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末七千部西书东来的前前后后，至今少有国人知晓。我们父女俩在撰写《徐光启译〈几何原本〉》一文时，查阅有关史料，偶见一些关于七千部西书的零散文字，内容简括，各有角度，引起我们浓厚兴趣；后又拜读民国期间方豪所著《中外文化交通史》中的有关考证，深感“七千部之淹没不彰”，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文化之进步，不能不是一种损失。方先生认为中国科学因此“延迟二三百年”，也许过当；但鉴往察来，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对发展是否有所推动，“译事之成败，实一重要关键”。 　　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外国教士很重视“学术传教”，尤好借助图书与中国士大夫交友。起初，外来传教士人数不多，又散布各地，言语交流有障碍。凡无中文书可阅之地，传教就裹足不前，传教士们便急于以文字为布道之具。继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等人来华，陆续带进大批欧洲图书之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1610年（利玛窦去世当年）来华，想在中国办一个教会图书馆，藏书除宗教神学书外，还备有一批中国人从不知晓、感到新奇的科学图书，并拟将它们翻译成汉文，以炫耀欧洲人的文化科学成就，“打动中国人的心”（利玛窦语），从而吸引中国士大夫入教。1614年金尼阁返回罗马，在里昂、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等著名出版地募集图书七千余本（其中包括罗马教皇保禄五世赠的500卷），然后又与22名教士一起再次远征中国，1620年7月22日人书同抵澳门。但是，1616年中国发生了“南京教案”，并在几年后再次掀起。传教士或被驱逐到澳门，或躲藏教友家中。先期入教的中国知名学者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处境不佳。由于境内反教会的士大夫们的抵制，又逢皇位更递，动乱频繁，加上道途堵塞，输运无方，七千本图书根本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运往内地，就更不要说开办图书馆、赠献皇帝和组织译介了。于是，金尼阁采取分批北上、分散带进的方法，让去内地的传教士尽其可能随身携带，一部分赠送给中国人，另一部分收藏于教堂。有条件的，则根据传教需要，先摘要译成中文。据《辩学》载，这批带到澳门的七千本图书，被陆续带进内地去的“未有什之一二”。七千部书入华第二年（1621年），杭州京兆尹杨廷筠（1557——1627）在其《代疑篇》中，曾提到金尼阁远道来华是受其国主派遣，特来向朝廷进献贡品，还有精装图书七千余部。这是汉文史料中有关七千部最早的记载。 　　关于这七千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书，我们没有找到传世的目录。《辩学》称“皆天人之学及历法度数之书”，即其中大量是宗教书和历算书。和早些年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带进的西书一样，七千部书中不少是希腊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也有希腊著作注释、复原本，还有欧洲人的研究专著。七千部书到之时，欧洲使用铅字活版印刷已有五十年左右。可是1298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的中国，当时大多还在沿用雕版印刷。所以，七千部书最为国人所羡慕的，是其“每部以单页之纸两面夹印细字”，一部可抵中国数十部。中国入教的士大夫见了无不“飞眉舞色，津津乐道”。1623年意大利教士艾儒略译著的《西学凡》出版，杨廷筠在为其写的序中谈及，七千部书的内容几乎包括欧洲已有各学科领域，即中国古代称“六科经籍”（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的书。它们“航海而来，具在可译”。金尼阁选书非常严格，“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就是说，它们没有相同的复本，内容都有相当的分量，不以浅近平庸者充数，且装幀精美，有些甚至还是皮面的。查《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李我存集》可知，在1613年末，也就是金尼阁带来七千部书之前，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修订版问世之后，数理学家李之藻（1565——1630）向皇帝奏了一个《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西洋“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希望皇帝“敕下礼部，亟开馆局”，将见到的精选之书，除历法“照依原文译出成书”外，还能“将其余各书，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译”。在李的译书奏疏中，把西书分了十余大类，并简明介绍了其实用性和价值。从这段文字，我们今天不但可以了解明代东进西书的大致种类和范围，而且，也可以了解明代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文化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李之藻在疏中说明，这批西书不仅有天文历法之书，“又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钟琴笙管，皆别有一种机巧。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列出的这些西书的大类，仅是利玛窦和其他教士们带进的和欧洲国家及科研机构馈赠朝廷的图书。李之藻上疏之时，七千部书还未抵澳门。金尼阁募集的七千部书的内容当更为丰富，不会少于这十余大类，且应是各类选出的部分精品。 　　