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我小学毕业后，也进了南京实验女子中学，那是大姐的母校。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初中刚毕业即随家遣回湖南长沙，考进省立女中高中一年级。读了二个月后，又随家到了辰溪。据沈从文在其著作《湘行散记》中的描绘，位于湘西的辰溪县在两条河流（指沅水和麻阳河）的交汇处，任何时节都是一个使人神往倾心的美丽地方。这小小石头城临水倚山，建立在河口滩脚崖壁上。河水深到三丈尚清可见底，河面长年来往着湘黔边境各种形体美丽的船只。山头为石灰岩，无论睛雨，皆可见到烧石灰人，窑上飘扬着青烟与白烟。房屋多黑瓦白墙，接瓦连椽紧密如精巧图案。此地山川清秀，民风剽悍。沈从文写了一些发生在湘西的真实故事，或残酷，或浪漫，或伤感，十分动人。我在湘西这个小石头城中过了约半年的自学生活，读了很多小说，尤其是苏联作家的小说，思想上得到很大启发；同时辰溪这个山水相绕的边城，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杂居其间，生活环境不同于南京、长沙等大城市，因此它的人 　　文风俗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由于战争爆发，战火迅速扩大到中国的半壁河山，沿海、沿江和东北沦陷区有2000多所中学遭破坏，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失学。一批想继续求学的青少年纷纷向大后方逃亡。为收容流亡中学师生，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在贵阳、陕西、河南成立四所临时中学。铜仁国立三中就是其中一所。我听说铜仁三中是国立中学，便想去那儿入校读书。由湘西辰溪到贵州铜仁，航行的是水路。上游通到洞庭湖的有湘、资、沅、醴之一的沅江，沅水到了辰溪就转入支流的辰水，到了湘黔的省界就与流经铜仁的锦江相通。辰溪是个水路的中转站，此处船只多从外省运来淮盐、布匹、花纱，以及川黔所需的生活杂货。川黔边境由旱路来的朱砂、水银、苎麻、五倍子，大都在此交货转载。木材浮江而下，有时半个河面都布满了木筏。由于回程空船较多，内地一些学校就安排大量的流亡青年，主要是苏、浙、皖籍的青年男女走水路来校。1937年12月上中旬，经人联系，我自辰溪上了船，打算去铜仁三中。可登的船有女生的一条，男生的三条，共载60人，其中湖南人没几个。我是浏阳人，就被叫做"湘妹子"了。当时乘船要比乘公路汽车慢得多，但费用却节约得多。上海流亡青年吉伽夫（1939年后改为吉少甫）在长沙教育部门登记后，原准备坐汽车去铜仁的，后被告知赶快去辰溪，到那里可随大队坐船去铜仁三中报到。那年我17岁，吉伽夫18岁，我们就这样偶然相识在湘西辰水之上。结婚以后我俩一直认为这是一种"邂逅之情"，是一种缘份。 　　湘西山地西接贵州高原，山脉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山地中沿河谷有小型冲积盆地，盆地中有红色岩层分布，河谷两岸已有一些被开垦的田地。由辰溪到麻阳，沿途经过潭湾、兰里、到高村等小县城镇，如由麻阳往北可到土家族聚住的中心地区吉首，那是个大县城。大小县城的河边大都建有湘西特色的高脚楼群，这多半是从事商业运输业和居民生活的需要而建的。由麻阳到铜仁经过江口，随着人口稀少，高脚楼也稀少了，两岸呈现出杂木草地丛生的原始状态。我们的船只要经过大小县镇，就可以买到粮食（包括凉薯、苞米等），也可以在农妇小摊上购买到柚子、橘子和花生等。 　　去铜仁读书的每个船只的同学都组织成了小组，大家分工负责采购、饮食、文娱，同时在上下滩头轮流拉纤劳动。当时正是冬季的水枯季节，行船遇到不少大小的河滩与浅水湾，大家都得上岸步行，以便减轻行舟的载重。体力强壮的同学，干脆就终日在岸上结伴而行。轮流在船上休息的人，可以各自看书、写信或写日记。遇到风和日丽的晴朗天气，在黛山碧水之间，是最快乐的日子，岸上岸下的同学都高兴地唱起救亡歌曲或家乡的民歌小曲。 　　贵州的民谣说此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最为显著的是天气，也就是一些古旧书上记述的"瘴气"，由于虐蚊多，人容易患虐疾病，老乡往往用白布条缠头防止寒热头昏。东北风吹起时带来斜雨，那就是不愉快日子。每当我们的船遇到大滩，船行十分困难，大家就轮流上岸拉纤，有时也得涉水。在这种情况下，男生就自告奋勇，帮我们女生船拉纤，但有些女生也不放弃拉纤这种机会，这样男女生就相伴共同努力。后来伽夫还记得当年争相拉纤的一些细节，她告诉女儿说："我注意到你妈妈这个湘妹子一直在组织女生轮换休息，而她自己却坚持在岸上拉纤。贵州在一二月气温一般在1到10度，涉水还是很冷的，这样，能坚持到底的女生最后只有她一个人。我和男生们劝她去休息，她硬是不接受大家的好意。男生们因她的任性好强，就给她换了个雅号叫'辣妹子'。不忍她如此辛苦，我和几个同学就专门去帮女船当纤夫了。"不善言表的伽夫，就这样平淡地向女儿叙述了我们的相识。其实，他的心是很热、很细的。