建馆倡议，得到王志莘、郑振铎、许广平、杨卫玉、沈志远、沙千里、金仲华、胡绳、张似旅、史枚、沈粹缜等多人签名响应，随后拟订了《韬奋图书馆创办计划》，决定采用“韬奋图书馆”馆名，“本馆遵照韬奋先生之遗志，以提高大众文化，并辅导失学青年之进修为宗旨”。全国各地生活、读书、新知和三店副牌，二、三线机构陆续将自己出版的部分进步图书捐至上海。 　　1946年7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生活书店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徐伯昕扼要地报告了书店8年来的经历和办理清算资产的过程，并建议先行将“生活出版合作社股金”5万元捐作创立邹韬奋图书馆的基金。会上，胡耐秋报告了韬奋图书馆筹备现状： 　　 　　一、自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起开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二、暂以韬奋先生家属住所为筹备处，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六号生活书店为通讯处。三、由韬奋夫人沈粹缜女士担任筹备处主任，另有三人参加工作。徐伯昕先生及书店一部分同仁协助工作之推进。目前分工如下：沈粹缜担任会计事务，工作日记。耐秋担任选购、分类选择资料。…… 邹嘉骊担任剪贴资料，整理。四、生活书店老店所出图书之存有纸型者，全部移赠本馆，现按照每册定价抽取租版费百分之五，共得国币百余万元，以整数存放生息，每月可得十万元，另数作设备费用。 　　…… 　　……目前征集购置已登记入册之图书共有一六八九部一七六二册。杂志二十余种，上海日报六种，重庆、香港、北平及其他各地报纸、杂志、新闻资料、电讯等多种。 　　…… 　　筹备委员可否即照重庆来函推定衡老、任老、公朴、行知、仲华、愈之、仲实、伯昕、沈粹缜九先生为筹备委员。上海是否需要先成立保管委员会，请千里、伯昕、粹缜三先生担任保管委员，在新华开户，由三委员用印鉴。 　　 　　建馆工作自1946年开始启动。生活书店委派书店最高领导机构联席会议常委会常委胡耐秋，参加筹建韬奋图书馆，她有办民众图书馆的经验。韬奋夫人沈粹缜和女儿邹嘉骊也参加了筹建韬奋图书馆的工作。当时内战烽火燃起，国共两党斗争激化，上海白色恐怖日烈。筹建工作只开展了几个月，李公朴在昆明遭暗杀，陶行知因忧愤暴病离世。为安全起见，邹家母女，和徐伯昕、胡耐秋一起，移居上海郊区谨记桥的一处平房，同时还收留了胡绳、殷国秀等生活书店员工的孩子。由于政治氛围紧张，交通运输不便，生活环境艰苦，加上照顾几个孩子，建馆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向社会筹款计划更无实现的可能。 　　 　　三 　　1947年5月，按照中共党组织安排，韬奋夫人和女儿随到港筹备分店的徐伯昕撤到香港。7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香港，筹备图书馆的这批书也打包运港。征集图书的工作，在徐伯昕直接关照、沈粹缜力主、胡耐秋推动下继续进行。 　　生活书店在香港英皇道租了一间宿舍。据邹嘉骊回忆，房间较大，隔出了两间小卧室，分别供她和母亲以及徐伯昕、胡耐秋居住，其他绝大部分用于安置这批书。靠墙几个书架上放的，是韬奋流亡国外期间买回的外文版珍贵图书。因为韬奋遗言交办过这批心爱的书，所以妻女都特别在意。其他书则只好在地板上垒叠起来，几乎堆满房间所有面积。嘉骊那时已有相当的文字阅读能力，她惊喜自己竟能在家“坐拥书城”，兴趣盎然地读完了巴金的《家》《春》《秋》和《红楼梦》等中外经典名著，奠定了她往后做编辑的文化根底。香港文化环境较内陆相对宽松，书店陆续购进和征集补进了一批书，加上由上海转运来的那批书，数量很大。这其中除生活、读书、新知三店的本版书外，还有三店二、三线副牌所印和翻印的书，以及三店派出人员另办书店的出版物，如群益、亚美、耕耘、海燕书店所印的书，此外还有抗战期间开明等其他进步书店的书，崇敬韬奋的读者、作者的捐赠以及韬奋的藏书，总计约有9000余册。 　　为了管理好这批图书，着手建立图书馆，生活书店工作人员兵分两路，胡耐秋协助沈粹缜一起在宿舍家中工作，嘉骊也参与。另一路在皇后大道中54号生活书店分店的办公室内，由书店员工艾明之的夫人周荫君和作家柯灵的夫人陈国容一起整理、登记。据周荫君老人回忆，由于办公地点拥挤，书是分批从沈粹缜家中拿来登记再送回去。她们除分类整理、抄写目录外，还为每本书做两张卡片，一张夹在书中，一张留作图书馆插卡。柯灵夫人是学外语的，所以英文图书都由她译名登记。每本书登记做卡后，均在封面显著之处加盖“韬奋图书馆藏书”蓝色椭圆图章。徐伯昕见她们很认真，很辛苦，尽管当时生活书店资金十分拮据，书店同仁靠在外兼职合并薪资发生活费维持生活，还是让会计给她们发了劳务费。胡耐秋当时有病在身，除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和担任韬奋图书馆负责人外，还兼任生活书店开办的香港持恒学校教务主任，工作非常繁忙。