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注定了是个不平静的月。 　　１７日清晨７点３０分，赵丽蓉在北方家中逝世，央视作了报道，马上引起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关注，新浪、雅虎等中文网站上，“悼念一代笑星赵妈”的文章铺天盖地，人们为一颗巨星的陨落而深深地痛心。 　　４天后，黄昏７点１５分，有一颗星也在悄悄陨落，这一刻，杨丽坤在南方上海家中逝世。新华社作了报道，这短短的电讯稿，唤起了许多人那久远的记忆。那颗星，曾与他们的青春年少结伴，带来了多少幸福的回忆。 　　４０年前，这颗年仅１６岁的小星星升起，对于当时封闭落后，不为外界了解的云南，是何等的幸运。就像一坛尘封的老酒一样，一直要等到百年后，启封的那刻，人们才深深地认识到它的价值。 　　４０年后的今天，当云南人为第一千万个游客进入云南，第一百亿元旅游业收入达标，云南晋入全国第四旅游大省，并成为２１世纪黄金假日里，全国人民最向往的旅游胜地而尽情欢呼的时候，你，是否还记得有个女孩叫--杨丽坤？ --题记  　　     　　对杨丽坤，是在到了上海后才算真正的认识。 　　８月２日晚上，当我打电话给《西部周刊》主编王晓洁，讲了自己刚刚萌发的一个想法：由《西部周刊》出面，发动社会各界，组织一次“为阿诗玛送行——纪念杨丽坤大型系列活动”，并为杨丽坤扮演的“金花”、“阿诗玛”艺术形像雕塑雕像，放在昆明作永久纪念；同时本刊选派两位“金花”、“阿诗玛”，代表家乡人民赴上海参加８月５日杨丽坤的追悼会，并进行专题报道。王晓洁一听，立刻在电话那头叫了起来：“好，太好了，明天赶快拿出个策划方案进行研究。”第二天上午，我把赶写出来的策划书交给王晓洁和本刊首席编辑崔亚楠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顿时都感到了一种压力：编辑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足够的人手，几个老师带着几个云大三年级的毛头实习生，就想做这么一件大事，难度可想而知。最急人的是离８月５日上海杨丽坤追悼会仅仅只剩２天时间，机票在哪里？雕像和几万枝鲜花在哪里？广场电影和大幅照片在哪里？大理和石林方面还不知道此事，前久因家属提出“工伤”问题，媒体报得沸沸扬扬，去了上海将面对着什么？这一切，我们心里都没有底。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谁也无法料到的动人场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出现在我们面前。 　　８月３日上午，《西部周刊》编辑部拉开了昆明新闻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１１点，第一个电话打向上海航空公司昆明营业部，请求紧急支援。上海人夏国强经理，听说是为参加杨丽坤上海追悼会报道，当即表示免费提供３张昆明至上海的飞机票。 　　１１点１０分，第二个喜讯传了回来，云南省电影发行公司无偿提供《五朵金花》、《阿诗玛》两部影片及全套放映设备、人员； 　　１１点３０分，第三个电话报来了昆明金马碧鸡旅游商城股份限公司，同意免费提供金马碧鸡广场作为此次活动用； 　　下午，２点２０分，王晓洁拨通了云南民族村段主任的办公室，段复祥主任一听要为杨丽坤塑像，当即表示由他们出资４０万元，请国内最好的雕塑家用汉白玉塑二组“金花”和“阿诗玛”群雕。分别安放在云南民族村里的白族村、彝族寨里，供游人敬仰。 　　紧接着，电话打到了大理州委，赵济洲秘书长静静地听完介绍，半个小时经请示州领导后，回话：同意《西部周刊》赴上海人员，作为大理州委、州政府代表，参加杨丽坤追悼会，并同意派人用车紧急送二套精美白族妇女服装来昆，委托《西部周刊》带去上海，作为感谢之礼，送给上海市政府。 　　石林县委宣传部李绍增部长，接到电话后，当即表示：请《西部周刊》代表石林县委、县政府，参加杨丽坤追悼会，并送一套阿诗玛彝族服装、民族挂毯等给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作纪念。 　　８月４日，昆明紫金智业公司肖子金总经理闻讯后，也积极支持了本刊此次活动。经本刊记者邓芙蓉联系，昆明杰地高技术广告工程有限公司胡静华经理回电，无偿为杨丽坤纪念活动制作大型彩喷照片。 　　下午３点，云南旅游汽车公司高快分公司回电，为我们到“金花”的故乡采访，免费提供三张往返车票。 　　下午４点３０分，大理州委、州政府派出的汽车，冒着细雨，行驶４００多公里，终于赶到昆明，把两套白族服装送到了编辑部。