从江口到铜仁一段路程，两岸几乎没有人迹，有几天只靠一些存粮维持，没有什么食物可以买来补充，是艰苦拼气力的日子。晚上大家就挤睡在船上，说些家乡的传说，介绍各自学校的学风和趣事。在入睡之前，我们侧着一只耳朵，可以听到船底下水流潺潺的节奏，打发了不少寂寞和寒冷的夜晚。 　　1937年底，我们这批学生终于到了铜仁。铜仁是铜仁地区的首府所在地，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是"黔东的门户"，地处万山丛中。东山耸翠，锦江萦流，实为连天烽火中的一方净土。首批登记来铜仁国立三中就学的，有来自鲁、豫、江、浙、皖、鄂等省460所中学的流亡学生1065人。后来到1939年4月，全校师生已达1600多人，其中教职员270余人，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师生中很多人来自名牌中学，伽夫就是从上海中学来的。我们的校舍有校本部和高中部，大楼三层原是贵州地方部队的驻地。进入校门，通过一个广场大院，靠北中间有石阶上去就进入二楼大厅。底层为高中部教室，三楼顶层树有旗杆的就是校本部。进大门左侧是一幢二层楼房，也是高中教室；进大门右侧是师生的食堂。与学校在同一条街上，有名叫"车公馆"的，原是地方绅士的公馆，现由学校租用作为女生宿舍。高中部宿舍沿街直下可达，原是一个庙宇，庙中排满了木架双层床。初中部设在"文坛"（也是庙宇建筑，可能是文庙），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宿舍。师范部设在城里另一个庙内。 　　我们这批由战区流亡到内地的青年，到校后都经过了登记和编级考试，我编进高中部二年级（39年下半年）甲班，伽夫编进（39年下半年）乙班。我们这些通过近半个月行船集体生活的男女同学，此时相互已经非常熟悉了，虽然分班后分散到几个班级，课余时仍保持友好往来。如收到新寄来的书刊报纸，自己阅读后就相互交换，在其他方面也一直保持着相互交换流通的习惯。伽夫的书刊总是先借给我，由我转借给别的女生，再由她们还给我，最后还给伽夫。经过这样往返，有时在书中就可夹带信件，用来沟通双方的情况，除了谈读书心得和问题以外，自然也涉及个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后来伽夫知道贵阳生活书店在这年四月份正式开业，就去信与书店建立了邮购关系，书店经常主动寄来重庆、桂林等地最新的出版书目。记得书店邮购的广告语是："邮购是读者身边的书店"。于是，邮购就成了我们这批渴望新知识的青年和外边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了。 　　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编写的《黔东革命史研究》中曾有记载，从1938年起，中共党组织就不断从全国各地向铜仁国立三中派遣地下党员，领导该校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曾亲自到校筹建支部，布置任务。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只记得到校初期，有两位年龄稍大叫许书和杨文起的浙江青年，经介绍与我们认识了，他俩是高中三年级（38年）班的学生，课余时和我们这批同学渐渐熟悉起来。他们保存着五四时期最早的一些马列主义书刊，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等。伽夫从上海、汉口购买并一直随身带的几本书有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韬奋的《萍踪忆语》、《萍踪寄语》、《大众生活》杂志，以及鲁迅的小说和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如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我们以书刊报纸为友，通过相互交流，就成了"书友"。加上其它同学所带的进步书刊，集中起来，就成为一个小型的流动图书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最早不到10人的"读书会"。 　　那时高中38、39班的国文教师叫汪铭竹，南京市人，是新月派诗人，穿着一件土黄色的丝棉长袍，一头齐耳的长发。据说他是另一位新月派诗人和考古研究家陈梦家的学生。汪老师在第一次上课时曾熟背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并对诗的艺术特点和中国新诗流派进行分析，在座的不少同学为之倾倒，就此兴起了一阵文学热。另一位美术老师叫刘苇，是江苏无锡人，只教师范班和初中班绘画课。同学们去汪老师家也就认识汪太太俞俊珠，她是江苏六合人，是一位律师，当过国民大会的代表，她和刘苇很亲近。这二位都是很有教养和专业学识的中年女性。我们还认识一位师范部的生物教师余振清，他的夫人是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马仲楠。可惜这一学期结束时，校方没有继续发给余先生下学期的聘书。