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诗玛和她的故乡及亲人们 (上) 　　——文革磨难，周总理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杨克武 　　（作者为杨丽坤的七哥） 　　 　　宁洱县磨黑镇是滇南盐都、是茶马古道的主要驿站、是迤南区地下党革命根据地、是九妹杨丽坤的故乡。 　　我们杨家是靠爺爺当长工起家，后以入股开矿熬制生产锅盐为业的灶家，后来成为磨黑盐业四大灶之一，灶号为“源兴号”，是个勤奋至富的大家庭。祖父和父辈均与琴棋诗画有缘，先辈们以慈善为本，回报社会。普洱道台集民众之意于1928年5月16日赠给我们家一块刻有“乐善不倦”的金字大匾。 　　彝族有多子多福的习俗观念，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人，我是七哥，丽坤是九妹。九坤是父母对她的昵称，我们哥姐也常喊她九坤、九妹、坤妹。歌舞团的同事们叫她小九。 　　最近我阅读了2009年9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有关杨丽坤的报道。其中有顾春雨接受在京实习记者易洁采访时的文章，我认为顾春雨是在不顾事实的粉饰自己，他只字不敢提杨丽坤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为自己把杨丽坤引入火坑的不光彩行为及迫害杨丽坤的亟少数坏人推卸责任。为了让那些关心过杨丽坤命运的人们及读者了解真相，身为丽坤的七哥我不得不将那段尘封已久的史实告诉大家。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如果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巩固国家政权；是为了在文化领域里开展一场识别良莠的教育运动。那么，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大舞台却被林彪和江青及在各地的少数坏人充分的利用了。他们为了清除异已，使全国进入了疯狂的年代！ 　　文革初始由江青列出的一长串毒草影片的黑名单中有“五朵金花”和“阿诗玛”（那些年“阿诗玛”影片早已卖往国外赚回大量外汇，而在国内却被禁放，但圈内不少人士及高层看过这部电影）。当时在云南的掌权者及少数人只抓住为宣传云南的“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两部影片（这两部电影为云南的发展赢得了仟亿元的无形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狠揭狠批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讨攻击。影片的剧作者、资料收集者、导演、演员都成了罪人挨批挨斗，“阿诗玛”一书的作者云南大学校长、才子李广田因承受不了长期批斗，最后跳昆明莲花池自杀身亡。两部影片的主演杨丽坤却成了批斗对象的重中之重，她被反复批斗吊打。说她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黑苗子”，是“资产阶级美女”，逼问她为什么要演这两部大毒草电影，要她认罪，要她交待主演这两部片子拿了多少奖金，更有甚者咆哮着大声对她叫嚣道，你演“五朵金花”捞得了亚非拉银鹰奖，“阿诗玛”又想去捞金质奖（“阿诗玛”电影曾在1982年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上荣获最佳舞蹈片金奖）。 　　杨丽坤理直气壮的说：“周总理说过五朵金花是歌颂劳动人民生活的好影片，江青同志怎么会说成是毒草？这不是一位文化旗手应该说的话，我出演主角是组织上决定的，我没有去争，我演电影为祖国争光赢得荣誉有什么罪？再说奖章是由文化部保管，我从未为此拿过一分钱的奖金。受奖回国后文化部得知我只有四十七元相当于三级工人的待遇时，要给我连晋三级工资都被我谢绝了，我说把工资让给工龄长有贡献的老同志。” 　　那时，敢与江青叫板的人其下场不是死，就是伤残。杨丽坤的回答又招来大声讨大批判，说她攻击文化旗手江青，说她不认罪，顽抗。对杨丽坤的声讨，对她的诬蔑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又铺天盖地的向她压来。她孤立无援，痛苦、傍徨，她没有诉说心中冤曲的地方。这些无休止的大声讨、大批判对于一个身边无亲人，年仅二十四岁的女孩子来说，亦如漫漫长夜，她绝望了，曾喝墨水自杀以示抗争。 　　