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终还是辜负了父亲“望子成龙”的厚望。这是因为国事危难，已经无法平静地在上海继续读书了。 　　自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之后，上海各阶层人民始终在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闸北成了中日交战的主战场之一。我们家附近的北四川路底的淞沪铁路天通庵站，一度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一个阵地。在这场淞沪战争中，日寇的狂轰滥炸使闸北陷入一片火海，近万幢房屋毁坏。北火车站和商务印书馆则完全炸成一片瓦砾。战事继续一个半月，日军受到上海军民奋勇抵抗，后来进行了肉搏战，江湾一带白刃相接，血肉横飞。中国军民死伤、失踪几千人。受害居民达18万余户。战火中，我家居住的同济里的六条里弄，被日军烧毁三条。我家住在前边没毁的三条中，据说，是由于对面药厂属战争中需“特别保护”的地区，所以那一片得以幸免。 　　此时连我在内，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两个男孩上学，三个幼儿嗷嗷待哺。妈妈是如何在炮火惊恐中度过那段日子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讲起过。我正在安徽上初中，从当地报纸和老师口中，陆续听到有关上海的一些情况。十九路军的肉搏血战和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同学中引起极大震动，闸北军民受到的躏辱也刺痛着沪藉学生的心。也许因为我的父母想让我在战火中安心读书吧，他们没有把战乱中闸北的具体情况告诉我，妈妈来信总是说“家中一切安好”，还用“你新添的妹妹很可爱”等话安抚我。 　　在生肺病休学的半年中，我在上海家空闲时阅读了一批爱国书报，特别是认真通读了读书出版社出版的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等启蒙书藉，对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有很大影响，后来又目睹上海抗日救亡情况，受到时代气氛的强烈感染，政治上渐渐成熟起来，明确了自己必须投入抗日救国运动的志向。对我刺激最大的，就是同济里家附近的原陆战队司令部变成了日寇海军司令部，日军军官整天耀武扬威地进进出出。天通庵火车站和海军司令部都有日本兵站岗，中国人走过都必须低头鞠躬。日本的“出云号”军舰也开进了黄浦江，太阳旗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非常扎眼。 　　这种屈辱，激发了吉家兄弟们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情绪。闸北四川路靠近在虹口的地方有很多日本人开的店铺，居住着不少日本侨民。由于房租便宜，也入住了一些左翼文化艺术团体。虹口电影院门口经常发生中日儿童打群架的事，起因常是中国小孩受到歧视。我们家哥几个遇到此事，总是帮着中国人一方。常常是二弟和四弟英勇打冲锋，打得你死我活，昏天暗地，大人拉架都拉不开。当时，抗日将领吉鸿昌、马占山是我们男孩子最崇拜的偶像，他们英勇抗日的故事广泛流传。我们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平日积蓄的对日本鬼子的愤恨，就借打架痛快地宣泄出来。大家鼻青脸肿地回了家，爸爸妈妈问清了缘由，从来不说我们。 　　1935年12月19日之后，受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上海45所大中学校5000余名师生，顶风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向政府提出释放被捕爱国学生，保护上海爱国运动等7条要求，我休学前就读的中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后来，还有同学参加了南京的请愿团。当时，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口号之声震天。这个行动使我看到了有组织的爱国行动力量之大。虽然，在1934年秋天，我们的母亲患白喉告别人世，但她去世前后上海发生了有关国家兴亡的多桩大事，国家危亡在即，天天群情激愤，淹被了许许多多个家庭的不幸和悲伤。 　　1936年，全市救国团体为纪念“一?二八”四周年，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不久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中，由党领导的秘密干事会的副总干事徐雪寒，就是我后来从新知书店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位引路人。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救国会为他主持了隆重葬礼，这是对当局的一次公开大示威，震动了整个上海，又一次深深震撼了我。我经常阅读救国会刊和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在这些刊物上，有大量动员民众、推动抗日救亡的文章。《大众生活》每期销20万份，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爱国期刊。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的罪名，查禁了《大众生活》等24种抗日刊物，并逮捕了全国救亡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爱国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我和同学们都亲眼目睹了上海市民举行的抗议活动，当时胡愈之领导这个活动。全市举行了要求释放七君子的签名运动，我们都极其关心有关营救七君子活动的进展，天天看报纸新闻。 　　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中，究竟是“读书救国”还是“抗日救国”？学界争议不休。我是持“抗日救国”论的。