刘苇和他很友善，曾对我们透露，这是受了教务主任毛刚呜的主使（校长周邦道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是不过问的），毛刚鸣是国民党员，曾在江西当过几任"剿匪"区的县长，有党派斗争的经历。校方不发给余先生聘书还是比较客气的做法；如果学期中途辞退，就可能引起学校教师和同学的不满。（后听刘苇讲，余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任武汉市委副秘书长）。我和伽夫等几个同学常去宿舍拜访这几位老师，他们似乎也很欢迎同学们去聊天，他们都很关心这些远离父母和家庭、流亡到这个边缘省地的小青年，认为有不少生活与学习上的问题，需要有为人父母的长辈关怀。 　　按国民党教育部门当时的规定，高中生必需集中军训。贵州省则在暑假前后两个月，对全省高中一、二年级学生进行了集中军训。我们从学校出发时，分为男女两个队，我被同学推选为女生队队长。同学们利用从铜仁到贵阳半个多月的时间，沿途宣传演出救亡小剧，歌唱救亡歌曲。步行到贵阳后，男女同学分成两个营受训，女生营借用大夏大学，男生营就在原国民党军队的一兵营里。三中的学生和其它学校的学生混合后分编入男营和女营。受训的内容，政治课有《总理遗教》、《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军事课就是《步兵操典》。在室内上课的时间不多，主要是早晚听教官的训话，大部分时间是出操和野外演习。入营后，即被思想管制，令人极为反感的是，凡是读物和来往信件，多遭到过检查。 　　伽夫和我常在星期天与十多位要好的同学相约，去市里生活书店看书和购书刊。我们二人以邮购读者的身份认识了书店的二位负责人毕子桂和张子明，和他们有过几次深入的谈话，表达了我们想去延安进陕北公学读书的愿望。当时陕北公学在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生活》上刊登了招生广告，激起我们去革命圣地的热情（贵阳虽然有八路军的办事处，但我们不敢贸然上门自荐）。我俩请求他们帮助介绍。毕、张二人知道我们的愿望后，热情地表示支持，答应去联系。军训期满后，我们回校加强了与他们的书信联系。其它同学也都认识了门市部的营业员，受到他们的竭诚接待。 　　星期天我们这十多人还相约去游览了市内的名胜、古迹等景观：去了文昌阁、甲秀楼、黔明寺，还去了市区南边的花溪和市区西北的黔灵山。离开贵阳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和伽夫二人相约去黔灵山，那是我们从辰溪到贵阳相识半年多来第一次二人单独相会，而且是最长的一次。黔灵山在贵阳市西北角，距市区约1.5公里，山上古树参天，泉石奇特。我们步行到那里，登山走"九曲径"，沿小路盘旋而上，沿途怪石卓立，浓荫蔽日，山顶呈凹形，据告系第四纪冰川期遗迹。建于清康熙十一年的宏福寺，拔海1300米，我俩在那里的"瞰筑亭"上俯视，贵阳城廓历历在目。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贵阳这个城市会留下自己青年时代这么多的人生轨迹。我们不仅在贵阳定情、结婚、生女，而且还参加了工作，入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山上，我们先商量这次军训结束前，通过思想进步的同学，组织受训者抵制当局可能有的意图，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参加反动党团组织；回校后要扩大巳建立的读书会，并通过教师的建议和帮助，建立全校性的壁报定期出版，以此作为团结同学和发表言论的园地。我们从山头广场沿阶而下，到青山环抱、碧波粼粼的黔灵湖边，双方详细诉说了各自的家庭、朋友的情况和个人的简单经历。在回程乘坐的骡车上，我们彻底谈了彼此渴望一起生活的心境，感情不由得异常激动。这次相会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俩之间的爱恋之情。我说将回龙里看望父母，并准备单独先向母亲透露一下我们的交往，因为上次回家，母亲就曾关心地问到我交男朋友的问题。 　　贵阳集训一结束，我们就回学校了。通过介绍阅读进步书刊，我们团结了一些政治上比较单纯的同学。前边已提到，在我们升入高三和去集训之前，有些进步同学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主要发起人是高三的杨文起（解放后听说在杭州团市委）和许书。较早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有吉伽夫、邹子铭、胡骑（原名胡垂，后为儿童文学家，解放后在人民日报工作）、柳军岳（解放后在浙江人民检察院工作）。我在这些同学的启发帮助下，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他们介绍的第一本启发思想的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我们集训回学校后，参加这个读书会的同学大大地增加了。 　　