不谙时事的九妹开始自责自己命运不好，她恐惧，常常整夜失眠，她脑子里不时听到一伙男女对她说“你必须认罪，不然再召开大会声讨你，批斗你！”从此，丽坤产生“幻听”了！ 　　1967年下旬，昆明两个不同观点的派别“八派”和“炮派”发生武斗，白天黑夜枪声不停。“八派”自称是革命派造反派，得到时任云南省一、二把手的谭甫仁、周兴的支持，所以“炮派”（被说成是保皇派）的伤亡较大。各单位都有两个对立的派系，杨丽坤是省歌舞团炮派的成员，也遭遇到了冲击，天天处在安危不测的气氛中。那期间“炮派”被打死打伤的许多血淋淋、血肉模糊的死伤者照片对她刺激太大，给她带来惊恐和压力。 　　丽坤自幼善良，每当看到那些可怕可怜的照片时，她就会想到伤亡同伴的父母们若知道自己的孩子流血伤亡时，一定会悲伤痛哭的。她在夜晚常为那些可怜的父母们着急、思虑、不平。久而久之她时常梦见死伤者的父母来寻找他们的儿女，头脑里听到死亡者的母亲整夜在她的耳边哭泣，小鸟在窗外的树枝上叫个不停，她也把它听成是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她心里十分压抑和痛苦，她的“幻听”又复发了！ 　　那期间由于昆明的武斗处于激烈阶段，昆明的炮派成员不愿走的被安置在省文联躲藏，最后，省歌的炮头头也被逼得逃往大理老家躲避。 　　我们杨家是个很传统的家庭，父母早亡，兄弟姐妹风雨同舟相依为命，哥哥姐姐对弟妹疼爱有加，弟妹们也十分尊从哥姐的教育和安排。在云南镇沅县工交局工作的五哥杨克文得知昆明的恶劣情况和妹妹杨丽坤的险恶处境后，告假赴昆明把杨丽坤接回相对平静的镇沅躲避及治疗。 　　丽坤与五嫂陈素兰同住一间房子，嫂嫂是县里的医生。在嫂嫂的寝室墙上挂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像片，还有白求恩大夫来华支援中国革命在战地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时的一幅照片。 　　过了几周，丽坤向五哥克文说，你们哥嫂整天早出晚归忙于下乡工作，光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没人与我聊天，我头脑里常出现“幻听”，怪可怕的，昆明武斗时我是与马文静（女）和顾春雨在一起躲避的，小顾是上海人，在昆明没有家，哥哥能否邀请他两也来镇沅躲避？这样我也有聊天的伙伴，“幻听”就不会来打扰我了。五哥同意了丽坤的要求，给顾春雨去电邀请马文静、顾春雨一起来镇沅。可是，后来只有顾春雨来，不知什么原因马文静没有来。 　　1968年中旬哥哥杨克文被上调到思茅行署交通局工作，并参与中缅边界划界的测绘任务，妹妹杨丽坤与顾春雨也随之来到思茅。我虽是右派，但那期间我还未遭斗打和追杀，所以，每逢星期天我都进城回家看望丽坤。看到丽坤在毛主席像前祈祷，有时在一旁发呆，好像在倾听什么声音。我打断她说：“九妹，你又出现幻听啦，这样不好！”“哥，小顾要我与他一起回昆明。”我说：“听说昆明省市文艺界集中在云南民族学院办学习班，要开始“划线站队”，要整你们炮派的人，团里嫉妒你的人正在打听你的下落，你现在回去不是去挨整送死吗？顾春雨在昆明无家可归，他愿意暂时留在思茅，我们欢迎他留下，他的一切生活费用仍由我们负担，他实真想回团里让他一人先回去，你不能听他的教唆跟他走。你安心在家养病，阿妈（继母）和伟弟会照顾你，陪你去洗马河风景区散步，提醒你按时吃药。五哥工作忙，周末我都会进城来看望你与你聊天”。 　　又一个星期天，我进城回家看望丽坤，她再次对我提出要求说：“七哥，这几天顾春雨与我商量好了，一定要我与他回昆明，他常与团里的人有电话联系，说武斗已平息，团里要成立革委会，他要赶着回去争取进革委会弄到一个委员的职务。小顾还对我说团里有演出任务，哥，我坚决要与他一起走，去为工农兵演出。”丽坤热爱自己的事业，只要有演出任务，什么风险她都不考虑。 　　我们兄妹正在交谈时，顾春雨来到我们家。顾春雨接过话说：“七哥，我的家也是经历过磨难，我的父亲原是职业小提琴手，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来在劳动中被折磨死了。我理解你们家人对杨丽坤的关怀爱护，我也很同情小九，喜欢小九，她事业上怀有大志，勤学苦练，为人谦虚、善良、正派。我很爱她，我会督促她服药。七哥，我向你保证，我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保护好她。我们一回昆明就要去演出，小九只要有演出任务她什么病都好了。我打长途电话向团里领导汇报过，团里指示要我尽快把杨丽坤带回昆明。七哥，让小九跟我一起走吧！” 　　我像丽坤一样也是个心慈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容易轻信。并且，我还相信一位右派（因为我也是右派）父亲一定会教育出一个正直的好儿子。