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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郁其中自然要发乎于外。这种倾诉对于上了年纪又时时被记忆困扰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报与昆明市电影公司举办“杨丽坤电影怀念展映”所开通的热线中,一幕感人的故事随着当事者沉郁的诉说慢慢拉开了帷幕,让人不禁重回杨丽坤的生前时光。
萧仕杰是主动走进编辑部表达心情的一位退休教师,同时送来了八张杨丽坤不同时期的照片。萧仕杰简单介绍了一下照片的来历后,自然而然地说起了杨丽坤的往事。他和杨丽坤是小学同学,但谈及儿时往事却一笔带过。倒是说起了杨丽坤的单纯与善良,他滔滔不绝了。 曾经有一个叫三马的人和杨丽坤很熟,她也把三马当成朋友看待。三马曾对杨丽坤说他是当时某首长的义子,可以利用关系帮她调动工作,杨丽坤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对朋友的提醒都没放心上。时隔不久,三马自己冲到公共汽车下自杀了,送到医院抢救时才知道,三马原是女扮男装的柔弱女子。至于她所吹嘘的各种本事更是纯属虚构。杨丽坤当时气得不得了,但她的单纯与善良却在轻信他人的过程中表露无遗。萧仕杰感慨地说:“杨丽坤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对人很好,但当她发现这个人完全和表现背道而驰的时候,就会嫉恶如仇。”接着,萧仕杰谈了一些杨丽坤的生活小事后起身告别。几分钟后,他又返回编辑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终于没说,尴尬地笑着退了出去。 说实话,萧仕杰提供的杨丽坤照片实在是很好,各个时期的表演照、生活照都有,真是想和他再聊聊,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萧仕杰很爽快地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一会儿赶来报社。”果然,萧仕杰三进编辑部的时候,他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内心深处杨丽坤的故事。 萧仕杰坐在我的旁边,桌上全是杨丽坤绽放笑脸的照片,那种欲言又止的神情在萧仕杰脸上消失了,他默默看着杨丽坤的照片,一派整理思绪的从容。 “我和杨丽坤是在1969年她随朋友来家里玩时才正式认识的。交谈中才知同是新村小学毕业的,杨丽坤比我低两个年级。我们聊得很投缘,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她普通话说得不好,我们就用昆明话聊。这些照片是杨丽坤送我的,原来有两大本,后来被她要走了,留下了这几张她认为照得比较好的。(有一张照片后写有‘红颜多薄命’的字样,萧仕杰说是他写的。)当时,我和杨丽坤聊到了她的种种境遇,深觉慨叹不已就顺手写下了这句话,杨丽坤当时看了就苦笑着摇了摇头。她最爱对我说:‘萧老师,我最恨那些用别人的肋骨当作阶梯往上爬的人。’后来,很多人知道我和杨丽坤关系密切就到处撒我的‘烂药’,说什么我这个人被金花迷上了,我的神经不正常了,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叫‘癞皮狗’等等。杨丽坤知道后很气愤,她说:那些人真无聊,尽对别人的亲密关系吃醋,就是我们真的恋爱相好,他们也管不着。” 萧仕杰说得很投入,显然已跨越了最初的心理障碍,只是说到有关两人的关系时,音量有所降低。他又把带来的新村小学师生联谊通讯录、杨丽坤写的信和一份1977年11月5日写的材料作为支持自己谈话的论据边翻边诉说,有时就完全沉浸到对往事的回忆中去。 “杨丽坤住院的时候,我去看过她好多次,开始的时候医生不准我进去,后来杨丽坤就教我填上表兄关系就好多了。我有时还带她出去,陪她散散心,看她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回去。 “那会有很多人都说我追杨丽坤,也有很多人知道我们很好,杨丽坤也很大方,我们一块出去遇到熟人时她总是很友好地微笑。其实,如果我们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走下去,难说我们就真的……”萧仕杰不好意思地笑了,脸也红了。 “我和杨丽坤联系中断是从她去上海那时起的,22年了,一点消息没有,我才于1977年结了婚,前不久却听说她已经去世了,心里难过得很。一直想把这段往事说出来,又觉得不好意思说,怕对她有什么影响,但终于还是说了,就当作对她的怀念吧!” 要走出编辑部时,萧仕杰已有了一吐为快的轻松感。他最后补充说:“杨丽坤个子很高,我叫她小九。”这时,我才认真打量了萧仕杰———清瘦的高个。心里莫名地有一种感动,萧仕杰再也见不到杨丽坤了,永恒的友谊已在他的心中生根,却已成为一种悲壮的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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