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　唐凤楼 　　８月２日上午，记者拨通上海杨丽坤家的电话，对唐凤楼先生进行了简单的电话采访。 　　记：请问您和杨老师是如何相识的？ 　　唐：我当时在广东工作，杨丽坤的姐姐给总理办公室写信，要求为她治病。杨丽坤后来到湖南治病。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儿子陈泽涛与我关系较好，介绍我们认识的。（陈父与身为昭通地委公安局负责人的杨丽坤的大姐夫私交甚好。） 　　记：您对她的第一印象怎样？ 　　唐：（很惋惜地）当时她因服药身体已经有些变形了。 　　记：导致杨老师去世的病因是什么？ 　　唐：这个原因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两方面。间接原因，她受害那么多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她吃的那些药很伤人，有很大的副作用。直接原因是她１９９７年患脑溢血，１９９８年又患脑出血，死因是脑梗塞。 　　记：您是怎样陪伴杨老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的？ 　　唐：除了同情之外，我很敬重她，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度过近３０年的岁月。她人品很高尚，很宽厚，从来不讲她受迫害的事，从来不提是什么人伤害了她。从来没有提过。 　　记：她如何看待自己塑造的“阿诗玛”形象？ 　　唐：她很谦虚，总讲自己演得不好。她艺术感受力很强，事业心很强。这不是我夸她。她总说自己书读得少。 　　记：杨老师是否想念家乡？ 　　唐：很想，她很想念她姐姐，１９９７年她脑溢血后３个月，很想回家乡看看，但始终未能如愿。她常提起家乡，对我说家乡很美，她家乡有一种香蕉只有拇指粗，但是特别甜，不像上海卖的香蕉没有味道。 　　记：您和杨老师有两个儿子，是吗？ 　　唐：对。是双胞胎。大儿子在爱尔兰留学，小儿子在徐汇区文化局下属的一个公司工作。更详细的，我的书里都有交待。 　　电影《阿诗玛》摄像　许琦 　　许老很和善，很健谈。 　　说起对杨丽坤老师的印象，他说，她人非常好。拍《阿诗玛》我们是初次合作，她对我的要求基本都能做到。她人很聪明。演得比《五朵金花》成熟了很多。拍《阿诗玛》时，她才１９岁。我们私交很好，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难受。 　　许老告诉记者，选杨丽坤拍《阿诗玛》费了很大周折。当时，有个别领导不同意她演。但电影局的领导比较支持，认为她《五朵金花》演得很好，应该多给演员一些机会。我和导演费了很大周折。后来，厂长想了个办法，让她试演一段。嘱咐我一定要拍好，让领导满意。片子拍好送到北京去审，江青看了后很有意见，觉得摄影很好，但内容不好，是讲爱情故事，政治水平不高。观众的受害面太大。为此，“文革”中我被抄了５次家，关了３次牛棚。 　　最后，许老嘱咐我们，写的时候注意一些，不要伤害杨丽坤。我们告诉他不会，我们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缅怀杨老师，为她树立一个真实美丽善良的形象。听完我的话，许老在电话那头笑着说，这就好，这就好。 　　二姐　黄晓 　　 “我家祖上是从南京来的，落脚在石屏。爷爷参加黑旗军遭到满清政府镇压逃到普洱磨黑。家庭从事盐业生产。我１９４２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１９４５年初中毕业，在组织的帮助下来到昆明。离家时杨丽坤还小。后来我在组织帮助下与郑敦结婚。１９５０年生下第一个孩子。这期间，与家里多方联系都没有联系上。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带杨丽坤来找我，并带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实行供给制，家庭比较困难，丽坤的吃饭成了问题。但我们很愿意承担照顾丽坤的责任。１９５１年，丽坤进入新村小学读书，她爱学习，很刻苦，爱读书。当时家里有一间房用来放书，她经常去找书看，像什么《死魂灵》啊，《母亲》啊。我当时很奇怪，她才十多岁，怎么看得懂？我爱人注意到她爱看书，就经常为她买一些，像《唐吉诃德》、《卓娅与舒拉》、《丹娘》等。她后来到歌舞团工作还常回来找书。” 　　 “我们姐妹感情很好。我爱人心胸很宽广。当时丽坤与保姆和孩子住在一起。后来房子调整后，我们让妹妹搬上来一起住。这样，我们的床放在屋子的一角，她的床放在斜对面那边的角上。丽坤小时候爱踢被子，有时我睡着了，我丈夫回来得晚，都会为她盖被子。夜里还经常起来看。丽坤知道后，自己提出要搬回去住。”这时，小保姆搬来一盆很美丽的鲜花，黄老让她把花放在杨丽坤的像片前。 　　谈起杨丽坤怎样被招进歌舞团，黄老告诉我，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丽坤在学校经常参加演出。一次演出，学校请歌舞团的人来教舞，排练时大家都夸她跳得好，说干脆把她招进我们歌舞团来。