我也深知丽坤从小就是个性格倔犟的人，一旦她想定的事，你不同意，她准会生闷气。就目前而言对她治疗也不利。所以，我未征求五哥克文的意见就同意杨丽坤跟顾春雨回昆了。 　　我说：“小顾，你知道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为了保护好丽坤，我们哥姐宁可作出任何牺牲。你也看见了，丽坤的病还未好定，她还有“幻听”出现，她再也不能遭受打击了。你既然保证保护好她，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放心了。明天让丽坤与你一起乘飞机回昆明吧！我会给五哥讲，他会拿钱给你们的，你们今天准备一下。 　　岂知，丽坤回到昆明后不是去为工农兵演出，而是被带到在民族学院八派专为炮派办的“划线站队”政治学习班。顾春雨却以成功带回了杨丽坤而顺利进入了八派控制的革委会，成为委员。并深得革委会主任军代表蒋朝辉的赏识。 　　杨丽坤在大会上发言说：“谭政委（即谭甫仁，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云南问题一碗水没有端平，拉一派，压一派。”她短短的几句话又一次惹来大祸。话音刚落，团内平时嫉妒她的马XX（已病故）、争演阿诗玛未成的杨桂珍等等男女，八派的人及群专队员大声呼叫“杨丽坤反动！”、“打倒杨丽坤！”要她下跪。 　　在蒋朝辉等人的督阵下，那些人一窝蜂的冲上去推她，揪她的头发，打她，要她跪下。丽坤是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坚强姑娘。任随一群人的推打，她就是不下跪。名叫马XX的群专队员从后面冲上来扭住她的左手，抓住她的头发往下按，要她跪下。被激怒了的杨丽坤反手一个耳光打在马XX的脸上。顿时，马XX、杨桂珍等几名男女把杨丽坤打倒在地，又一次用脚踢她踩她，往她的脸上吐唾沫，拳脚相加，还用铁丝把她两手的大拇指扎住…… 　　以蒋朝辉为首的这些丧尽天良的恶人，将杨丽坤关进低矮阴暗潮湿放置拖把笤帚的民院地下室，不准她用被盖，不给她床，只给她一条仅够两个人坐的一条木凳，吃的是残汤剩饭。白天把她拖出去批斗，晚上又把她关入地下室。 　　杨丽坤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下，精神又一次崩溃了，她原先患上的“幻听”加重了。她在地下室里忽而大声责问“我犯什么罪，蒋朝辉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顾春雨你躲到哪里去了？”姐姐哥哥你们来救救我呀！”忽而她唱白毛女中的悲歌，忽而她痛哭。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十分凄惨！ 　　八妹杨丽辉得知九妹受害的情况后，冒着被造反派揪斗的风险从东川赶到昆明找军代表蒋朝辉、李财锁、工宣队长李兴华等人进行说理，要求见杨丽坤，要求给她自由，要求给她看病给她吃药。但均被一一拒绝，并派人把杨丽辉撵出大门。八妹杨丽辉因营救九妹丽坤未成，又求助无门，她愤怒，气得鼻孔流血昏倒在大街上，幸得好人救助。 　　杨丽坤在民院从挨批斗到受残酷迫害的一系列过程中，曾向我发誓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杨丽坤的顾春雨，从未向我们亲人传递过杨丽坤受害的任何信息，他也与杨丽坤划清了界线。他利用了杨丽坤的纯真，靠花言巧语骗得杨丽坤的信任，出卖良心，换得了革委会委员一职。 　　远在思茅大山中建筑公司采石场劳动的我，当得知妹妹丽坤在昆明又遭迫害的消息时，为安慰妹妹并鼓励她在罪恶势力面前绝不能低头，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而给她写了一封十六页的长信，以双挂号落名要收信人回执的形式寄给顾春雨，请他看后亲自转交给杨丽坤。我还在信中附带给顾春雨写了几句话：“春雨，我希望你兑现你在思茅时向我的保证，保护好丽坤。不能让嫉妒她的恶人把她彻底毁了。” 　　事隔近一个月，我一直在盼望顾春雨收信后签名的回执。然而，我却等来了思茅地区建筑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桑全业（原公司第一把手），亲临信房采石场召开专场批斗我的大会，逼我交待与妹妹杨丽坤的联系的罪行。我站着挨斗，没有吭声，我以为可能又是一次讹诈，我不知从何说起。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写给妹妹杨丽坤的长信又会回到思茅，并且是落在早已企图置我于死地的桑全业、王保明一帮人的手中。 　　