1939年初，中国沿海工商业中心城市尽入敌军之手，沦陷区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三。国民党的亲日派公开卖国，而国民党则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指导，制造了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遭到全国爱国军民一致谴责。当时有许多同学对学校当局要求学生"死读书"，不许学生参加校外的一些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满。以教务主任毛刚鸣为主的学校当局在公开埸合批评这些同学虚假地提出什么"教育救国"论。学生中另有一批来自国民党办的遗族学校的学生，都站在毛刚呜的一边，把教育和救亡对立起来，反对搞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我们才知道，遗族学校来的一个学生，就是国民党在初建学校时有意安排在同学中的"特务"。我们组织的读书会活动，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假借"教育救国"，反对抗日救国的一种反叛。我们在课余结成小组，除在宿舍里，有时还在学校前街道的小茶馆里活动。需要开大型交流会时，就结合旅游进行。在观音山腰的九龙洞，可以随意发表自己阅读进步书刊的感受，并联系时政和学校中种种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及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思想进行讨论。记得有位女生说，管理女生宿舍的一位女校监不准男生来探望，自己如同坐牢的囚犯等等。这样的话，在学校里是万万讲不得的。 　　我们除了组织"读书会"，就是办壁报。为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汪铭竹和刘苇等教师发起，并向校方建议，由师生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将学生在课内写的优秀作文选登出来，并欢迎同学业余写作其它的作品投稿，选发在定期出版的全校性壁报上。在得到校方同意后，教师推荐伽夫担任了主编。除国文教师推出好的作文外，美术教师还帮助组织师生的诗词、书法、绘画等作品，每二周出版一期。由于壁报影响日益扩大，每期自投稿逐渐增多，也常出版专题特刊，如《教育和救国》、《军训与救国》等，把思想上口头上的各种认识，转成了文字公开说理，一时在校本部二楼形成活跃的读者群，出现热烈争论的可喜现象。这引起学校当权者的严重注意和干涉。自然，我也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了伽夫的个性和能力。 　　刘苇老师是最关心和爱护我们的老师。汪铭竹老师的夫人俞俊珠是她比较密切的朋友，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代表，经常到县长夫人家走动。有一天她在县长家听到县党部的人谈到，县党部正在考虑命令当地警察局派人去铜仁三中，和校方配合搜查和抓拿有共党活动嫌疑的吉伽夫、罗宇澄等人。她马上回教师宿舍与刘苇商量对策。当时39班离毕业考试还有二个月，学生们都盼望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但时间巳迫在眉睫，不走就要遭捕，刘苇紧急通知了我们。她说，县党部和学校当局很注意你们，因你们搞了一些进步活动，如在校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校内利用读书会和壁报抨击学校不合理的制度等等，被指责违反了国家办教育的宗旨，校方不得不对你们采取行动。她叮嘱我们赶快离开学校，去贵阳躲避。毕业文凭事小，政治安全事大。多亏刘苇及时通知，使我们近10位同学免遭劫难。后来听说1940年以后其他年级的同学蒋澄斋、庄世泽等，被当局视为"共党分子"，遭到国民党军师长刘佰龙的逮捕和杀害。我们走后的几位教导主任，有的来自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有的后来又调任铜仁县党部书记长。校内初、高中各班中确实都安插了南京国民党遗族学校的学生当特务。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主张抗日救国的进步学生的严密政治监视可见一斑。刘苇是初中部的图画老师。她在初中部开课后，就把自己订的《新华日报》张贴在"文坛"初中部的布告栏内，供学生阅读。后来受到学校当局的阻止，但她仍把《新华日报》带进教室，供学生传阅。她还将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提供给同学们借阅，和初中部的同学平时接触很密切。后来学校当局把她调离初中部，到江口分校去教课，最后被逼离校，去了重庆青木关社会教育学院工作。