我那时十七岁，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有权在国难之时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并有条件由自己来作决定了。我开始暗中谋划弃学抗日之事，作着去内地作救亡工作并北上延安的准备；但我身无分文，是大伯的大女儿和上海中学一位清洁工兼宿舍管理员资助了我。他是皖北 人，听说我曾在安徽上过初中，他说与我算是“半个同 乡”了，与我很亲近，他的家乡经常发大水，我也很同情他，常将省下零用钱送给他救急。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8月15日日军进攻上海，对上海市区狂轰滥炸。那时，我们家已从闸北搬进了租界，当时的租界因其特殊地位，虽然没有正面遭到炮火攻击，但战争气氛同样四处弥漫。我在街上亲眼目睹我军飞机被敌机击伤，炸弹误落大世界和南京路外滩，炸出一个个大坑，街头市民四处奔逃，死伤数百人。几天后，又见到日机轰炸南京路，伤亡700多人。我们的家人和邻居深受战祸惊扰，激起了对侵华日军更强烈的仇恨。 　　战事日渐吃紧。此时，韬奋先生在战火中又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创刊号上刊发了“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以及《延安抗日大学的教育法》等，韬奋专为此写了时评，鼓励青年学生前往陕北求学。我看后立即下了决心，到延安去学习并参加抗日。1937年10月，我决定悄悄弃学出走。在离家前，我留下了一封信，告诉家人我去内地参加抗日了，不要惦记我，也不要找我。我既没有讲明去处，也没有讲明归期——那时满脑子都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有顾及父母和弟妹生活的艰难，也没有多想自己作为长子在战乱中对家庭应尽的责任。这就是二弟所说的且一直不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离家后，我没有买票，爬上沪赣线最后一列货车，躲在靠近火车头的那节装煤货箱里。那上面挤满了来上海打工想逃回家的浙江人和江西人。火车开到杭州对岸的萧山，因路断了停了下来，两天前这里遇到日机大轰炸，景象十分悲惨，夜间更是恐怖。四周是阴森森的断墙残壁，野狗在城外狂吠，黑暗中仿佛有许多磷火在远处闪动，不时有生者为亡灵送行的哀嚎及伤者的惨叫。天气虽然很热，但我一直在发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家所过的最凄凉、最孤独、最痛苦的几个夜晚！火车开到杭州才知道，日军原本想炸杭州大桥和市区，谁想炸错了地方，把萧山炸成了一座空城。所有逃亡的人心情都越发地沉重。所幸的是，附近农村村民提着萝卜干和大碗菜在车旁叫卖，萝卜干是萧山有名的特产，我们这批人就以此作为充饥食物。铁路修通后，火车好容易开到了南昌。出站后，我看到车站和马路上挤满了从抗战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和北方、上海拥到南昌的大中学校的流亡学生，还有各地赶来江西救助的战地服务队（包括救护队、宣传队和慰劳队）。人们在南昌的大街小巷中穿梭着、忙碌着。上海来的青年自愿组成了伤病员慰劳救护团体。我孤独一人，举目无亲，当时没有车转到武汉，又不知道在哪儿能报名去延安。我觉得此刻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慰劳救护团体，为抗日作些实在的工作。北京的雷洁琼教授那时正带着清华、北大一批流亡学生到南昌，她被江西省政府临时委任为战时伤病员救护慰劳委员会的主任，正领导着北京和上海两地流亡学生日夜奋战。我在南昌街头遇到了上海商会所属的社会童子军战地服务队，其中有个叫杨慧敏的女童子军，就是代表上海市民向孤军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带领四百壮士英勇作战的军官谢晋元献旗的女孩，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气。我上去对她说，我是上海中学商科的学生，现在很想作些服务工作。她留下我作了一名便衣“童子军”，实际上是个“文书”，除为他们起草报告之类，还帮伤病员包扎伤口、喂饭，替他们写家信。童子军搞慰问演出，唱抗日歌曲，我为他们在现场助兴；有些收容的伤员因军队打败仗，发泄不满，想闹事，我还要及时去作劝阻工作。偶尔有空闲时，我就坐在南昌百花洲的湖边独自想家。那时我不知道我离家出走后，父亲也调到内地工作了，家中生活日艰，剩下妈妈带着弟妹们苦苦支撑着。二弟则代替我，担起了“长子”的责任。 　　我在南昌服务了七、八个月，直到第二年4月左右，来了一个机会，委员会要转运一批伤势较轻的伤员到武汉，然后再由武汉疏散到他们在各地的家乡。我一直想着到武汉找生活书店，报名去延安，就主动请战，被选中和另一位青年护送这批伤员。当时武汉是战时中央政府的临时所在地，中国战时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各地各界迁来的机关、企业很多。还有不少宣传抗日的演剧队在此演出后奔赴前线；街头有不少学生在演讲。我把伤员送到武汉就完成了任务，在武汉很快就发现生活书店恢复出版的《抗战》三日刊，我马上依刊登的地址去寻找武汉的生活书店。这个书店的总店刚从上海迁来不久，我谁也不认识，就进它位于交通路的门市部，在书架前来回转，买了一、两本书。书店的人注意到了我，问我有什么事，我就说想报名请他们介绍去延安陕北公学。那人向我要介绍信，我说没有，他又问我还有其他证明吗，我说只有一枚上海中学的校徽。那人说，现在交通十分困难紧张，去延安的路很不顺，没人介绍是进不了延安的。后来我才听说，生活书店对于介绍人去延安十分谨慎，统共只介绍过12人。这人告诉我说，日军正准备三面夹攻武汉，武汉也许最后也守不住，这里的机关企业学校还要再向重庆、桂林内迁呢。据他所知，这里流亡学生大多转向昆明，一些人走陆路去长沙，一些人走水路去重庆。他劝我就近去长沙另想办法。 　　后来我与正在内地公干的父亲联系上，得到路费资助，去了贵州国立铜仁三中，在那儿因组织学生爱国读书会，上了国民党黑名单，与我后来的妻子罗萍一起，再度弃学流亡。直到在贵阳找到生活书店，才走上以笔代枪的抗日救国道路。 　　 　　 　　（晓蓉2014年清明摘编自父亲生前所写的《半生足迹与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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