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10月和11月真是令人沉痛。老三联后人相继失去了周巍峙、曹健飞、蓝真三位前辈。作为晚辈，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随着一批年逾九十的前辈一个个离去，“老三联”时代早已成为远去的历史；他们生前的故事无论多么精彩，也只能是今天的一个童话。 　　我对曹健飞叔叔的记忆大多与书和书店有关。他和我爸爸吉少甫、妈妈罗萍共有着同一群出书爱书的好友。 　　我出生在抗战中期，比曹叔叔的儿女们年长许多。在战乱的逃亡生涯中，我除了与外公外婆短暂住过数月，大部分时间是随爸妈工作的书店迁移。七十多年前，爸妈与曹叔叔在贵阳新知书店相识时还没有我。听爸说，无论在重庆、桂林还是上海、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个书店的年轻店员业余时都常一起学习、活动，他们多数是单身，对我这个女娃娃很疼爱，不少叔叔、阿姨抱过我。他们忙时，我就在书柜间跑来跑去。累了，就在书堆上睡一觉。有时，就是曹叔叔叫醒我，然后，往我嘴里塞块糖，把我交给爸爸。 　　在桂林，日本飞机有时来轰炸。书店躲警报时，其他叔叔阿姨为保护书店财物，都是拎起早有准备的装文件账本的箱子马上就撤，而妈生完弟弟后身体很弱，没气力管我们，是爸一只手挎着放弟弟的元宝篮，另一只手牵着我，向七星崖的防空洞中奔。人一拥挤，常顾此失彼。曹叔叔只要在附近，总是抢过一步，腾出手来，拎起我就跑——他的力气真是比爸要大好多好多！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他搭手相助，我会不会在躲警报的混乱踩踏中把小命送掉，还真说不好呢。 　　对于年青时代的曹叔叔，我的印象是：高大英俊，声音洪亮，性情直爽。爸妈的同事讲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还听说他因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得了个“曹大炮”的绰号。曹叔叔年青时虽当过书店分店经理，但他更擅长的是书店二、三线的贸易，他能巧妙地打通各种运输关节，在贸易方面，是个“公关能人”。新知书店的总经理徐雪寒因此特别信任他，还表扬他虽然经常独自“跑单帮”，但面对金钱，做到了“慎独”。如果说，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大业中，进步出版业是“播火的事业”，那么，曹叔叔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多时候是为点火“运燃料”的人和“运火种”的人。就是说，他要在出书或开店前四处筹款、备纸；出书后又设法把纸型和成书运到需要之地印刷或出售。要知道，穿行于敌占区的硝烟和封锁线，是很冒风险的，智勇不能缺一。有几次，曹叔叔还奉命送情报，那种将情报塞在牙膏和火柴盒中的情节，我只有在惊险电影中才见到过。他的几次海上贸易的故事我也特别感兴趣，简直就是极好的电视剧素材。有次他从大连返航，正逢国民党在上海搞所谓金融改革，强制掠夺黄金，而曹叔叔事先得知此讯，为了保住贸易所得，将数十条十两黄金弯成半圆形，装在特别缝制的布袋里缠在腰部。到上海时天蒙蒙亮，码头检查行李，曹叔叔弯腰非常不便，装着轻松，强忍疼痛，打开衣箱，顺利通过了检查。类似的险情，他经历过许多次！ 　　曹叔叔与我爸妈婚姻有关的一段往事，居然与书也相关，都是我协助爸妈编家史时听他们和曹叔叔自己说的。我的外公是个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国民党少将。妈的家庭有点像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杨立青的那个家，是国共一体的，不过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外公没上战场打过仗，大部分时间在大后方负责军车的调度。其实，不论在国共合作还是分裂时，他都很了解妈和爸的书店在干什么，但他在家从不过问我妈政治上的事。他不接受我爸，是因为他认同蔡元培的信念：救国救民先从开发民智入手，从而主张“教育救国”。家中的六个子女必须按他的意愿，完全接受高等教育。可是，就因为流亡期间我爸在铜仁国立三中时，拉着我妈搞读书会，上了国民党特务逮捕的黑名单，他们被迫辍学逃走。其实还差两个星期，就可以领到中学毕业证书了。外公为此气得要登报，和妈脱离父女关系，他特别不喜欢我爸这个破坏了他家规的“上海小白脸”。直到我满月，爸到贵阳鸭江寨家中来看我和妈时，外公都不怎么搭理他。黄洛峰伯伯和一些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的青年的到来，才使罗家有了“破冰之晓”。