我们离校后很久才知道，刘苇（1901-1997年）1918年毕业于毕荣氏女学国画专修科。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科。毕业后在浙江省立宁波中学、鄞县女师等校任美术教师。1932年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由蔡元培、何香凝、经亨颐、黄宾虹、张大千著名画家订润例卖画，并出版画册。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贵州铜仁国立三中，四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任教，同时进行地下革命工作。1947年在苏州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刘苇老师紧急通知我们后，有关进步学生便分批离开学校，和伽夫一起离开学校的第一批同学有：邹子铭、柳军岳、胡垂、章向荣等人。不多久我便与朱成章、杨文起、许书等人第二批离校，我们预先相约到贵阳碰头。大家前后到贵阳后，起先都借住在一个同乡会馆里，想找党的交通关系，去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陕北延安。伽夫和我先去生活书店看望经理张子明，想通过他为我们介绍关系。当时张子明告诉我们，有个进步剧团将经过贵阳去陕北，等这个剧团到时，再替我们想办法。这样大家就在贵阳呆了下来。因久无音讯，经济上发生问题，只好分散各谋生计。我和伽夫多次找张子明谈了我们离校出走的情况，张子明见我们确有困难，就留我们在书店里暂住，要我们帮着站门市卖书。我们在书店里学会了最新流行的救亡歌曲。也结识了我们进入进步图书出版发行业最早的一批朋友。伽夫到贵阳以后，就用了他写文章用的笔名。从此，朋友们都热情地呼唤他"少甫"了。 　　1939年2月4日，日寇多架飞机突然飞来轰炸贵阳市区。我和少甫那时还没正式找到工作，听从母亲"一定要见少甫一面"的叮嘱，我们正想步行去贵阳城外龙里鸭江寨家中看望我的父母。步行到城郊突然听到轰炸声，回头远远看去，贵阳城腾起的烟火和烟烟麈弥漫了整个天空。那天到龙里家时，父亲因公外出，我们就先拜见了母亲。母亲告诉我们说，父亲虽是国民党的军人，但他一直真诚地主张"教育救国"，主张子女都要受高等教育，现在女儿没能再等读满两个月拿到中学毕业文凭，就自作主张提早离开了学校。对此，父亲表示"大惑不解"，认为你们的政治和思想存在问题。因此他心中不快，曾发过很大的脾气，甚至准备登报脱离父女关系。我们把学校和所处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她是个家庭妇女，仅粗通文字和笔墨，但却以慈祥仁爱的心怀，表示了对女儿的理解。她坚决不同意父亲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过激举动。母亲看少甫是"南人北相"， 讲话温和坦爽，不像一般上海青年那样油滑不实，又能够吃辣子和湖南豆鼓，所以对他很满意，认为我们俩个人还是般配的。看到母亲是在真心诚意地支持我们，心中十分欣慰。因此，我们从鸭江寨回到贵阳城里就决定去照相馆拍张"定情"照。 　　赶回贵阳的一路上，惨状目不忍睹。大轰炸使一千余幢房屋烧毁，两千余同胞陈尸街头，我俩不由得怒火中烧。我们心中一直惦记着同学们的命运，急忙赶到会馆，知道住在那里的同学都安然无恙，总算放下心来。但会馆已被炸毁，大家仅有的衣物也被烧得荡然无存，所幸的是，位处贵阳大十字街附近的三家书店都没有遭到轰炸。贵阳轰炸事件使我们这些天真的中学生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更坚定了我们爱国抗日、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心，因而去延安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然而，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延安，而是进入了一个与延安息息相通、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大家庭，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1939年3月，眼看仍无成行的机会，张子明同志找我们谈话告诉我们，生活书店正式录用少甫为练习生，先在门市熟悉业务。我则由张介绍到贵州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去工作，但仍可住在生活书店集体宿舍。我们在这里结识了亲如一家的一批爱国热血青年，他（她）们分别在生活书店和贵阳读新书店工作。业余时间，又在一起开展店内的文娱活动或参加店外有组织的群众性进步活动。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青年知识群体中，有一位被大家亲昵地称为"二姐"、受到大家尊敬的女性，那就是熊蕴竹同志。