李之藻是明末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光启的同乡和教友。徐光启（1562——1633）与利玛窦合作，创造性地将古希腊欧几里得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译介到中国后，又陆续编译了文艺复兴后欧洲出版的其他数学、天文学、水利、兵器等多学科图书，成为明末西学东传科学交流的带头人。在徐光启因与魏忠贤的矛盾告假之后，李之藻正好服阕来京补官，承担起徐光启所作的为朝廷修改历法的工作，同时他还继续联络对科学有兴趣的士大夫，译介科学西书。他一就任，就向皇帝奏了这个《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奏疏末尾所列的拟译西书的大概范围，显然是徐光启译完《几何原本》之后就已经拟定的，在徐离京之前，徐又为人员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希望李能领导这一工作，等待皇帝下旨，正式组织西书翻译馆局。金尼阁带这批图书入华之后，李之藻便时时称述“七千部书”。1623年，李之藻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作序说：金尼阁携“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屋，以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又说：“ 有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已然，于今为烈。”李之藻再三向皇帝说明其书可备大规模翻译，用以沟通中西文化，但他没有得到支持。直到1625年李之藻借作序、题记等机会，又为七千部“开局演绎”作过多次呼吁。 　　两年后的1627年，与金尼阁同船来华的瑞士教士邓玉函与擅长机械制造的陕西人王征合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并由王征捐资在北京刊印。王征在此书中说：“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远西奇器图说》是七千部中译成汉文的第一部西书，属物理科学类，它介绍了天平、杠杆、滑车、园轮、螺丝等的应用和基本原理，并有54幅有关起重、引重、取水、转磨、代耕的绘图，均为王征所绘。此书被称作是第一部中文机械工程学著作。该书的翻译刊行向后人说明：（1）当时反传教人士称七千部“尽为示教书”之说，是不符事实的；（2）直到1627年，也就是李之藻向皇帝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14年，七千部书入华7年之后，在礼部下开馆设局组织译书之事仍无进展；（3）七千部中流入内地的西书译介，除朝廷修历所用天文历算之书外，其他书和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时一样，刊印的资金仍为个人出资，几乎全是私家刻书。 　　金尼阁自1920年携七千部入华以后，在他在世的8年间，先后在杭州、开封、山西、陕西一带传教，同时来华的教士除有去北平的外，还有的到了河北、江浙、福建、广东等地。凡他们所到之处，入教者无人不知晓七千部之事。为了译印方便，金尼阁在绛州、西安开设了自己的刻书机构，其他一些教士在北京、杭州等地也有自己的专用刻厂。他们每年印书不少，多为中文神学书和教会宣传品，也有教士的中文科学译著和拉丁文的印本。1623年艾儒略与杨廷筠合作，译著刊印了《职方外纪》，系统介绍了五大洲各国的位置、物产、气候、名胜、民情等，还首次向中国详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经过。这是第一部用中文写的世界自然地理专著，对中国人形成世界地理观念，产生过很大影响。杨廷筠、李之藻均为其作了序。同年，艾儒略译著的《西学凡》出版，该书介绍了西欧综合性大学的教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内容。杨廷筠时任南京最高学府长官，特为此书作了序，他介绍西方教育说：“其学有次第，其入有深浅，最初有文学，次有穷理之学……其书不知几千种也。学之数年，成矣。”1626年，金尼阁编著了《西儒耳目资》一书（人称是一部“使中国人在三天之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的字典），由王征校梓，在杭州刊印。金尼阁还第一个于1625年将《伊索寓言》译成中文，书名定为《况义》。 　　在七千部抵澳门9年后（1629年），即位一年的崇祯命徐光启复位，督领历局，改创新历。李之藻等辅助，又先后聘请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精通历法又会汉语的外国教士参加编译历书。这次中西学者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汇总多种天文历数专著，编成103卷崇祯刻本的《崇祯历书》，一名《西洋新法历书》，其中收进的与修历有关的涉及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等方面的内容，有不少译自西方理论学术专著。这些知识对中国天文学、历算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意大利教士罗雅谷（1593-1638）译著的《测量全义》和邓玉函译著的《大测》、《割园八线表》等。有意思的是，他们在介绍西方宇宙体系时，对哥白尼日心体系竟然也有介绍。哥白尼日心体系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天园地方”宇宙观念的颠覆，而且与明末教士所奉守的托勒密地心体系不合，但《崇祯历书》仍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奠定日心体系的名著《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译用了其中的8章，采用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并且谈到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地动说是哥白尼日心体系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次在中文著作里述及此说。