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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少甫罗萍夫妇记念馆

半个多世纪连缀起来的“老汤”印象

晓蓉

  2002年9月初,妈妈罗萍去世刚过半年,她老人家晚年嘴中总叨念的“老汤”也走了。
  我曾问过妈,“老汤”到底是谁?她对我说了一大堆“关系”。原来,“老汤”就是汤季宏伯伯,爸在上海出版局的前任领导,妈离休后返聘到的大百科上海分社的上司,爸和妈早年在新知书店的老战友,新知书店创始人徐雪寒建立抗日海上运输线的得力助手。妈还说,“老汤”的亲家沈静芷和戴琇虹分别是她和爸1939年入党的介绍人。于是,我立马想起来,“老汤”大女儿邢峥与大女婿沈建林的结婚促成人还是我呢(“红娘”应当是徐雪寒伯伯)!可是,有如此“近”上加“近”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为什么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我都没有见过汤伯伯?我禁不住问妈,你们现在关系如何?妈吃惊地瞪了我一眼说:“当然好啊!”她淡然一笑:“这个老汤啊,相貌平凡,人群中不言不语。老三联人合影时,他总爱往后站,都是别人推他到前面的。他离休前后一直在忙大事,没空和大家走动。”
  非常低调的大忙人——这是我对“老汤”的第一印象。
  
  “人生第二春”中最心悦的日子
  
  妈是湖南浏阳人,心直口快,爱憎分明,喜怒溢于言表。她对“老汤”满怀感恩之情,至于缘由,我是在编她的回忆录时,从她写给友人的几封信和她对我的口述中体味出来的。
  1949年前,妈先后在三联系统的读书、新知、远方等单位工作。由于战争期间流动性大,加上我和弟弟相继出生、弟弟又多病的拖累,她只能充当老爸的“后勤”,做个称职的妻子。在书业她则一直作着财会和人事工作;1949年后,她又长期干党务和发行工作,始终没有机会走上编辑出版第一线。依我看,妈的能力并不低于爸,论文才,或许比爸还要高出一筹。她虽有搞文字参予编写校对的喜好和志向,但只能在家中为爸当助手时作点小发挥。退居二线后,这是她始终视为遗憾的一件事。大约在1979年老三联人开联谊会时,妈坐在“老汤”旁边,轻轻与他唠叨了几句,说粉碎“四人帮”后自己还没放开手脚干点实事,便在1976年被迫退离岗位,所以十分不开心。“老汤”见我妈虽闲了两年多,精神还不错,仍有工作激情,便在心中记下了这位新知老友的苦恼和希望。过了些日子,妈意外地接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返聘她的通知。妈大喜过望,觉得自已真像一个被遗弃在荒原的饥饿之人,突然遇到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
  从此,妈风雨无阻,每天挤公共汽车去古北路650号的大百科上班,一直干到1988年。妈说,这是她“人生第二个春天里最心悦的一段日子”。正是在这里,她有生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当编辑的无比辛苦和无限快乐。妈被安排参加编辑《百科知识辞典》的工作,这是大百科上海分社送给青年读者的一件有意义的礼物。主编是老三联人、翻译家梅益,副主编是落难归来的诗人罗洛,妈是七编委之一。参加这本辞典的翻译、编辑、出版和宣传发行,是我妈一生干的唯一一件引以自慰的完整实事。编辑组齐心协力提前为编这部百科辞典作着各种准备。“老汤”听说我妈从小就学英语,后在国际书店又脱产在外交学院补学了两年英文,便告诉罗洛,交给罗萍一个任务,让她从《康普顿百科全书》中选译对编辞典有价值的内容,打印出来供大家参考。妈非常珍惜这个学以致用的机会,借助英译汉大词典,将1980年版的《康普顿百科全书》翻阅了一遍,选择了其中《编者的话》、《什么是一部百科全书》、《如何使用事实索引》等内容翻译出来,打印成“参考资料”,发给编委和编辑。大家都特别欣赏该书第一版扉页上的一段说明:“鼓舞雄心,激发创造力,用一种有趣的文体,为好奇的有才智的人提供精神的资料,从而引向更广阔的知识领域——这就是这部工具书的目的。”这段话也成了编《百科知识辞典》的一种策动力。“老汤”放手让刚从青海调回的罗洛领导这个辞典小集体,为他创造条件,慢慢适应出版社的编译、编校程序,熟悉与团队每个人的沟通合作(后来罗洛接手当了该社总编辑)。经过整整四年的艰苦努力,在罗洛具体领导下,大家终于完成了辞典的编撰工作。共收词14000余条,涉及70多个学科。这部辞典赶在国庆四十周年前出版,并参加了当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书展,据说反映还不错。“老汤”为保证质量,坚持用进口纸印刷,印了一万册。为了打开销路,“老汤”还建议编委们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向身边的青年作推荐。那阵子,妈每天忙着写信寄书,还通过老同事,借助上了国际书店的发行渠道,后来,妈又参加了大百科出版的《简明英汉小词典》和《内科用药大全》的编校工作。妈始终干劲十足,兴致勃勃,心情舒畅。九年一晃就过去了,妈说:“我还没过够瘾呢!”
  妈说的“过瘾”,不仅是指她梦寐以求的编译生活,还指大百科朝气勃勃的人文环境。那种人与人之间单纯友好、亲如家人、协同一致的工作氛围,很像她还生活在早年老三联友人中间。她有时带饭去上班,喜欢中午端着饭盒,任意穿行在想去的办公室和想坐的餐桌,听那些自己同代人和新进社的年轻人聊天。渐渐她知道了,这些“大百科人”都是“老汤”从各地各业网罗挖掘来的,不仅有她这样的老三联战友,落难的文化人,还有一些他原来的老同事、老部下,其中有一批持专长的各行专家、身怀绝技的印刷师傅和刻字能手。他们来自下放到穷乡僻壤的山区,来自被政治风暴刮去的边陲,来自文革疏散后被遗忘的乡村……他们的户口,都是“老汤”一个个亲自托人或求人跑下来的,而住房则是“老汤”亲自主持一间间盖起来分配给他们的……。对此,妈说过:“这样的领导实在太少了!”
  “老汤”真是位有情有意、知人善任、有凝聚力的大能人!
  