这里起过大作用的，就是曹叔叔了。他1939年就认识我外公，我妈回鸭江寨家住时，我爸写的“情书”都由曹叔叔捎给我妈。他知道我外公爱读书，也喜欢读书人，就乘外婆为他们做湖南菜时，向外公介绍新知书店和生活书店出的新书，还讲战乱中出一本书有多难，卖书又多不容易，想读书就更难找到安静的地方了……等等。大概因为曹叔叔豪爽的个性与耿直的军人更容易沟通吧，他两似乎聊得很投缘。外公听曹叔叔兴致勃勃地讲了书店邮购的办法后，高兴地说：“这太方便了！”当即交钱报名，成了新知书店常年联系的邮购客户，还授权曹叔叔帮他选书呢！外公见与曹叔叔先后同来的黄洛峰、范用、沈静芷、戴琇虹、丁仙宝一行中青年男女，一个个文质彬彬，很有礼貌，又很正派，都那么爱书，对爸妈的同事渐渐有了好感，开始理解爸和妈从事的工作，了解了他们所处的那个一腔热血抗日救国的集体，与爸的隔阂也就渐渐消融了。后来，外公在贵阳鸭江寨的家，就成了几个进步书店地下党和文化人往来途经的一个秘密中转站。书店经常通过外公的关系，借用军车运送纸张、纸型和书刊。有时，外公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书店的人买车票和机票，或掩护遇险的同志。外公的这些改变，固然与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的全国形势有关，“曹大炮”的一番热情开导，以及书店同仁显示的集体素养，也是功不可没的。 　　1947年上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期，曹叔叔和胡阿姨刚从台湾三联撤回。他俩没事儿似的，还带着我弟弟和两个上中学的姑姑逛虹口公园呢。爸主管的群益出版社与海燕出版社合办的群海发行所被迫关闭了。主编冯乃超避难去了香港（冯乃超同是曹叔叔和爸的单线上级联系人），他从秘密通道得知，爸已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便密令他迅速自沪撤港，待形势转好，再重建群益。留守的刘川叔叔，决定去苏北解放区参军，爸在香港托人带信告诉刘川，尽量把能变卖的物资变成钱存入银行。最后把账本、存款，和剩下几十个书柜和几张办公桌的店堂钥匙，交给他委托来接手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川在重庆新知当小学徒时就见到过的曹健飞。刘川后来写到这段回忆说：“我一看曹健飞在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的上海还那么从容地来来去去，估计他也一定是位地下党同志。我放心地把钥匙、账本等物全交给了他。老曹也不多问我去哪里，只说了声‘一路平安！’就握手匆匆告别了。”从这件事我知道，爸虽然抗战胜利前夕就被南方局从新知书店调到群益出版社，但他对共过事的生活、读书、新知的战友非常地信任——他们之间是多么地默契啊！ 　　我快8岁时与妈一起经历了一生最长的海上航行。那次航行，就是由曹叔叔安排我们母女上船的。1949年3月爸与唐泽霖叔叔正待命，由港去沪，迎接上海解放。三联总管理处则调妈去北平工作。妈带着我从香港上了艘挂着挪威国旗的“宝通”号货船。同行的还有三联书店为北平解放输送的新闻出版界干部，如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徐伯昕以及胡耐秋等人，同船的名人不少，有南方局文委的冯乃超，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音乐家李凌，画家丁聪，诗人臧克家……等。还有一批知名企业家，都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友人，有不少人是应邀去北平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大约是为了掩饰真实身份吧，很多人都化了妆。曹叔叔也装扮成大商人的样子，戴着鸭嘴帽，穿着高级风衣，很有派头，非常神气。他有时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好像在悠闲地散步；有时又尾随某人进出船舱。我和妈很少有机会与他说上几句话。实际上这次二百余人北上，三联书店是奉命负责保卫工作的。这在三联书店店史上也是生动光彩的一页。曹叔叔本人除负责顺利启航通航的通关各个环节，还另外肩负着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李达先生。李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这次受毛泽东亲自邀请，去北平开政协会。他可是这条船上的重量级人物，曹叔叔自然不能有丝毫闪失和懈怠。