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可她好象特别成熟稳重。她是贵州毕节人，来书店找她的同乡，都叫她"二姐"，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这样称呼她了。她端庄清秀的脸，梳着齐耳根的短发，一双大眼睛里，闪着深不可测的目光。她是门市收银员，没人交款时，她常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门市的人来人往。当时我们也没有发现她和其他收银员有什么区别，直到我们入党以后才逐渐弄清楚，二姐原来是1935年初入党的中共党员，以及她曾是中共贵阳市委委员，并直属中共贵州省委领导的真实身份。由于生活书店是由当年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在他逝世后，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办的一家进步的、革命的书店，成立之后，即受到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开设分店，凡是当地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地方，都得到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关系与书店同志取得联系，对书店筹设和开业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各地生活书店分支点，则利用出版发行书刊，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的读书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主张；团结一批进步作家和文化界众多爱国人士与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事实上，当年的生活书店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大后方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拿枪斗争的文化堡垒。 　　在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文化摩擦"中，生活书店就不可避免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因而贵阳生活书店和其近邻姊妹店读新书店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也是不在话下。凡是从总店寄到分店的邮包，都要经过贵阳国民党特务机关检查，他们随意扣押书刊，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视为"禁书"，有的硬被没收。 　　熊二姐恰恰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时由贵阳地下党组织派进生活书店的，她自然是带着重任而来。领导上安排她（或者是她自己选择的）在门市坐柜台这个位置，既可看到进书店的每一个人，又可观察到店内每一个角落。如果需要传口讯或纸条，就可借付款安全、自然地进行。当时为了防备国民党查禁书，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政治经济学讲话》、《大众哲学》等，领导经常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要大家把这类书藏在二姐收银台旁的抽屉里，等看准谁是自己的读者，才从二姐身边悄悄拿出来推荐给他。自然二姐都把这些看在眼里，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了店内每一个人。我当时和她同住在生活书店集体宿舍内，有时两人合睡一张床，亲如手足。我在业余时间又几乎全在书店，所以对书店情况也很熟悉，她也很了解我。 　　贵阳生活书店位于贵阳市中心唯一的一条商业大街中华路164号，斜对面是读新书店，左侧是自力书店，两家都是进步书店。经理和店员大多是年青人，往来密切，十分活跃。对外虽是挂着三块牌子，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熊二姐进书店后，这个革命集体的联系就更密切了。只是那时我们年轻幼稚，在未入党前，对眼前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认识肤浅，更不知道我们向往的党就在我们身边，只凭直觉认为二姐是我们可以信赖和深交的朋友，但并未觉察到她在全书店中所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和少甫都对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在她面前不需要隐藏我们内心深处的秘密，并认定她能帮我们解决象去延安这样的困难问题。