  爸爸晚年夸赞最多的人
  
  我爸吉少甫是汤伯伯在上海出版局的下级。爸接手汤伯伯主管局里出版业务这摊事时,汤伯伯早离任,忙碌在大百科上海分社了。
  爸和汤伯伯一样,是个寡言少语的内向人,在众人前不爱讲话,在媒体前不爱上镜。在家里,除了忙工作、写稿子,很少与我妈和子女交谈。出版局有人说他们这是“长期在白区作地下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也许有一定关系吧,但我认为,主要还是被“反右”和“反右倾”以及“文革”等政治运动整肃处分后得了教训。
  爸夸人几乎是惜字如金的。我和弟无论学得多么好,干事多认真,都很少得到爸的肯定。记得弟弟小时候有天狂言要“作中国的波波夫”(俄罗斯无线电之父),他把家中一座闹钟拆了个七零八落,挨了妈一顿骂。几日后,他又七搞八搞给安装复原了!妈高兴地奖了他一碗喷香的红烧肉;而爸呢,只摸摸他的头,在肩上拍了两下,便转身离去。弟傻傻地回头看着爸,等他再说什么,但一个字也没等到!
  可是,爸晚年八十岁用电脑写作后,我却不断地听到他夸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王选教授;另一个,就是汉字字体规范化标准化工程的领军人汤季宏。爸从20岁入书店作练习生开始,就一直与铅字打交道,跑印刷厂送书稿,看师傅拣字排版打大样,校对后又跑厂送改样,再看师傅一个个拣字改版……对于中国从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汉字铅字的不同字体字形,他已熟烂于心。尽管手中过书无数,但他总是对一些印刷成品心存遗憾。上学时,我常看到爸翻着散发油墨清香的某本新书或画册,连连叹气说:“哎,怎么字排出来就是不好看呢!”这种情景,在应用简化汉字后频频出现。
  爸在用电脑写作时,汤季宏伯伯两度引领的中国汉字印刷字体规范化工程已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应用完美地融成一体。爸一面输入文字,一面盯着电脑屏幕跳出的一个个标准汉字,嘴中时不时低声说着:“老汤啊老汤,你的团队真行!”待我们把他的初稿在家中打印出来,爸又会拿着校样,不停地点头说:“好!真好!!漂亮!!!”他让我们将大标题、小标题、引文和正文在改版时统统改为不同大小的黑体、隶书、楷体和宋体。改版后他会将改样拿在手里,坐到窗前最明亮的地方欣赏良久。有时,他把汤伯伯送他的各种字体的设计样张拿出来对照地看,说我们打印出的改样“不如老汤搞的样张漂亮”。我对爸说,咱家的打印机是喷墨的,如果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就会和“老汤的样张”差不多了!
  在印刷方面,老爸学着“老汤”,要作个“完美主义者”,即便在家中,也要精益求精。不过,“老汤”曾经指挥的,是由专家们和刻字能人组成的一个战斗大方阵;而老爸指挥的,只是家中我们几个后人。想想,其实老爸已经很幸运了。“老汤”十几年来呕心沥血奋斗的成果,爸在有生之年还有机会亲自作一名享用者、体验者和评价者,并且,他还能言传身教叮嘱自己的后人记住“老汤”。
  就这样,老爸天天在书房电脑前隔空与“老汤”默默相望、相通、相知。他认为,虽然是王选使中国印刷出版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进入了“光和电”的时代,但没有“老汤”引领的团队与王选携手,中国书业就不能以漂亮的规范化的标准汉字新字体立于世界书林。从此,在莱比锡国际书展上,运用电子技术印制的“中国最美的书”,再也不会因文字印制的差距,留下美中不足的缺憾了!
  2002年9月6日,汤季宏伯伯不幸辞世,爸心情极为沉重。他对我说:“你汤伯伯干的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他的后半生真是太辛苦,太累了!”爸带我去汤伯伯家中慰问祭拜。他边走边反复地讲:“应当有人写一写老汤,编本纪念集,写本传纪。”“好多人不知道老汤在离休前后干了件大事,更不知道他对中国文化出版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价值……真的不该埋没了他!”
  