她本已患病，因整理新到书籍连续日夜赶工，累得旧病复发，不得不去医院进行手术施治。③ 　　在韬奋纪念馆的馆藏史料《重行筹建韬奋图书馆缘起（草案）》中有如下文字记载：“在蒋匪的恐怖统治下，图书馆筹建及募款计划，没有实施可能。但是邹夫人沈粹缜同志流亡香港时，仍进行征集各种书刊，共得九千余册，并由胡耐秋同志协助编目保存。” 　　1948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建立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是合作社性质，清退书店私人股份时，徐伯昕很慎重地征求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把清退的私人股金全部捐作韬奋图书馆的筹备经费。1949年年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股份整理委员会刊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生活书店）在一九四五年前之股权全部捐赠韬奋图书馆公告全体社员启事》，其中写道：“1948年12月，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进行合并，改组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并有公股加入而确定为公私合营的机构。兹为整理社员股权起见，特刊登全国各大行政区主要报纸征询一九四五年之社员股东，凡尚未在前捐赠意见书上签名，而同意将一九四五年前之全部财产捐赠予韬奋图书馆者，即请投函北京西总布胡同二十九号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转本会登记；凡有异议或要求退股者，亦请书面向本会提出，以凭处理。”至此，生活书店的私人股金先后全部捐献用于韬奋图书馆的筹建。 　　1948年底，为迎接新中国建立，人员又发生了大迁移。由潘汉年安排，王健将沈粹缜、邹嘉骊和李公朴夫人及子女护送北上去解放区。1949年3、4月间，一批从内地到港避难的社会名人和民主人士分批由香港去北平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港澳工委将护送任务交给了三联书店具体执行，徐伯昕、胡耐秋首批离港。于是，图书馆筹建工作不得不再次止于香港。 　　 　　四 　　1949年2月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由香港迁至北平，三联北京分店1949年10月1日在王府井大街正式挂牌。这批珍贵的书在此期间，由三联书店从香港运至北京。 　　出版家王伯祥的儿子王润华，当时在书店编辑部资料室工作，负责登记这批北上的书，和陆续从东北和山东解放区寄来的新版书。他回忆，编辑部负责人是林涧青，资料室由萨一佛负责。资料室面积不大，只放得下一小批书；而在与门店相通的菜厂胡同一号四合院的三联总管理处，则有一大批书存于库房中。三联人吉少甫的妻子罗萍和女儿吉晓蓉自香港乘“宝通号”到京后，曾暂时借住在此院中，见过这批书，吉晓蓉还在没有拆包的书堆上坐过、躺过。她印象中，书堆满了大半个房间，每捆都捆得很结实，包装纸有很多磨擦的毛边和划蹭污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主要骨干大多由香港和上海迁到北京。徐伯昕和沈粹缜等不忘韬奋先生“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的遗言，又着手推动建馆之事。他们联系沈钧儒、黄炎培、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潘汉年、史良、章乃器、千家驹、张友渔、萨空了、范长江、夏衍等昔日三联之友，与三联同仁胡愈之、黄洛峰、张仲实、沈雁冰、金仲华、沈志远、胡绳、史枚、钱俊瑞、胡耐秋、柳湜、薛迪畅、程浩飞、王健、邵公文、艾寒松等共40人联合签名（前15名为1946年的倡议者，其中李公朴、陶行知当时已去世），拟了《重行筹建韬奋图书馆缘起（草案）》的报告，并在草案附录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中提出：图书馆“先行设立书报阅览部、通信借阅部。日后再举办流动供应部、资料供应部、学习指导部、函授学校等其他文化服务事业”，报告写明建馆的宗旨是：“遵照邹韬奋同志的遗志，以辅导自学青年，普及并提高大众文化，加强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还提出拟向店内外广泛征集书刊，复本、善本需自购补充约二万册，馆址设于北京，报请政府为建馆拨给房屋40间至50间。该报告被呈报北京市人民政府，请有关方面核准。