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是位“老出版”，干了整整五十年。 　　在爸为书籍的一生中，《书林初探》是他唯一为自己编的书。这本研究古代和近现代出版史的文集，前后写了十三年。爸说：“再也写不动了，不会有第二本了。” 　　爸送我这本书时，正躺在医院里。他清瘦的脸上挂着释然的笑容，仿佛还清了拖欠已久的债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那天，正值上海百年不遇的持续高温。在逼人的热浪中，我从上海三联取来了爸的样书。到了医院，已是汗透衫裙了。坐在大厅长椅上犯晕那阵子，我的耳际依然萦绕着责编的道歉声，那张不安又无奈的脸也总在眼前晃来晃去。我也是当过编辑的，怎会听不懂他的不安和无奈呢！ 　　可是，爸行吗？他能承受得起吗？ 　　说实话，谁第一眼看到这本文集都会有点失望。和时下书摊上那些号称“畅销书”大众小说相比，爸的书无论是装帧、纸张、还是装订、印刷都过于“从简”了——简化到封面和书脊上几乎看不出还有作者“吉少甫”三个字，且用纸也差，裁剪歪了。要是和爸五十多年来亲自组稿、编校、审定、印刷和发行的上百种图书相比，特别是和在群益出版社爸担任郭沫若出版发行人时精心编撰，现已作为国家珍贵版本收藏的套书相比所勾起的回忆怕是要生发出不尽的感慨了……。 　　然而，在这样的酷暑，有谁忍心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病中作这种对比，回忆和感叹呢？ 　　我不得不再三思量，要不要马上把书交给爸看，又怎样对他讲才好。 　　妈早就说过，爸如果有一天病倒，准是他自己累出来的。想想看，倘若不订这本文集的写作计划，爸和妈早该在上海、北京、桂林、贵阳、重庆和香港旧地重游一遭了，他俩尽可以从容地寻找自己从二十岁起为书所奔走留下的足迹，那些硝烟弥漫中的喜与悲，曾是那样地充实了她们的人生，倘若早几年走了这条休闲的路，许许多多文化老人可以避开的辛苦烦恼就不会接踵而来：不必日夜兼程地赶着查阅那上百万字的资料，不必埋在夹满纸条的书堆里抄写那近万字的笔记，也不必几百天超负荷地、竭尽心血地写作誊稿，更不必去亲自体味寻找出版社的万般烦愁了。偏偏，爸写的文、编的书又是那样的枯燥——它们是不带水份的史论和回忆，都是些“干货”。在当今一些人看来，爸干的绝对是件既不赚钱又难叫好的“蠢事”。任何一家看重经济效益的出版社拿到这书稿，都很自然要掂量再三……。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现在有几人肯下功夫去评说呢？ 　　想到这儿，我竟豁然开朗：可以这样对爸说，上海三联能出版这书已很不错了，人家没象有些出版社那样叫咱们自己掏工本费，或是包销若干册。再说，稿费也没有扣发。难得的是，责任编辑还真的尽了责，在校定史料上下了一番功夫。想想那些含辛茹苦多少年，专管出版却求告无门的学者吧。想想那些书稿在另投转寄中被剽窃、被遗弃的作家吧，想想那些被欺世盗名者强行署名才换得出书机会的可怜的著书人吧，比起他们来，爸，您算是很幸运了！ 　　这样一想，至少我自己感觉找到了平衡。但在跨进病房的一瞬间，看到爸等待接书的郑重样子，我心里又七上八下起来……。 　　然而，事态的发展竟完全不像我担心的那样。 　　爸出奇的平静，没等我将那席“铺垫”的话讲完，他就说：“不管这本书印得怎样，能出版已是万幸了！” 　　这淡淡的感慨似乎已包容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了解的一切和想过的一切，令我一时语塞，随即便有些伤感。我赶紧从包中拿出样书，沉默着交给了爸。 　　那天，我好像第一次面对一位出版家。围绕书，听爸谈了很多很多。爸讲的事有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例如，他如有精力，很想再进行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俄国著名出版家绥青和中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比较研究，爸很钦佩他们能自己投资在先，又广泛向社会集股，顺应时代，成就了大事。爸称已故的当代著名出版家胡愈之老人为自己“终生学习的老师”，特别提及胡愈老最好的编辑计划，是一套包括200多种通俗百科知识的《国民必读》小型书库。他还为推进大众文化教育设计了便于山区运输和公开展销的两用书箱。爸说，当时从没有人像胡愈老这样为一般读者着想。他的出发点是全民族精神文化水准的提高——这大概就是出版家和只重利的书商之根本区别。 　　告别时，我对爸说：“我学识浅薄，没资格评价您的书，但我很想作您的知音。” 　　回京后，我利用一个完整的双休日粗阅了爸的文集。读得最有兴味的，是那篇《亚东图书馆的兴衰》。它系统研究了三十年代一个中小出版企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变迁而发生的变化。我喜欢爸“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注意他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评价编辑家个人的创作性劳动及他们不同的心态特征，从行动上研究他们如何配合作家在变化多端的时势中发挥特殊作用。对我们这代编辑而言，看重这媒介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是看重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直到读完《后记》，我才完完全全了解了爸“还债”意愿的缘起，原来，1958年爸因主张借鉴欧美有价值的出版经验而被反了“右倾”，在下放到上海出版学校教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四年中，他常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现有的讲义全抄自革命史，生加一些出版事例，不仅肤浅，还很教条。有时讲到一些出版史的专题，连自己都感到经不起推敲，更无从解答学生的提问。为此，他深感内疚。就为还这份“心债”，爸努力了三十余年，离休后，先是组织几个志趣相投的同行编著《中国出版简史》，后又着手撰写这本专题文集。为了书，爸作了一些必需要有人去作、现实却很少有人愿意作，因而还留着空白的工作。换了我，也许受不了这份清苦。为此，我也深感内疚。 　　将这种感觉告诉女儿，意外地听到她说：“外公的精神就是传家宝”。 　　爸，或许在我们的后代中还会有知音呢。

原文1996年4月3日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6年4月3日《我与书》征文版  浏览：38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8/10/10 23: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