  关于《51号兵站》和“小老大”
  
  其实,我应当更早从父母交谈中听说过“老汤”。六十年代初我刚上高一时,由著名导演刘琼执导,梁波罗和孙道临主演的电影《51号兵站》公映后引起不小轰动,那时惊险的剧情片很少。这部电影,讲述了抗日期间,中共地下党开辟海上运输线,在日寇、敌伪的严密封锁中,向苏北、苏中运输物资,支援根据地新四军的故事。片中的年轻地下党员梁洪,以帮会头子守门徒弟“小老大”的名义作掩护,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展现了他的机敏沉着、大胆果敢。这影片剧情起伏跌岩,悬念丛生,扣人心弦。加上当时青年演员梁波罗长得俊美潇洒,气度非凡,迷倒我们全校女生。有好多人看了两三遍,我自然也在其中。记得回家对爸妈讲起学校这事,妈曾问过爸,片中的“小老大”是不是汤季宏?爸说,四十年代徐(雪寒)大哥曾组建过一支海上运输队,干的就是这种事。老汤是位主要负责人。
  到1994年,又过去了三十多年,老三联人编撰的新知店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爸妈拿到新书非常珍惜。我趁他俩不看时插空翻看了徐雪寒、沈静芷、戴琇虹、曹健飞、岳中俊、欧阳文彬等熟悉的叔叔、伯伯、阿姨写的店史回忆。当然,也特别想看到有没有《51号兵站》的“小老大”原型的故事。
  在徐伯伯《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一文的叙述中,多次出现过“汤季宏”的名字。据他说,在1940年10月,新四军渡江东进后,“新知”曾与“生活”、“读书”各出三人,取三人为众之义,在苏北盐城设立了大众书店。“新知”派出汤季宏等三人,由汤季宏负责向大众书店秘密运输书刊,但人常驻上海。
  1941年12月12日,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新知”转入地下,于是决定人员除因家庭关系不能离沪外,全部转入根据地,同时把大量存书打包分批秘密运输到上海浦东游击区,再转到苏中、苏北和胶东根据地。汤季宏负责的这项护书运书重任,一直延续到1944年夏天才全部完成,除了把新知书店的大批鼓舞抗日军民的革命图书和普及知识的教材送到根据地军民手中外,还顺便从敌占区保护运去了开明书店和光明书店的一批进步图书。这期间,新知书店还承担了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根据地秘密采办运输军需物资和后勤给养。徐伯伯写道:“担任秘密运输工作,要机警、勇敢、临危不惧,置个人生死与度外,并且经常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 在一些重要关口,徐雪寒和汤季宏这两位“老大”就要亲自出马。据记载,1942年春节前,运输队装了两船图书、印刷器材、油墨和江淮银行印刷纸币的印版等一批重要物资,出上海吴淞口送往苏北根据地。不巧的是,在海上被一股海匪劫了去。汤季宏了解到海匪头目的老窝在崇明,就去找胶东根据地派出的采购人员张锡保,以崇明为依托,通过当地土绅、地头蛇的种种关系,进行疏通。因为事关重大,汤季宏不得已请出徐雪寒亲自深入虎穴,前往交涉两个月,终于使这批重要物资失而复得。采访记录这件事前前后后的俞筱尧叔叔后来对我说,此件事的情节十分惊险和精彩,他整理出文字后交给徐雪寒看,因徐和汤一向做人低调,徐表示俞写得“有点像惊险小说”,让他把大部分内容删掉了。真是可惜啊!
  1943年初,徐雪寒调到华中局作情报工作之后,他极信任地把坚守上海办事处,连同承担的海上运输任务交给了汤季宏掌控。后来,我在俞筱尧叔叔执笔写的以蒋建忠署名的有关海上运输线的文章中看到过一段具体的叙述。原来,“新知”一个月左右要在上海和根据地之间往返一次,在几年时间里,几乎从不间断。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军民的需求,除了图书外,前后输送物资的内容很不相同,数量越来越大,次数也越加频繁。这项工作任务,逐渐成为新知书店在上海担负着的一个特殊使命,抗日物资秘密转运站和海上秘密运输线也由此形成并健全起来。主持其事的三人之首,就是汤季宏。特别是每次海上运输线具体行动的安排,汤季宏是坐镇的总指挥。