我们未见到此报告的落款，不知拟定的确切时间，但据报告行文称，距1946年2月发起建立韬奋图书馆至今已5年，及“预定1951年内正式开馆”“在一年半以内，建立事业基础，1953年起再行计划发展”推测，此计划应拟定于1950年底或1951年初。 　　40位发起人向政府请拨四五十间房屋，并要使其成为“新中国人民的永久文化事业之一”，足见前辈们当时的勃勃雄心。但这次建馆再次夭折，主要原因是发生了两个巨大变动：一是三联各级领导人和骨干相继调离，分别去了其他文化领导岗位：徐伯昕除调任全国新华书店总经理外，还兼任出版总署和民进中央的工作；胡愈之、黄洛峰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任正副署长；张仲实更早些就调去筹备中苏友好协会，担任《中苏友好》主编；胡耐秋去了全国妇联；三联北京分店经理曹健飞去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筹建图书馆的执行人和知情人大多另有重任，而沈粹缜则由京回沪去上海妇联就职；二是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召开后，三联书店被拆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与其他新成立的国营出版机构合并，三联书店原有队伍已不复存在，连在三联北京分店作登记目录的王润华也奉令离开。1950年底，邹嘉骊和关心建馆工作的许觉民、劳季芳等人，被从三联书店调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纷纷奔赴新的岗位，不再有条件和精力筹建图书馆。 　　 　　五 　　1951年8月，三联书店整体并入当时位于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的人民出版社。三店许多工作骨干在人民出版社担任了社和部门的领导，胡绳担任第一任总编辑，范用任总编办公室主任。既然原三联人马被一分为五，建馆这批书究竟并到哪里去了？据了解，1951年8月，这批书顺理成章地整体以“韬奋图书馆藏书”的身份并进了人民出版社的资料室，但仍有一段时间沿用“韬奋图书馆”的名称，后来才分批登记按分类归入资料室。 　　据1950年由上海三联调京的吴道弘和1951年考入人民出版社的沈昌文回忆，三联总管理处曾经买下西总布胡同29号，管理处在此办公。这是一个大四合院，四合院北边的三四间阅览室里，存放着从王府井搬过来的一批旧版书。原来在三联北京分店管资料室的萨一佛，是阅览室负责人。萨调民族出版社后，则由陈国昭管理。三联并入人民社后，西总部胡同29号也成了人民社的资产。他们看书或查阅资料最喜欢去“韬奋图书馆”。沈昌文记得，那里有不少市面上见不到的俄文原版书。有一次居然发现“韬奋图书馆”藏有《性心理学》的俄译本，竟是十月革命前的版本!这些韬奋流亡海外时带回的外文书和三联其他本版书，在他参加工作之初，给予了他文化滋养，他学习了俄文翻译，从一个普通校对而后走上编辑岗位，并在80年代担任了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至今提起“韬奋图书馆”，沈昌文都说自己从中获得的益处永生难忘。 　　合并后的资料室首任负责人是由副总编王子野任命的郑曼，据她留下的文字回忆资料，人民出版社的资料室是在原《新华月报》资料室的基础上扩大的。当时并入人民出版社的图书，除三联的“韬奋图书馆”藏书外，还有原世界知识出版社、前国立编译局等多个出版单位所藏书刊，数量相当大，加上1949年前后新版和再版的新书，最多时曾达到30万册，一度成为全国藏书最丰富的出版社。 　　郑曼是诗人臧克家的夫人，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她带领手下人，对合并的图书进行了登记造册，并制定了借阅管理制度。由于藏书丰富，除社内人员参阅外，还有外地的编辑专门前来借阅或查考。自郑曼调《新华月报》至她1978年退休，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工作过的先后有六十余人，负责人也先后换了好几任。据1990年退休的张慎趋老人说，资料室的三联旧版书，三联人最喜爱，借阅的也最多，但存在长期不还的现象，有人调外单位后，追也追不回来。所以，馆藏书确实有部分流落在原三联人手中了。 　　资料室新版书不断增加，人民出版社搬入朝内大街166号新楼后存书空间不够了。经与首任负责人郑曼商量，将所有书留下底本和独本，重复的被清理出来，一部分卖给本社有需要的编辑，另有3000本运到新华印刷厂二楼的一个库房，堆放在木架上。这里需要特别补一笔的是，郑曼的文化修养和政治敏感性对作出这一决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她知道，包括三联版书在内的这批多家出版社的旧版书，有它们的史料价值，不能随便当作废品处理或送去造纸。经她接手管理的这批书，在她心中一直是人民出版社的一笔珍贵文化资源。 　　 “文革”中，三联书店被污蔑为“三十年代反革命黑店”，红卫兵“扫四旧”席卷全国，许多老三联人受到冲击，藏书被抄走。