满脸横肉的桑全业站起身来，一双鼠眼瞪着我，凶神恶煞的扬起一个特挂大信封大声喝斥道：“杨克武，你瞧，这是什么？这是云南省歌舞团革委会把你写给杨丽坤的长信，以革委会的名誉寄来给我们公司革委会了，寄信人叫顾春雨。这位委员觉悟很高，早与杨丽坤划清界线了，他们还在信上加了批语，要求我们公司革委会对你这个右派份子严加管教！” 　　刹时，亦如五雷轰顶。我如梦初醒，傻眼了。我和妹妹杨丽坤被顾春雨欺骗了，我们的诚实和善良被顾春雨利用了，我们被他出卖了！这是我们患难中的兄妹所始料不及的。从此，我的头上除戴了反改造顽固右派份子的帽子外，我又被扣上了煽动鼓励杨丽坤与新生政权对抗的现行反革命份子的第二顶帽子，我后来的不堪遭迂可想而知。 　　1975年中旬我去昆明长坡省精神病院陪护妹妹杨丽坤，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云南治病。下午，饭后我陪她散步时问她，1968年你们文艺界在民院“划线站队”学习中，你为什么在大会上批评谭甫仁？丽坤回答说：“哥，你不知道，谭甫仁就是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大联合，而是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不少同志伤亡，这是大家有目同睹的，也是顾春雨与我经常议论的话题，我与他从思茅返回昆明后他还鼓励我说有机会就要在大会上炮轰谭甫仁，所以，我在会上讲了，难道我错了吗？七哥。”“你没有错。你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事实，只是你上当，中了人家的圈套。你像七哥二十岁时候一样的傻。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我们设计院领导指派我们设计科的刘科长，先后四次来动员我写大字报参加鸣放，我都拒绝了。后来他们又派了与我在一个团小组叫关学汤的来告诉我，人事科的办事员鲁文义是党员，在工作中有意整人的事，要我提出来。气愤之下我在会上批评了这个党员。结果，我为此被定为反党极右分子。九妹，你知道吗，这叫什么战术？这叫引蛇出洞，这叫阳谋。你批评谭甫仁而被迫害关在民院地下室期间，八姐曾经来营救过你未成而昏倒在大街上。后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你，鼓励你要坚强的活下去，是托顾春雨阅后转交给你的。可是，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你们团的革委会领导，后来他又以省歌舞团革委会的名义，将信寄来思茅我们建筑公司革委会对我进行迫害。”“啊！顾春雨过去对我说的都是关心我爱我的话，他怎么竟是这种小人，真卑鄙！对不起，七哥，我让你受株联了。你不说，我一直蒙在鼓里呢！”丽坤说。 　　顾春雨在接受实习记者易洁时还说，他要接杨丽坤去上海治疗，只因杨丽坤的病稍好些，杨克文就不同意杨丽坤与他好下去。这是顾春雨为粉饰自己而作的烏子虚有的杜撰。事实是自他进了省歌舞团革委会，杨丽坤被拉去省民族学院“划线站队”遭迫害，顾春雨即与杨丽坤划清了界线。并且，后来他又与他亲自物色招来团里的一位女知青×××（北京人，其父在北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与该女知青成婚后，双双调北京工作，也是得其岳父的关系）好上了。 　　其二，那年份，病人要去上海、北京两地住院治疗，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何况，需要为数不少的钱，这些在当时顾春雨都不具备条件。其三，杨丽坤在文革中一直反复遭受迫害，连我们亲人要见杨丽坤、要求给她看病医治都遭到当时云南省歌舞团革委会军代表蒋朝辉等人的拒绝。顾春雨不是杨丽坤的亲人，他算老几要把杨丽坤送上海医治。他编造的这段谎言让人觉得可笑！而他应做的是实事求是地讲真话，作理性地良心反省。 　　事隔四十余年，每当我回想起九妹丽坤在文革中省歌舞团遭到的重重磨难，我常常后悔在思茅期间若我不轻信顾春雨的花言巧语，不同意杨丽坤与顾春雨返回昆明，让她留在思茅继续治病，那么她就可以避免后来的遭遇了。为此，我常常自责自己的愚蠢。 　　我想，任何一位稍有良知的人，当活到暮年之际，对自己历史上的过错应有所反思有所反省，然而，顾春雨为了仕途，在政治上他出卖了自己曾苦苦追求的恋人，他背叛了人性中最光辉的品格——善良和忠诚！ 　　（下文待续） 　　 　　2009年12月7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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