在“宝通”号上，曹叔叔忙中偷闲，请带着照相机的丁聪拍下好多珍贵的照片。货船顺利通过台湾海峡之后，一船人在甲板举行了联欢会，曹叔叔立在桅杆下的最高处，兴奋无比地望着大家。他还特地让丁聪为妈和我拍了一张合影，拍完，他对妈说：“小罗，你的女儿要赶上好时候了！”妈那时只有二十八岁，她笑得很轻松，很灿烂。这张照片，我家一直珍藏着。六十多年后，我在曹叔叔的《九十自述》中看到，他在“宝通”号上也有一张照片，那时“宝通”号已驶入天津港，他正扶栏远眺这座阳光普照的城市。全船人将由天津转道去北平。照片上曹叔叔的样子，镇定而自豪，像一位凯旋归来的战士。我猜，那时他也许在想“任务终于顺利完成了！”正松一口气吧。 　　我在北京上学期间，特别是爸妈调回上海之后，曹叔叔的家是我节假日常落脚的去处。除了爱坐在一旁听三联的大人们聊往事，还特别爱吃胡阿姨烧的一手好菜。 我看着曹家几个孩子出生、长大、工作、成家，并与他们结为好友。在这一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曹叔叔和我爸妈这代人经历了许多事情，渐渐地，退出了社会生活；慢慢地，都变老了…… 　　2004年，北京三联联谊会由曹叔叔总牵头联络编辑的《联谊通讯》和《联谊简讯》停刊了。爸妈已不在人世，我知道他们生前很爱这本内刊，和许多健在老三联人一样，我也为之惋惜。我写了一篇告别辞，作为三联后人的感言，登在了终刊号上。其中有段写道：“别了，《联谊通讯》，你一定不忍离去！因为，是老三联人用生命的亮点，夕阳的余热成就了你的品性，你全身都烙遍了他们心灵的烙记，涨满着他们人生感悟的悲喜……是他们把你变成了一条纽带、一座桥梁、一块磁石、一个家园。从此，他们有了展示自己的小舞台，有了倾诉心声的朋友，有了互通信息的地方。生活中多了一种色彩，多了许多牵挂，多了一份期盼，多了一些新的亮点，多了来自各地的温暖，也多了一种在关爱中升华精神的阶梯。他们爱你爱得执着真切，爱得有情有理！”1937年与范用叔叔前后脚参加读书出版社的刘大明叔叔在谈及“三联的凝聚力”时曾说：“三联三家同志，睡一个地铺，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和学习，在一个监狱里‘炼狱’，在一个山头上冲出日寇包围。艰难斗争中所凝聚的同志情阶级情是永远不会褪减的”。1936年参加生活书店工作了十三年的方学武叔叔生前说得更动情：“生活书店从1932年成立至1948年与读书、新知合并成立三联书店，存在有16年；……而我们的《联谊通讯》居然也存在了16年，岂不伟大！”曹叔叔与并肩编刊的几位爱书老人为此而快乐，而自豪，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片绚烂的夕阳。 　　2014年春节，我家三代人曾去台湾自由行。除了到台北祭拜1949年牺牲于马场町的新知书店朱枫阿姨外，还计划去寻找1947年在台北开设的三联书店旧址。之所以有此动议，是因为曹健飞叔叔和胡瑞仪阿姨是老三联人中唯一被派往台湾工作的一对夫妇。在我心里，他俩这段经历，一直很带有传奇色彩。我不止一次看到他俩在台北与新创造出版社原创办人黄荣灿合影的照片，曹叔叔系着领带，身着白上衣、黑西装裤，叉开大长腿，气势不凡地笑立着，高出别人整整一个头！这使身材娇小、穿着朴素旗袍的胡阿姨更显得小鸟依人。台湾“二、二八”事变之后，情势骤然紧张，曹叔叔他们的境遇也是我一直想了解的。后来看他老人家写的《九十自述》，我才知道，由于书店被特务监视，曹叔叔已不能再去门店，为甩掉一个认识他的特务盯梢，他不得不带上宽边眼睛，改变形象。后来，书店还是和在大陆一样，遭到了无故检查，寄来的邮包被检扣，寄出的图书被没收。于是，仅仅半年左右，他们夫妇俩又奉命撤回了上海……。虽然，我们在台北没有找到中正路21号的书店旧址，但走在台北大街小巷时，我常常会想，六十七年前，这里是否有曹叔叔他们留下的足迹呢？ 　　如今，曹叔叔和他一大批老友已迈进天堂了。 　　他生前知道我正在加紧编《爱书的前辈们——老三联后人回忆录》，曾叮嘱女儿帮我作了三件事，一是把老人们前些年为资助出版《联谊通讯》剩余的捐款悉数转到我的名下，作为编书、寄书的费用；二是把他珍藏的全套《联谊通讯》赠给我，作为编书查阅史料的参考；三是将他写下的各地三联联谊会联系人的地址和电话寄给我，待书出后给所有健在的老人邮去。三件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支持，体现了前辈对晚辈最后的呵护，代表了老三联人殷切的期待。 　　大个子、大嗓门的曹叔叔，您放心去天堂与老友们会合吧！晓蓉一定尽力把交办的事办好。 　　愿人间天堂永飘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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