于是我们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把我们为什么离开学校、少甫怎样进入生活书店、我怎样去贵州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以及我们的向往和理想--去延安圣地找共产党干革命打鬼子……等等所做所想，竹筒倒豆子般统统讲给她听。她很耐心地听我们讲完，严肃地问我们：是不是只有去延安才算爱国？是不是只有在延安才能干革命？是不是一定要到延安才能找到共产党？当时我们的确被她问住了，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她见我们有点窘，就平和地接着说，大后方的文化战线很需要革命青年同国民党作斗争，书店是个重要的宣传阵地，她鼓励我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的觉悟，这样到哪里都可以干革命。 　　当时，我已调到妇女工作委员会开办的"二四"妇女工厂去担任夜校教员。这个工厂是"二四"轰炸后为救济受难妇女建立的，专为前方抗日将士缝制被服。女工中大多是中青年。厂址在贵阳城郊，离市中心较远，我只好搬住厂内，但每周回书店住一晚，平日白天没事时，经常往书店跑。在这个时期，二姐更加关心我们了。她教给我如何利用夜校教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如何把在店里学的抗日救亡歌曲带到厂里教女工唱，教女工们识字时怎样结合讲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或传播新知识，激发她们的爱国热情，加深她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我按照她的指导尽力去把工作做好。少甫也在书店内学习了怎样做一个敏锐的"侦察兵"，分辨敌、我、友；发现进步读者，宣传进步书刊，以及如何机智地与特务斗智，躲过特务耳目开展工作。在二姐的影响和带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同生活、读新两家书店的同志感情进一步加深。读新书店的负责人沈静芷、他的爱人戴秀虹、还有曹云（曹健飞）、孙家林等对我们很亲切友好，常邀我们参加书店内外组织的一些文化活动，如歌咏会、筑光音乐会、世界语研究会、社会科学座谈会……等，另外，还和书店全体员工一起为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由此我们对两家书店所从事的业务的重要意义，认识日益加深。两家书店的工作人员虽然都很年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即通过出版发行革命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投降，唤起全民族的抗日救国热情，投身抗战队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在二姐的帮助下，我们从一个仅有革命激情的单纯的中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比较清楚革命、抗日大局和自己所负责任的革命青年。1939年8、9月间的一天，二姐忽然郑重其事地找我们俩谈话，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家庭情况和参加工作后的收获体会。由于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二姐的真实身份，所以都感到有点异乎寻常。 　　这年9月初的一天，我俩再次上黔灵山作了深谈，两人都认为：铜仁三中的学生生话，特别是通过读书会的活动，得到了一种初步的也是浮浅的理论认识，也是一种近乎幼稚而过左的实践活动，缺少对社会和政治的深入调查研究。到贵阳后，经过半年多的革命教育与社会实践，认识到国统区的敌我友环境比解放区更加复杂，斗争更加艰苦，在困难的条件下，更能磨练自己，因此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年仅20岁的我们来说是必然的，更是必要的。但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还必须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两个人早点结合，将有利于革命工作和活动。另外，我还认为龙里的"家"是我们安全的后方，有父亲的身份作公开掩护，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父亲对我们二人的结合虽然不同意，但我们可以继续通过母亲做父亲的工作。于是我和二姐商量，在朋友和同事中宣布我们正式订婚。那天我们到照相馆拍了一张订婚照。照片的质量很好，我们保存了60多年，重新翻拍时仍旧很清晰，儿女们都很珍爱它。 　　