  1944年5月,张朝同叔叔从苏北根据地回到上海,汤季宏从秘密工作的需要出发,考虑工作方便,在黄河路租了房子,成立了同丰行(又称丰申庄),安排张叔叔主持业务。在这之前,运输队的主要成员蒋建忠、徐群、叶绍明、许季良、刘福和等一大帮人,为工作方便,都住在卡德路(今常德路)汤季宏家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由于汤季宏下决心建立了同丰行这个固定的工作场所,对内对外就可以公开身份大胆开展各种贸易活动了。这样,就最大限度地规避了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同丰行就是这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新知书店设立的秘密转运站的。关于每批物资找谁、从哪儿订货、取货的时间、地点和接头人,选择哪个出海口,找哪个船老大,具体的行船路线,中间停靠在哪里安全,以及为保护违禁品不被查扣在包装上该怎样做伪装,途中可能遇到来自哪方面的阻障和风险,用什么策略和方式巧妙应对,以及交货时的要领和接头方式……等等,每一个关口所有的细节都要事先作周密的预案考虑。虽然,在店史文章中找不到对汤季宏这些方面的具体描述,但我想,作为领导人和坐镇指挥者,汤季宏对此一定是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
  汤季宏主持新知上海机构期间,活动地点几经变更,最初是落脚在浦石路(今长乐路),后迁移至戈登路(今江宁路)。租界被日本占领之后,又迁到同浦路和卡德路(今常德路),最后才迁到黄河路。每一次迁移新址,汤季宏出于对大家和工作安全的着想,不知要作多少次地址的寻找和环境的考察,还要顾及经费和交通以及客户、运方联络的方便。这些工作地点,大多是上海当时极普通的小阁楼。每到晚上,一些无住处的同事就睡在桌子或地板上。汤季宏常因工作紧张与大家同吃同住。有时,徐雪寒也同睡一起。我记得徐伯伯有篇回忆文,写到1944年2、3月间,他代表延安党中央和中共华中局领导秘密潜入上海,去探望和慰问重病中的韬奋先生。韬奋提出,请徐代他拟一份遗嘱。徐伯伯自知自己的才学不足以担当此重任,但出于尊重,还是答应作一尝试。他说,夜间就是 躲在汤季宏家紧赶着起草初稿的。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极为险恶,日伪特务军警正到处搜捕韬奋。徐雪寒敢于只身来沪慰问,已属临危不惧;而汤季宏敢于在自己家中收留掩护徐雪寒,提供徐为韬奋工作的条件,也属大义凛然。没有共同的志向和信念,没有知根知底的信赖,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年两位前辈的所作所为,至今令我敬佩不已!
  新知书店店史公开出版二十年之后,我着手编写老三联后人的回忆录,于是又重读店史。关于海上运输线的活动始末,为什么没见有属名“汤季宏”的回忆文章,在我脑中一直是个悬念。看了汤伯伯儿女的回忆文章,我才明白,在老新知人编店史的那段忙碌日子里,汤伯伯也正在为大百科上海分社紧张地规划建社、造房、调人,开工,作印制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和12卷《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各种准备,他根本就没空去北京参加编店史工作!所以,由俞筱尧叔叔执笔完成的有关新知书店在孤岛的工作和海上运输线的长文,就缺少汤季宏个人叙述的具体细节,而属名蒋建忠的此文,在后面致谢的名单中,也只有徐雪寒、张朝同、戴琇虹和俞筱尧四人,说明汤伯伯本人并未为完成此文提供材料。或许,以汤伯伯的个性,就是他去了北京,到了撰写此文的调查现场,大概也不会说多少自己的事吧?令我感动的是,在这本店史最后“怀死难战友”一栏中,有一篇汤伯伯忙中抽空写的短文:《王福和同志的革命历程》,清楚地记下了这位新知烈士短暂的一生和在海上运输时壮烈牺牲的详细经过。1500多字,充满对下属的爱戴、赞赏和缅怀深情,却没有一个字提到他自己!文后,他详注了资料依据的来源。由此可见汤伯伯的仔细认真和重情重义。
  半个世纪前的电影《51号兵站》,早已从当代人的视野中逝去。关于它依据的史实和原型现已有了多种版本。2007年,由杜淳主演的26集电视剧《51号兵站》播出后,已没有了当年电影的那种轰动。兵站中的“小老大”原型是谁,更少有人关心和追问。但在我心中,“小老大”的原型肯定有徐雪寒、汤季宏、蒋建忠和一批“新知”海上运输队员的影子。他们是一群赤胆忠心的爱国抗日好汉,中国现代出版史和文化传播史上能文能武的勇者!
  