现流落在旧书店和旧书摊上的书，很有可能是“文革”期间从私人家中抄出没被毁掉的版本。 　　幸运的是，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在“文革”初期就停止了借阅，并被贴上了封条，室内图书竟得到保护，没有受损失。我们问起怎么会有此等“幸事”，回答者均说，社内人不分派别，大都在此资料室中受过历史文化熏陶，他们多少都懂得对这批书不能乱来，封起不看就是了。 　　此外，北京车公庄新华印刷厂二楼的那间仓库，是属于人民出版社的一块无人问津的“飞地”，大概无论是人民出版社还是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都认为，那是放机器的仓库，不会有什么“四旧”。所以，这3000册书中名副其实“出生”于民国时期的旧版书，竟然奇迹般地在乱世躲过了浩劫，灰头土脸地留存下来。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六 　　1985年5月，经改革开放后恢复工作的三联书店老前辈胡绳、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周巍峙及韬奋夫人沈粹缜积极呼吁和上书，要求三联书店与人民出版社分家，重新成为独立的出版社，重建“韬奋图书馆”又有了可能。但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三联除了有丰富的作者资源和深远的品牌影响，已成为一个人、财、物奇缺的穷出版社。在独立初期，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都曾起意重建“韬奋图书馆”，他们与人民社协商，拿回了三联书店并入前和作为人民社副牌时出的三联样书和纸型。但苦于办公地多次搬家，甚至还在人民社家属宿舍的地下室办过公，狭小又拥挤。在初期重振家业，许多事需从头做起，只好将韬奋遗愿的完成暂时搁放了。 　　但是三联人始终未放弃建立“韬奋图书馆”的努力，在拟筹建新办公楼的报告中，“韬奋图书馆”的建立项目赫然在目。1996年，位于美术馆东街22号的北京三联书店新办公楼竣工，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认为，建立“韬奋图书馆”的硬件条件已具备，筹建工作应当提上议程了。董秀玉委派三联老编辑苑兴华具体牵头筹建落实。1996年12月，三联领导讨论通过了苑兴华拟的《关于韬奋图书馆的初步规划》，于1997年1月作出《关于设立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建制的决定》。图书馆初步设定了三个功能：1、购置为编辑工作服务的各种工具书和学科参考书；2、搜集从生活书店建立以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本版书刊；3、积累有关三联书店的店史资料。应当说，此馆初期仅是为书店内部服务的，规模更像是个资料室。 　　已经离休的出版家兼藏书家范用听说此事大喜过望，立即提笔给三联现任领导写信，请他们联系访问生活书店最早负责筹建“韬奋图书馆”的胡耐秋。范用带头成为第一个捐书大户，请人送来七八捆抗战时期的珍贵旧杂志，同时还将新华印刷厂存有3000余册旧版书的消息告诉苑兴华，叮嘱去联系拉回。正是包括这批书在内的旧版图书，为北京三联“韬奋图书馆”打下了基础。三联老同志李文、王仿子、丁之翔、劳季芳、黄慧珠、吴道弘等人相继捐来了旧期刊影印合订本，或自己收藏的旧版三联书刊。三联北京联谊会、贵阳联谊会寄来完整的《三联联谊通讯》合订本。这些曾为三联奉献过青春的老三联人，为实现韬奋先生的遗愿和今后三联的发展继续发挥着余热，其言其行感人肺腑！ 　　1998年，北京三联初建的“韬奋图书馆”开馆。经批准，启用了新的印章。新章仿照老章，原形、原色、原大，齿状凹凸边缘，只是改用了简化字，将字序自右向左改成了自左向右排列。从这个新馆图章上，可以看出历史的传承，又有了时代的变化。 　　苑兴华担任图书馆负责人后，从旧书店和人民出版社个人的手中，又陆续购回了一批三联原版旧书刊，有些盖有蓝图章。图书馆在三联三楼西侧开馆后，曾一度成为健在三联老人的暖心之地。北京三联联谊会一月一次的聚会，曾在这里举行。范用还经常兴致勃勃带友人来参观，谈笑风生忆往事。后来由董秀玉操办，请人塑了一尊韬奋头像，放置图书馆的走廊中，这里和走廊墙面金色的“读者之家”四个大字，成为三联老人拍摄合影的心仪背景。 　　韬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承接了为北京三联联谊会印制《联谊通讯》和书店内刊《三联人》的任务。这两种内刊，分别记录了新老几代三联人的回忆及活动，将来也是一笔可供研究参考的珍贵史料。 　　 　　七 　　2012年，北京三联书店为纪念建店8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此前，前总经理沈昌文向时任总经理樊希安建议，三联的公益事业有历史渊源，传统的继承要有长远眼光，既要继承一个门店，也要办好韬奋图书馆，使之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此建议得到樊总的认同和重视。