我们选择1939年9月9日为订婚日，当时也许是觉得这个日子有着"地久天长"的意义。在熊二姐的安排下，由沈静芷、戴秀虹出面操办，在读新书店二楼举办了一个简朴但隆重的订婚仪式后，我俩结为革命的伴侣。那天参加仪式的朋友，有铜仁三中的同学邹子明等6人，生活书店毕子桂等7人，自力书店董顺华等3人，还有书店的读者朋友，小学教师吴明晖、女新闻记者树阳（即戈阳）等7人。读新书店的同事、诗人高烷（是安徽国立第六中学的学生）在一块红绸上写了四首订婚诗，其中第三首是："今天，你们帜就了爱情的火网，/蕴育在被压迫者群里放射着光芒；/不再忍视那些乱草底滋长，/要面包，要自由，要在快乐中成长！"下面有32位朋友的签名。第一位就是我们敬重的熊二姐。显然，这革命情谊浓重的诗句，也正是她对我们的期待。这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温暖。这块红缎一直伴随我们走过半个多世纪，虽历经磨难，却依然鲜红。 　　在订婚仪式举行之后没多久，大约是9月下旬一个晚上，熊二姐说要带我们去看她的一位老朋友，但并未告诉我们去什么地方和去看谁。她领我们俩静悄悄地走出贵阳大南门外，到达发电厂附近的一所不显眼的平房里，只见屋内有一位中年男子在那儿等着，别无他人。经二姐介绍，才知道那位男同志就是她的爱人、当时贵阳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秦天真同志，这使我们惊喜交集。他微笑着招呼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等我们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后，便以严肃的语气对我们说："贵阳地下党组织根据你们两人自到贵阳参加工作半年来，政治上迫切要求进步，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务的一贯表现，经在书店工作的党员熊蕴竹、沈静芷、戴秀虹三位同志分别介绍，由上级党委研究决定，批准接受你们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候补期三个月。"随即由二姐带领我们在庄严的党旗面前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少甫的入党介绍人是熊蕴竹、戴秀虹，我的入党介绍人是熊蕴竹、沈静芷）。此后，我编在二姐任支部书记的党小组内过组织生活（在读新书店内），而少甫在开始一段时期是编在王启霖同志任支部书记的党小组里（王当时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后转由沈静芷同志单线联系。通过熊蕴竹、沈静芷、王启霖等同志的关系，我们还认识了当年驻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的袁超俊和刘恕俩位负责同志。 　　1939年第四季度后，贵阳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当地一些进步团体有的被解散，有的则转入地下活动，国民党特务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行动经常盯梢，我们书店的党组织生活也已不能正常进行。同年12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当地警察局突然派户籍警来查户口，引起党组织注意。二姐通知我们，组织上决定调我们到广西桂林去工作，我们的候补期即将期满转正，党组织关系将由八路军办事处转过去；到桂林后的工作安排由贵阳读新书店开行政介绍信与桂林新知书店联系。二姐告诉我，她本人也要暂时离开贵阳一段时期，但未告诉我们去何处。直到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她1940年4月去了延安。 　　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曾说："我们的努力奋斗，丝毫不因为环境艰苦而打折扣，这是我们的'生活精神'的一部分"。"凡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我们总是要兴会淋漓去参加，乐而忘倦地参加，这是'生活精神'的另一部分。""'生活'的生命，就是完全大公无私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组成。"熊二姐不仅以她的青春实践了这一"生活精神"，她还以一个共产党人言行，教我们如何成为党的"不拿枪的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她是我和少甫的革命引路人。

原文2007年7月 发表于罗萍著《流水沧桑》第三章  浏览：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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