  “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
  
  小标题这句话,是曾任大百科上海分社总编辑的著名学者王元化的一句名言。我相信前辈此语是有的放矢的。
  1949年前至今,白区地下党的工作一直被某些人看轻。至于“笔杆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直到目前仍没得到应有的充分肯定。为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主大业奉献青春的老三联人,后来有不少命运十分坎坷,事业长期难以延续。汤伯伯是其中之一。所幸的是,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夺回了那些白白浪费的宝贵时间。这和他四十年代初新知的书从“孤岛”转运到抗日军民手中产生的“精神的力量”,同样 “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翻开店史记录的文字,我看到了这两段历史精神力量的一脉相承:“战士们在前线负了伤,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战地医院,怀里经常揣着鲜血染红的图书。有的书还带着敌人的枪眼,不少图书没有了封面,已经十分破旧,战士们仍很珍惜,轮流抢着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是战士们热爱的读物。战地的书少,这本书经常被拆成两本或三本,几个人交换着阅读”。此书是由梅益在“孤岛”时期翻译,新知以远方书店名义出版的,不仅在沦陷区,而且在根据地,都是当时的畅销书,鼓舞了不少热血青年奋力在抗日战火中百炼成钢。所以,根据地部队首长每次见到有书运来,都非常高兴。他们十分清楚,满足战士们文化阅读的战时饥渴,产生的精神力量也许胜过自己的几次战前动员!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在苏北办的随军书店,大受官兵的欢迎,原因也在此。汤伯伯所领导的海上运输队给予抗战官兵的精神力量功不可没!然而,上述生动感人场景和镜头,从未在中国的影片和电视片中出现过。不仅使我感到不解、困惑,而且陡生无限悲哀……。
  我妈生前在大百科上海分社时,曾用毛笔抄录下一段她翻译的文字,送给我作生日礼物:“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来,这是一定的规律,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是有了成功在等待着,来庆祝你的努力结果…… 巴斯德(引自《科学家成功的奥秘》)”
  我觉得这几句话,也可以概括汤伯伯的一生。我仅知道他完成过三件大事(开辟海上运输线、创建大百科上海分社、汉字印刷字体规范化工程),无疑,他是位成功者。他立的是“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志,他用自己的实干在书业“登堂入室”,他不事张扬地走完了每一段艰辛的旅程,直到他去世了十四年的今天,连他的老三联友人都少有人知道,他的默默付出,在怎样推动中国的文化抗战,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积累,推动中国社会信息化的前行。
  写到这里,不得不感到万分遗憾。爸妈敬佩的“老汤”,我至今没见过一面,也没机会与他老人家说过一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老汤”的音容笑貌在我眼中始终是朦胧的、不清晰的;但“老汤”的精神力量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强健了。
  “老汤”,我心中的一位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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