胡宗礼团长问她家是哪里的，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不愿说。胡团长又到学校去问，才知道是省委机关的家属。后来，一次我和丽坤去看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中途陪丽坤去上厕所，碰到胡团长，胡团长高兴地说：‘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他向我提出要丽坤到歌舞团工作，找我谈了几次，还找我爱人来做我的工作。我当时想，就是要让妹妹读书，让她上大学。实现我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征求丽坤本人的意见，她听了很喜欢，但一听说不能读书，她又不愿意了。丽坤从小喜欢舞蹈，《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内景是在省委大院中拍的，丽坤经常跑去看。后来，团里提出借调，需要演出时来找她，落下的功课可以到夜校补习。但我还是很不放心，她还是个小孩子，夜里经常踢被子，怎么能够照顾自己？丽坤内向、善良、纯朴，要求自己很严格。平时别人休息，她都抓紧时间练功，她到东川来看我，把练功鞋都带来了。她在物质上从不要求什么，她拍了电影后到东川来看我，同事们都奇怪演员怎么会穿粗布衣服。她为人正直、爱党、爱国、爱人民、是非分明、顾大局、识大体。” 　　“她到缅甸演出，发了３０元钱。你猜她买了什么？”黄老看了一眼我，“她为我的小孩买了一大桶奶粉。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个蓝色的铁桶，雀巢牌的。因为我当时工作不允许带孩子上班，所以不能喂奶。她还为我买了一个大热水袋，因为我有胃出血的毛病。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热水袋。还为她五哥买了一床床单、桌布两用的布。我问起她为自己买了什么，她连说：‘我不要，我不要’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心想，妹妹怎么那么懂事，那么体贴人！”说到这儿，黄老的声音哽咽，眼眶中充满了泪水。 　　 “１９５８年，我与丈夫被隔离（郑敦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的头目，黄晓被打成骨干），她得知后，赶来看我们。看守不准她进，她对看守说：‘为什么不准我进？我姐夫是好人，我姐姐也是好人！’黄老显得有些激动，声音再次哽咽。“她为此受到株连。拍《五朵金花》时，她在歌舞团已入‘另册’，王家乙导演到歌舞团挑演员，刚好碰到她一手提着桶，一手提着拖把，卷着裤脚。她见到来了一群人，以为是检查卫生的，急得大叫：‘赶快！检查卫生的来了！’她也根本不知道选演员的事。后来王导演对团里的领导说对门口提桶的那位姑娘印象很好，问是不是团里的职工，能不能见见面？丽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见面就问：‘哪样事？’王导演热情地请她坐，临走时问能不能第二天陪同他们到西山去。１９６３年王导演拍《黛诺》，又想到找杨丽坤。丽坤把我从东川接到云南饭店，对我说了这事；她说，《阿诗玛》的刘导也来找她，看了剧本，她比较喜欢《阿诗玛》，觉得这个角色比较适合自己。她很为难，觉得不演对不起王导演，演不好更对不起王导演。” 　　 “说起她识大体，一位外国友人要送她一台电视机，她很坚决地表示不要。吴努来华访问，接见了她。问起她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她回答说我的工资够我用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老了也会有人养我。其实，当时她的工资只有４０多元。而且，光靠她们夫妇的工资，怎么能买得起电视机。 　　谈话最终还是触及到杨丽坤“文革”中受迫害的情景。讲到妹妹受害的情况，黄老泣不成声。“她被关在地下室里，被毒打，吃的是猪狗食。后来受不了折磨服毒自杀，被送到云大医院。我的另一个妹妹听说后，跑到医院去看她，半路上急得流鼻血，昏死在大观街上。她神经出了问题后，造反派还诬蔑是因为个人问题疯掉的。 　　采访的最后，黄老对我们说：“这次我建议唐凤楼，丽坤的身后事要从简，要能体现丽坤一贯的为人，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电影制片厂也不景气。再说当年那么困难都没有提什么要求。只要求让丽坤早些上路。”她又说：“没有共产党，我们少数民族怎么能登上舞台？她只演了两部电影，而且这是她应该做的。” 　　离开黄老家，我们的鼻子还一直酸酸的。我们从心底里希望杨丽坤一路走好，希望她的家人能好好生活下去。 　　杨丽坤老师，请您慢些走！ (昆明日报西部周刊特约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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