于是，收回了群升行租用的三联书店用地，由樊总亲自担任馆长，牵头将“韬奋图书馆”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进行扩充和整理。为便于逐步向社会开放，将图书馆由三楼搬到一楼。 　　在搬迁过程中，图书馆负责具体工作的石晓光发现，有的书年代太久远，纸质已发黄变脆，保护不好将会损毁，她十分心疼，找来塑料包封，精心将这些书一本本包好。韬奋之女邹嘉骊，是70年前最初筹建韬奋图书馆还健在的唯一的老人，当我们把从北京拍回的、盖有蓝色椭圆形印章书的照片拿给她确认时，她兴奋地说：就是这个章，就是这些书，好亲切啊！ 　　2012年7月16日，时年86岁的韬奋长子邹家华宣布：“韬奋图书馆开馆！” 　　足足等了68年，一个初具规模的“韬奋图书馆”终于正式向社会开放了!韬奋先生的遗愿也终于付诸实现！ 　　“韬奋图书馆”是我国当今唯一一家由出版单位设立的，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的公益性社区专题图书馆，以近现代出版史和出版人物研究为特色专题。它位于三联韬奋书店一楼东侧，总面积320平方米，阅读区约150平方米。图书馆大厅左侧墙上隽刻着韬奋1932年为生活书店确立的宗旨：“竭诚为读者服务”。两侧悬挂着郭沫若1948年为韬奋图书馆写的嵌名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在玻璃柜中陈列了一批发黄套了塑料封的藏书，其中最早的书出版于1929年，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行的《生活第一卷汇刊》。 　　图书馆这次开馆时已有藏书2.5万余册，约五分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前的版本，盖有旧馆蓝印章的有：郭大力译1935年版的《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5册3卷）、秋泽修二著《西洋哲学史》、曹靖华译苏联长篇小说《铁流》等等。目前新旧藏书共有3万余册，新书绝大多数是1949年以来三联书店本版书。据图书馆现任负责人石晓光说，新旧书均已全部登记上架，主要供店内使用，每周一、三下午对社会公众开放。 　　 　　八 　　自1944年起几经波折的“韬奋图书馆”，经过几代三联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有了安身之地。当年在建立“韬奋图书馆”草案上签名的40位三联前辈和韬奋的故友至交，天上有知，定会感到欣慰！ 　　1947年经韬奋妻女和胡耐秋等人盖着蓝馆章的9000余册书，除遗失、损坏的一批外，现存的大致分布如下：韬奋图书馆、韬奋纪念馆、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国家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个别馆藏、旧书店以及私人藏书。这9000余册书，从全国各地聚集上海，又从上海转至香港，再由香港运到北京，经历了风雨和炮火中的水陆兼程。希望这些书如今无论在哪里，都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们搜集了自1944年至今70年间一些仅存的记忆碎片，联缀梳理成此文，希望将它留存于世，并借此向我们爱书的前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缅怀，也诚挚地感谢三联书店的历届继任者为完成前辈遗愿所作的不懈努力!愿三联薪火代代相传，竭诚为读者大众服务的光辉，永远照亮我国文化历史的前行之路。 　　 　　 　　 　　（本史料的综合整理者系老三联晚辈及上海韬奋纪念馆工作人员，完稿于2014年11月。期间先后得到樊希安、苑兴华、石晓光、王仿子、沈昌文、邹嘉骊、周荫君、臧小平、吴道弘、张慎趋、陆明、董秀玉、林丽成、潘振平、朱利国等多位前辈、兄长、友人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作者晓蓉为吉少甫之女、徐虹为徐伯昕外孙女、张霞为上海韬奋纪念馆馆员） 　　 　　 　　 　　注： 　　① 邹嘉骊：《徐伯昕的<遗言记要>是韬奋遗嘱的原始版》，《出版史料》2004年第3期，第16、17页。 　　② 《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北京第2版，第302页。 　　③ 生活书店香港《店务通讯》新一号总109号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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