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明代上海县人。古代杰出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自然科学译著的首创者。他率先与外国传教士合作，创造性地将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译介到中国，这是翻译成汉文的第一部外国科学著作。之后，他还陆续翻译和编译了文艺复兴后欧洲出版的其它数学、天文学、水利、兵器等多学科图书。他的主要科学译著还有《秦西水法》、《简平仪说》、《测量法义》等。对于西方科学文化，徐光启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欲求超胜”的态度，对推动中国古代学界接受近代科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传统的转化，起了重要开拓作用。 　　徐光启曾任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被后人称作“宰相学者”。他为官清廉，忧国忧民，希望国强民富。为此，他亲躬亲历，广咨博訉，勤于实验，注重求证，倡导了明后期的“实学”思潮，在数学、天文学、农田水利、兵器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著述，最著名的是他编著的60卷《农政全书》，堪称“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史上最完备的总结性杰作”之一。象他这样官居高位，却又能在多学科领域进行考证、研究、实验、总结、著述，且建树颇丰，同时又能成为西学东传科学交流先行者的人物，在古代中国出版史、科技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不多见。 　　在古代中外文化科学交流史上，规模最大的译书活动有两次，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是唐朝玄奘（公元596—664）主持的取经译经活动。第二次，是明后期以中国科学家徐光启为代表与传教士合作的译书活动。这次译书虽然和唐代译经活动一样，与宗教有密切关系，但也有许多不同点。首先，是译介的底本全部由外国传教士带进国门。据记载，明代来华教士分别来自意、法、德、葡、西、瑞士各国，为方便传教，他们均带进过本国出版的图书；第二，译介内容虽以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宗教书为主，但也有许多中国学者从未见过的自然科学图书，介绍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成果；第三，这些图书以拉丁文本居多，而中文译者并非直接从原文译汉，而是中外人员合作翻译；第四，非常讲究实用，译印周期较短，一般一部书在一、两年内就译完付印；第五，除宗教书由传教士分别组织译介，历法书由朝廷设立历局引进编译外，科学图书的编译大多是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个人行动或联合行动，虽经多次呼吁，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也未成立组织机构，所以资金上不能得到完全保证。 　　这次中外文化科学交流在明代共延续了60年左右。在这60年间，先后来华的教士约90余人，利玛窦、金尼阁和其他传教士带进的大批欧洲图书，加上各国馈赠朝廷的图书，总数共是多少，笔者尚未找到统计资料。无论如何，这次历时数十年的译著活动，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也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异彩篇章。 　　 　　 二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公元前275）著的《几何原本》，是世界数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巨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经典，其数学思想和演绎方法支配了两千多年来数学的发展。《几何原本》写作年代不详，有可能完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该书共15卷，前6卷为平面几何，7—9卷为数论，10卷是比例论，11—13卷为立体几何，14—15卷是后人的补充。它总结了前人生产经验，研究了空间的基本量的性质，从定义、公理、公设出发，建立了全新的数学演绎体系，“是数学史上一个不寻常的飞跃”（《几何原本》2003年新译本导言）它不仅具有广泛的基础科学的价值，还指示人们如何运用实证方法。它有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义方法，不依赖数列的几何证明以及作图可行性的要求。它既是一部严谨的数学名著，又是几何学基础课本、数学启蒙读物，在世界上通行了2000多年。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后，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的中学几何课程开始采用以《几何原本》为蓝本的新教材。直到现在，它的许多内容仍被选入数学教科书中。可以说，《几何原本》是世界数学史上流传最长久、传播最广泛的科学名著，就其影响而言，仅次于《圣经》。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代知识分子，在听了利玛窦的介绍和宣讲后，被《几何原本》的近代科学观念和论证演绎方式所吸引、倾倒，几近崇拜。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园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他赞叹它的论证严谨：“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赞叹它高明的实证：“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赞叹它对思辩、治学、办事的启迪：“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他还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见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和《几何原本杂议》）他的预言后来果然成为事实。 　　据说，《几何原本》的原稿早已失传。