石林县阿诗玛服装也准备完毕。 　　下午５点３０分，编辑部决定由我带着“金花”代表童锦佳，“阿诗玛”代表陈丽娜赴上海参加杨丽坤追悼会。 　　仿佛是为“阿诗玛”送行，一场大雨后的昆明，碧空如洗，编辑部没有车子，我用摩托车带着盛装的“金花”向机场急驶。 　　６点４５分，上航波音７３７腾空而起，向着大上海飞去。 　　大上海的太才坐上飞机，便感受到了上海的热度。 　　飞机上几十名从云南旅游返沪的上海人，一听说是为杨丽坤奔丧，都纷纷围过来，关切地问候。“金花”有些晕机，美丽的空姐立即送来解困的话梅和冰水。才一下飞机，上海新闻单位的记者闻讯，纷纷打来电话进行采访。 　　８月５日上午，我们赶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代表石林县、昆明日报西部周刊订做花圈，上海师傅听说是为杨丽坤献花，马上从花库里挑选出最鲜最美的鲜花扎制花圈，费用减半。 　　８月５日中午一点，离追悼会还有２个小时，我们提前来到了追悼会大厅等候。盛夏的上海，气温高达３６度，上海正午，火一般的太阳晒得人浑身发烫。 　　大厅早已有２００多个影迷在静静等候。一位老人，从早上７点就一直守候在这里。人们听说我是记者，便围了上来，也不管你是那里的记者，好象只要有个倾诉的对象，有一个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人就行。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教师说：“我当时负责在学校发电影票，每一个拿到《五朵金花》的人都欢呼雀跃。杨丽坤才气横溢，至今还没有哪一部影片超过《阿诗玛》，”说着双眼已经通红。另一位中年男人拉着记者说：“我是一个电影发烧友，下岗后每月只有１４０元生活费，仍要省出钱买影碟，家里有几百部电影，最爱着的就是《阿诗玛》。” 　　 一位工人模样的中年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１９６７年８月，上海文革造反派中的“交运”为与“上体司”争抢电影“阿诗玛”，双方竟架起机关枪对打起来，最后胜利一方，用大卡车放平了作舞台放映了“阿诗玛”。 　　一位文化人说：“杨丽坤真正体现了艺术家的“真、善、美”，演技没有可挑剔的。有一位评论家说有的演员好看不中用，有的中用不好看，杨丽坤是两者兼有。” 　　杭州赶来的一位老人说：“记者同志，你一定要向中央反映，阿诗玛是被“四人帮”迫害的，如今去世了，一定要办好生后事，不然人民是不理解的。”又一位女士抢着说：“现在的演员是漫天要价，杨丽坤是人民的艺术家，艺风品格都让人佩服，我听见她逝去，难过了几天”说着泪水流了下来。在昆明时，我们曾碰到一位西南民族学院的老师，听说杨丽坤逝世，她怔了一下，然后告诉说：“西南民院每周五都要放《五朵金花》或《阿诗玛》，１０多年都保持下来。” 　　声声切切，嘈嘈杂杂，追悼会还没开始，人们对杨丽坤的思念已让人感怀。人们在悼念的是一位一生中只拍过两部电影，而且已有３６年没有再拍新片的老演员。然而，人们愿意，而且非常的愿意。对许多善良的人来说，一生中可能永远都记得这二部电影。 　　 ３点钟到了，上海的记者也到了，海南的记者来了，深圳的记者也来了，远在四川、东北的新闻单位也来了。看见云南“阿诗玛”和“金花”的故乡派来了代表，记者们一下子就把“金花”和“阿诗玛”围得水泄不通，十几架电视摄像机，几十部照像机，纷纷闪出了亮光。这时，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记者和中国娱乐报道记者，带着主持人，一下子闯了进来，架起机子，又问又拍，把龙华殡仪馆的温度升得很高很高。 　　这时，悼念大厅里已挤满了一千多群众，大厅里已是人山人海，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枝康乃馨。 　　人太多，地方太小，大门已经紧闭，门外还有几百人在挤着嚷着要进来，追悼会被迫推迟了４０分钟。 　　３点４０分，杨丽坤的遗体从幕后缓缓推出，满头白发的她，静静地睡在鲜花丛中。这是最后的影迷见面会，从此，“阿诗玛”将随风而去。 　　“金花”童锦佳受杨丽坤八姐委托，代表家人声泪俱下地读了祭文《哭九妹》。 　　领导讲话后，家人讲话，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说：“杨丽坤登上舞台的时候却永离了舞台，走进光明的时候，却永离了光明。她真诚、善良，正直，从不以名演员自居，一切都很平淡。” 　　鲜花纷纷扬扬落了下来，人们的泪水也止不住落下。 　　