不过，译介者罗雅谷本人申明，他自己不信此说。《崇祯历书》因明亡未能实行。参加修历的罗雅谷、邓玉函、汤若望均是七千部西书抵华同期或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在朝廷修历期间，带进的有关专业、理论原本书，有的就取自七千部。特别是邓玉函，作为七千部首部译汉的西书主译，对七千部中哪些能借修历之机带进朝廷，应当最为清楚。如前所述，这些传教士在进宫前，都出版了一批以西书为原本的译著。李之藻在辅助徐光启修订历法期间，也与外国教士合作，译介了多部西书，如与葡萄牙教士傅泛际合作译著了诠释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的《名理探》（1631年刊印）等。私刻的西书有多少来自七千部，似无人考证过。 　　在明代，西书东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共延续了60年左右。先后来华的教士约90余人，利玛窦、金尼阁和其他传教士带进的大批欧洲图书，加上各国馈赠朝廷的图书，总数究竟是多少？徐光启曾有“经书万卷，今未得遍译”之说；万豪认为：“除七千部外，全国西士带入者，亦必有数千部”。那么，“万部”之说，也“非过甚之词”。明清易代后，关于七千部的消息，已默然无闻，世界学者也不知它们最终下落。清兵入关第一年，北平天主教堂发现三千册欧洲书籍，汤若望提请清政府注意，但没有引起重视。这三千册西书中有多少是来自金尼阁带的七千部？一说是全部，一说并无确切考证。直到300年后的1938年，北平的天主教堂北堂整理藏书楼，才发现残余西书数百册，包括神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力学、医学、物理学……及其他科学书籍。其中就有1611年科隆出版的拉丁文本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还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这些书皆“一式装订，书面皮制，左右二上角，分镂教皇保禄五世玉玺及耶苏会徽章”。书原藏北平天主教堂南堂，是清理库房时一起归于北堂善本库的。据惠泽霖所编《北堂藏书目录》载，留存下来的有534部、457卷。少数教皇赠书及两、三种摇篮本，现存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传教士编译西方图书，首先是传教所需之书，至于科学图书的译介，选择时自然有所保留，但对于填补当时中国图书的缺门，在客观上还是发挥了作用。明代来华传教士的重要译著，有记载的计254种，其中宗教类127种，科学类127种，各占一半。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明代的图书目录对此类书不很重视，所以少有记载。李之藻1629年编印的丛书《天学初函》，收入20种天文历数译著，多译自七千部来华之前。李之藻去世前遗憾地告诉世人：“近岁西来七千卷，方在侯旨。”他的官方组织翻译科技西书的上疏始终未能获准。明末朝廷对于七千部西书译介的态度，与唐代朝廷对玄奘（公元596——664年）取经译经的态度有天壤之别。由于唐太宗的支持，玄奘取回的佛经不但由玄奘本人担任主译，而且还专辟了多个译场，设了12个副主译，助译的一流学者20余人，后期还有文学大臣参与，可谓组织完善，过程周密。译经19年，共译佛经74部，1335卷，1300多万字。如此浩大的译经工程，只有朝廷给予人力和资金的支持才能完成。玄奘译佛经一版成定本，也因此成为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古代出版史的一大壮举。而明末东来西书七千部却“淹没不彰”，其中绝大部分科学著作虽在欧洲已不算先进，仅属常识，有的甚至陈旧，但也没有在当时得到译介，至于少数具备更先进近代科学思想的书，就更不会公开被推荐翻译了。造成的原因，主要与明末政治腐败，外患严重，灾害频繁，经济凋敝，封建科举制度抵制力强大，以及传教士受教会宗教观念的制约有直接关系；另外，中国学者不懂外语，无法由原文独自翻译，而传教士的学术修养和汉语水平又有限，也是翻译队伍自身的一大弱点。笔者认为，今天我们应该以开放的视野，回瞻这段中外书籍的交流史，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出版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一个课题，七千部西书东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1）明代出版史稿（谬咏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中国通史（15）（16）（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3）中国古代图书交流通史（李瑞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4）中国印刷史 插图珍藏增订版 （张秀民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5）徐光启集（王重民著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6）中外文化交通史（方豪著民国丛书第四编40卷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7）徐光启（王重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8）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原文2007年 发表于《出版史料》第三期  浏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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