它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各种文字的手抄本流传的。《几何原本》在世界各地流传，曾经历过从希腊文到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到拉丁文，再由拉丁文到各国文字的过程，其中各种文字的翻译都经历了极其艰辛曲折的过程，几乎没有一种文字一次翻译成功。如阿拉伯文译本，就经过三次翻译和两次大修改；拉丁文译本也是经过三个人的翻译才得以印刷的。这里不仅因为各国译者本身的科学思想、学术水平和文字功底有各自的局限性，还因为各国语言语法的不同、词汇的不同，已有专有名词的不同，造句行文习惯的不同，要想准确精切地译出原著严密的科学逻辑和体系，是非常艰巨的。至于进行《几何原本》的汉译，困难就更多、更大了。最主要的是，这本书的演绎体系和论证方法与中国传统数学完全不同，它的命题、名词、术语、逻辑推理形式等在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是从未见过的，许多专有名词在汉语中根本没有现成的词与之对应，所以既无任何成规可循，又无其它任何汉译书参考。将《几何原本》译成中文，是一项开拓性的艰巨工程，完成它需要巨大的勇气。 　　由于汉译难度太大，利玛窦在中国译《几何原本》屡遭挫折，他三进三止，所以深知汉译的艰辛。他曾自己作过汉译尝试，结果知难而退；后来，有常熟文人瞿太素向利玛窦学习两年数学，将《几何原本》第一卷译出，因不成功，未能刊印；继而又有一位浙江文人协助利玛窦翻译，因他数学基础太差，无法胜任，又以失败告终。所以，利玛窦曾表示，除非有突出天份的学者单译或参译，否则无法承担起《几何原本》的汉译工作，并将它坚持到底。 　　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的任务，最终历史性地落在徐光启肩上，这并非偶然。作为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自身学养高超、优异，具有广博的中国古典科学知识，被仰慕他才华的利玛窦称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博士”（见《利玛窦中国札记》）。徐光启既精通中国的传统数学，熟悉古代科学文献，又注重科学实践，具有丰富的实证经验，在数理学方面，当时明末无人成就在徐光启之上，有学者甚至认为，他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上，特别是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上，超过了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培根（王青建：《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徐光启还是一位治学态度极其认真严谨的科学家。他“于物无所好，惟好学，惟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故学问皆有根本，议论皆有实见，卓识沉机，通达大体。如历法、祘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徐骥《徐氏家谱》）。徐光启是经科考中进士入翰林院的，有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底，能用汉文准确地表述自己的科学研究及实验的成果，且“条分缕析”，“意必自畅”。这点在同代文人中也是难得的；徐光启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自年青时代就非常关切国计民生，凡“利于国者无一不任之己”（徐骥语）。为参加保卫京师抗击后金侵扰的战役，他亲自练兵，制造火器。为使天下“丰衣食，绝饥寒”，他研究试验农田、水法，总结编撰《农政全书》。为强国富民，他不屈服于明代封建理学家的压力，敢于追求利国利民的新知识，建立科学思想的新体系，他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为此，他穷根追底，鍥而不舍；当然，徐光启能成为利玛窦的合作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和利玛窦是教友。明代来华传教士一再声称，天主教的教义并不否定中国的圣经贤传，而是包容了儒学经典。一心想“补儒易佛”的徐光启便于1603年接受洗礼，入了天主教。他认为，入教将有机会更多接触西方科学，可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这样，从1604年到1607年这三年间，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在畅谈教义和西方科学中，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就为建立合作译著的良好关系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利玛窦早年曾先后就读于罗马大学法学院和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在神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及拉丁文方面均成绩优异，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1537—1612）的学生。他在华传教26年，努力学习中文，研读中文书，练写中文字，以致到最后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写作。他按中国人的习惯谨慎行事，身着儒服，自称儒者，不搞强制性的“精神征服”，而以传播西方科学的方式联络知识分子。曾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欧洲出版的新书，准确预报过1596年9月22日的月食和1603年5月11日的日食，在当时享有“天算家”的美名。他以自己的见识与博学赢得了徐光启的仰慕和尊重。所以，徐光启向利玛窦提出汉译《几何原本》时坦率表示，只要能与利玛窦合作，迎难而上，“难自消微”，“必成之”。 　　 　　三 　　当徐光启以极大的热情鼓动利玛窦与他合作，再译《几何原本》时，利玛窦译介欧洲科学书籍的热情却减退了。这是因为，他此时在京城已站稳脚跟，科学这块敲门砖对他传教的作用已经发挥过了，他想从此专心于传教。所以，尽管徐光启一再催促，他却一再推脱。后来，他虽然答应了徐光启的要求，却又提出先译天文历法书，以便于教士跻身宫廷，接近上层。为此，徐光启与利玛窦展开过多次的商讨和辩论。他强调，数学是个基础科学工具，只有先翻译数学书籍，才符合科学本身的逻辑和规律。