为了怕影迷围堵，殡仪馆在后门准备了一辆黑色的“凯帝拉克”轿车，送杨丽坤去火化。云南的女儿，你真的去了。 　　 　　唐凤楼家话丽坤 　　第二天上午，应邀来到金城绿苑杨丽坤的家。这是一栋四层的花园式小楼，分住着四家人。老唐还沉浸在悲痛中。灵堂就设在杨丽坤的卧室中，老唐望着杨丽坤的遗像，仿佛回到了过去：“２８年了，我和丽坤只是姐弟关系，经常我在这间房里写东西，她就静静地看着我工作。” 　　“１９９７年大年夜她突发脑溢血，下了病危通知，胡松华还来看望。１９９８年又住院，１９９９年脑栓塞，今年７月２１日就……” 　　“她说话很好听，周总理说她“奶声奶气”，生命后期声音都变了，有一天她拉着手对我说：“唐凤楼，我没有很好照顾你，我要走了，这次走了就不回来了。” 　　老唐的表弟对杨丽坤十分了解，１９７３年杨丽坤和唐凤楼结婚时，就是挤在上海徐汇路３４５号，他父母上海普通工人的房子里，４０多平方米，４家１０口人就默默地住到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３年，就是在这里，杨丽坤生下了一对双胞儿子。１９７８年，粉碎四人帮后，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阿诗玛你在哪里？》文章，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一位姓陈的记者就发表了《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的文章，到那个时候，上海才知道杨丽坤在上海，并已成了上海人的媳妇。 　　“１９７８年平反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老部长车文仪和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为杨丽坤放专场电影《阿诗玛》，杨丽坤还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那天我也在场，大家都非常激动。”表弟回首往事，有些苍桑。 　　老唐留我们吃午饭。第一次在上海人家吃饭，杨丽坤曾吃饭的茶几上，摆着八菜一汤，卤鸡、烤鹅、盐水鸭大盘大碗，这是唐凤楼专门进城买来的。对杨丽坤家乡来人，盛情款待。 　　 原来都说上海人精明，然而，我们感受到杨丽坤在上海的２２年里，上海人给予她的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大气回肠。这可能是此次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 　　２２年前，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宽广的胸怀和当时最好的条件，接纳了杨丽坤。 　　２２年后，上海人民又以隆重的方式，送别杨丽坤。杨丽坤逝世后的第二天，全市五大影院连续免费放了《五朵金花》、《阿诗玛》专场；报纸、电视几乎天天报道。上海最著名的九天、滨海、福寿三大陵园，主动提出无偿为杨丽坤提供价值均在１０万元以上陵墓。其中九天陵园免费提供价值５０万元５０平方米，最好的一块地，修建杨丽坤纪念墓。初步设计为墓座北朝南（向着云南家乡），建石林山峰，墓碑是张海报，上面刻着：今日上映——五朵金花、阿诗玛。 　　我们将石林县政府送给杨丽坤的一套阿诗玛民族服装递给了老唐，唐凤楼双手接过后，很激动，“等到丽坤下葬时，我要将这套来自阿诗玛故乡的服装随她一起去安葬”。 　　告别老唐，我们去乘公共车。杨丽坤的小儿子小明代父送客。这位英俊的小伙子不善言语，我曾问他：“妈妈不在了，你想些什么？”二十年来和母亲相依为命的他，一直沉默不语，当时那个场面真是让人揪心。 　　到了车站，“回去了，小明”。我劝他。 　　小明憨厚地笑笑，并不肯走开。这是一处远郊车，半个小时才有一班，大太阳下，密密的汗水几乎布满了小明的整个脸庞，汗衬前后都湿透了。连续催了几次，小明就是不肯先走，一直等到公共车来，才依依不舍地和家乡人挥手告别。 　　上海的正午啊，你真的是那么火辣火辣。 　　 （另：小明告诉我，他很想来云南看看，那是母亲的家乡，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原载8月13日西部周刊） 西部周刊特约供稿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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