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数学如同工人造房子用的斧头和尺子，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而天文、历法等其它自然科学，就如同造房子用的其它器具，没有斧子和尺子的作用，其它器具的使用就无从谈起。“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同文算指序》）；而在数学书中，徐光启又认为必须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预见，《几何原本》逻辑推理的说服力和科学结构的严谨性，不仅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数学理论的不足，而且可以在思维方法上对中国陈旧保守的学术观念带来近代科学的冲击和刺激。所以他认定：“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几经商讨和辩论，徐光启终于以自己的热诚和雄辩说服了利玛窦。一位中国科学家和一位西方神学家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译著。这一年徐光启45岁，利玛窦64岁。 　　他们翻译选的底本，是利玛窦老师克拉维乌斯自己翻译校订并向利玛窦讲授过的拉丁文版本，其中对欧几里得的原著作了大量注释，同时还加入了他自己的评价。克拉维乌斯对《几何原本》有着精深研究，他被利玛窦称作是继欧几里得之后最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的真正继承者。利玛窦到中国后一直与他的这位数学老师保持密切联系。所有这些，对徐、利两人在合作翻译中领悟《几何原本》的思想精髓，研讨解决理解原文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利的条件。 　　中外合作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是由徐光启和利玛窦二人开先河的。应当说，他们各自都有强项和弱项，恰好可以取长补短。利玛窦精通拉丁文，又有扎实的数学根底，虽然他的汉语口语流利，但他用中文写作并不熟练，特别是按古代中国人的习惯谋章造句，就显得力不从心，如果要求他将《几何原本》逐字逐句译成汉文，还要去找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对应词汇的恰当中文，就更勉为其难了；而徐光启虽然不懂拉丁文，但他有扎实的中国传统数学根底和深厚的汉文化根基，在合作前，他就著有《量算河工及测验地势法》，对《几何原本》的实用性早有感悟。对徐光启来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是一点就通，甚至触类旁通的。他的这些长处，使利玛窦原先估计的巨大困难大大降低了难度。由于徐光启的倾力精诚合作，一些重要难题迎刃而解。 　　当时徐光启在翰林院任庶吉士，上午要作“馆课”，翻译工作就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他们合译采取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先由利玛窦用汉语逐章、逐段、逐句口述，在此同时讲讲他的理解，以及老师的注释和评价，徐光启搞明白后，再考虑中文如何表达，并寻找选择最恰当的中文词语。经两人反复讨论后，由徐光启用中文记录整理出来，初译稿还要经徐光启多次推敲修改，不满意的章节，反复重译、润色。有时，他们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多数是因为《几何原本》的命题、逻辑推理及术语在中国传统数学中找不到，选择恰当的中文词汇，去对应这些数学专有名词十分艰难。为此，徐光启曾苦思冥想，殚精竭虑。例如至今还为我国现代数学沿用、学子们已十分熟知的点、线、面、直线、垂线、平行线、对角线、平面、曲面、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直径、相似、外切等几十个数学名词术语，都是中国传统数学甚至汉语中原本没有，而由徐光启译时创造出来的。每当碰到这些名词术语，徐光启总是反反复复斟西酌中、斟古酌今，力求使新创的中文术语既切合原文词汇的科学涵义，又源出于中国的传统，使中文读者容易看懂，还要兼顾上下文的通顺畅达。所以，他经常是与利玛窦再三再四地推敲、争论、比较才能确定下来。其间，徐光启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开创性的劳动，令今人敬佩不已！ 　　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努力，徐光启三易其稿，到1607年春天，终于译完《几何原本》的前6卷。6卷的内容是：卷一，三角形、垂直线、平行线、矩形面积、勾股定理；卷二，面积的变换、用几何法解代数问题；卷三，园、弦、切线；卷四，多边形与园、正多边形的作法；卷五，比例；卷六，相似形。这6卷仅是克拉维乌斯底本的“平面几何”部分，大量前代研究者和克拉维乌斯本人的评注，均未译出。从内容看，这6卷完全可以独立作为平面几何的专著，所以是很完整的。当时徐光启的兴头正浓，决心也大，希望“乘胜追击”，将全书译完；可利玛窦忙于传教，建议前6卷译文先行刻印，听听热心学习者的反映，如果大家真的认为有用，再陆续安排其它各卷的翻译。这样，1607年的5月，《几何原本》就在北京刻印出版了，题录是“泰西利玛窦口译；吴淞徐光启笔受”。徐光启和利玛窦在这版一人写了一篇序。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评价了数学的价值，并向中国学人热情推荐这部西方数学经典。利玛窦的原序则介绍了欧几里得和他的老师克拉维乌斯，叙述了翻译这本书的经过。这篇序是徐光启代写而以利玛窦的名义刊发的。初刻《几何原本》刊行后，很多中国文人到徐、利处学习讨教。利玛窦在后来写的“中国札记”中说，这些人“对于较为精致的演证表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他认为作了一件有价值的事。 　　1608年春，利玛窦将刻成的《几何原本》作了一次校正，寄给徐光启，建议再版重印。由于没有人肯出刻版的巨资，就放下了。两年后，利玛窦病逝。徐光启于同年12月，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和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等合作，在利玛窦校正稿的基础上重新校译了一遍。修订版于1611年问世。这个版本后来被李之藻收入他编的丛书《天学初函》中。校正本出版后，徐光启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但也许因为资金上的原因，这个三校本一直没有出版，徐光启去世时也未及作交代。直到1665年，徐光启的孙子徐尔默发现了此稿，将其整理出版，还写了跋。这就是《几何原本》的三校本。在出版史上和数学史上，一般将徐光启和利玛窦译的《几何原本》6卷本通称为“明本”。它既是中国的第一个汉译本，也是亚洲第一个译本。俄文译本问世是在一百三十二年后，而日文译本问世则在二百六十六年后了！ 　　徐光启生前的最大遗憾，是没有将《几何原本》全部译完。他在《题几何原本再校本》中感叹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俟焉。”直到二百五十年之后的1857年，清代数学界代表人物李善兰才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后9卷，这9卷中他们秉承了徐光启、利玛窦译的前6卷体例，沿用了徐光启创造的名词术语，这个译本通称“清本”，与前6卷合起来的15卷本通称为“明清本”。从此，中国终于有了《几何原本》的一个“完本”。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欧几里得的拉丁文原书的书名是《Euclidis ElementorumLibri XV》，直译为《欧几里得原本15卷》，徐光启在汉译时，将原书名中的人名和卷数略去，创造性地加上了“几何”一词，将书名定为《几何原本》。他借用“几何”一词，代指一切“度数之学”（研究点、线、面、体的学问），使这部希腊科学经典有了更贴切简明的中国书名。 　　对徐光启在汉译《几何原本》中所作的开创性的贡献，我国学界一直给予肯定，并有极高评价。明中叶中国虽局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极为缓慢。由于文化专制，导致了科学发展史中断，作为基础科学的数学已处于停顿状态。而此时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中期，近代实验科学有了很大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科学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极需要新的刺激。《几何原本》汉译本的出版，取代了中国的《九章算术》。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数学向近代数学的革命性变化。这一变化同天文历算的变化一样，是中国科学革命的两大标志。”所以，被称作“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见《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科学译著界与数学界学者还称赞《几何原本》译得简明朴实，数学推理与现代论述十分接近，且就是今天重新核校，也只有个别的错漏。徐光启发明创造的数学中文名词中，有二十多个至今还在沿用，另有数十个与今仅略有不同。特别是“几何”一词，被徐光启使用后，已堂皇地成为一门科学的代名词。所有这些，徐光启的首创之功永不可没。《几何原本》汉译本一经问世，便成功地作为唯一的定本，行世400年间，历代数学家从未有过非议（直到1990年，中国才出版《几何原本》的第二个汉译本）。对比阿拉伯文、拉丁文等译本翻译路程的崎岖坎坷，人们不得不称其为一件“世界罕事”。对徐光启为后世译著的这部“近乎完美的科学名著”，清代维新变革领袖梁启超称它“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2003年兰纪正、朱恩宽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经修订由陕西科技出版社电脑排版胶印出版。 　　笔者向上海图书馆和陕西科技出版社的有关人员了解，《几何原本》的读者一般是大专院校和中学的数学老师、科技史和数学史的研究者。现代白话文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两次印刷共5000册，2004年底又修订再印。各地科研单位和图书馆索要不断。 　　《几何原本》这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数学经典，历经世界发展的古代、近代、现代各历史阶段直到当代的今天，还在被人们译介、出版、研究和应用参考，这在世界文化史、科技史和出版史上都是少见的；而在中国，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汉译本经历了明代、清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阶段，版本流传方式经历了手抄本、刻印本、影印本和活字印刷本的变化，在1990年前，一直作为唯一的汉译本，供数学研究教学参考，这在翻译史上也是罕见的。 　　生命力恒久的《几何原本》，还将以其智慧的光泽滋养一代又一代学子，徐光启为此所作的巨大贡献也将永垂青史。 　　 　　 　　 　　 　　本文参考书目 　　（1）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兰纪正/朱恩宽译陕西科技出版社2003年6月第二版） 　　（2）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王青建著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 徐光启（王重民著何兆武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5） 明代出版史稿（谬咏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6） 中国通史（10）、（16） （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7） 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李瑞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8） 世界文明史（中）（马克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9） 徐光启集（王重民辑校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 　　（10）徐光启年谱（梁家勉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版） 　　（11） 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原文2005年 发表于上海《文景》杂志  浏览：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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