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８月４日下午３点，距上海杨丽坤追悼会仅２４小时。接到赴“金花”故乡大理采访的任务后，我们立即想到云南旅游汽车公司高快分公司。电话接通，与该公司黎洁副主任说明了这次采访的意义，我们请求公司伸出援助之手。两个小时后，我们便得到高客快公司提供的次日９：３０的３张免费车票。报社立即与大理州委办公厅赵济洲秘书长取得了联系，采访的序幕就揭开了。 　　经过５个小时的旅途，“沃尔沃”客车进入大理开发区。看到“五朵金花”群雕时，车上正在放映《刘三姐》而不是《五朵金花》，我们略有一些遗憾。 　　出租车在下关打了几个转，我们找到州文化局。三房一照壁的宅院的确透着白族文化氛围。也见到了正在整理“三讲”材料的杨局长，也许是新闻媒介来得太多，也许是工作实在太忙，他的语气有些冷漠：“大理是南诏古国，历史文化悠久早为人所知，但我们仍感谢杨丽坤刻划出白族妇女特征，使五湖四海知道大理，对她的逝世感到悲痛。７月２４日我们分别给上海厂、家属发了唁电，还举行了电影座谈会……”当记者问起“金花”对大理经济文化的影响时，杨局长依然盯着对面的书柜，边吐烟圈边说：“《蝴蝶泉边》是许多文艺活动、演出中的必备曲目，甚至每个歌厅都有这首歌，这在全国是少见的，江泽民总书记去年来到蝴蝶泉也与白族演员一起唱了《蝴蝶泉边》。大理许多宾馆、商场、旅行社、白族女孩常以‘金花’命名。白族爱养花，叫金花、银花、桂花、菊花的女孩很多，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完，杨局长的目光第一次转向记者，记者也在烟雾中第一次看见他的轮廓，神情很倦怠。 　　不多时，办公室高主任进来说当年扮演阿鹏的一位候选人——张继成已约到，我们向杨局长致谢、告辞，到办公室静候。 　　中等个子、古铜脸色、满头银发、精神矍烁这些用滥了的形容词用来描述进门来的张继成却很恰当。人很普通，却开朗热情，他告诉记者“因为没有酒涡落选了”，只参加了后期录音，与杨丽坤没有深交，但觉得这个人品质不错、刻苦、正派、“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含蓄、纯情、聪明能干的白族妇女”，所以许多人都以为杨丽坤是大理州艺术团的白族演员，《五朵金花》放映后的两三年间，基本团里每天都接到给杨丽坤的信，有评论她表演的、也有追求她的。杨丽坤的成功与影片的成功合为一体，片中的歌舞，使白族文化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我最后一次见杨丽坤，是文革后期在胜利堂看完《列宁在１９１９》出来，当时她已经怀孕，身材变胖了，穿得很素净，上下一身白，一个人走着，两只手捂着脸。” 　　８月６日上午１１时，大雨中的蝴蝶泉公园仍然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记者也许是唯一以公园管理处为目的地的“游客”，所门紧闭，拍了很久也没有人开门，虽然已事先取得联系，仍怕又吃闭门羹。忽然听见一侧的树林中有人叫“喂”，顺着声音从长着青苔的林丛中越过去，原来是别有侧门，冒雨迎接记者的是主任候定华。 　　候定华是白族女婿，说话直率：“以前这里的蝴蝶多倒是多，但不出名，蝴蝶泉就是这么大的一湾水（他用手比了一个面盆状），落叶有３尺厚，人都走不近，《五朵金花》中蝴蝶泉场景在这里拍不成，但《五朵金花》放映后蝴蝶泉在整个世界打出了声誉，去年我们门票收入１２００多万，今年估计也有９００万,１０００万；以前喜洲农民靠割草赚钱，一月卖不得几角钱，现在游客来得多，他们就供应吃的、穿的、工艺品，去年人均收入４２００元，这种效益是连动的。 　　记者告诉候主任，据评估“金花”“阿诗玛”形象为云南带来上千亿资产。他语出惊人：“这种说法我个人反对，这是无形的、不固定的、流动的宝库，用钱买不到，也评估不出来。”他看见记者仰视会议室墙上挂的江总书记在蝴蝶泉边的大幅彩照，很自豪：“这是１９６１年郭沫若老先生亲自题写“蝴蝶泉”。记者问他去年江总书记来大理时题写“大理三月好风光”，又唱了《蝴蝶泉边》，是不是因为看了《五朵金花》留下的印象？他说这有可能。 　　看窗外雨小了一些，我们告辞了，出来时听见有人在唱白族调子，候所长说这是业余歌舞团在表演。 　　蝴蝶泉边的一个亭子里，挤满了游人，看见几位白族姑娘、一位白族小伙在演出间隙休息，并用白族话聊得很开心，记者上前问他们平时唱些什么，他们不太听得懂汉语，示意我问一个敲锣的老人，这位杨姓的彝族老团长告诉记者，他们唱白族调子、大本曲，所里每天给他们每人１０元钱，他们不嫌少，“游客喜欢就好了”。“我们唱、跳、演《五朵金花》，金花是我们家乡人嘛！” 　　走出牌坊时雨已经停了，牌坊正门端坐着盛装的“五朵金花”，正陪客人留影，据候所长说，这样的“金花”，蝴蝶泉有３组，５元钱陪照一次，每组平均每天能照不下２０张。 　　立在蝴蝶泉景区门口的《五朵金花》巨型剧照旁，一位游客买了扎染衣服兴冲冲地出来坐车，记者问他是哪里人，有没有看过《五朵金花》，他说他从辽阳来，看过这部片子，很喜欢，“现在很难有这么轰动的片子了”，记者告诉他扮演副社长金花的杨丽坤去世了，他“哦”了一声后便沉默了，一会他从包里掏出两个挎包，一个绣着“五朵金花”，一个绣着“阿诗玛”，他说１５元一个，但幸亏买了，“不然就后悔死了”。 　　美丽、善良、勤劳、坚贞是金花留给世人的印象，纯朴却是白族人最怀念金花的方面。 　　前文化局长尹明举心目中的金花是纯朴的。指着杨丽坤颔首微笑立于马旁的一张剧照，尹老师说就喜欢这种朴实，“这才像我们白族”，“感谢她啊，为白族起了个在全世界都叫得响的名字——金花。”“我们白剧团叶新涛团长说一看《五朵金花》就想起这个表情，这种纯洁、朴实的羞涩一辈子也学不像。” 　　尹明举和另一位名叫王作宽的老师，是８月６日晚７点半赶来送悼念题词和文联悼念会图片的。那时刚吃了晚饭，还来不及到图书馆招待所迎接他们，他们就找上门来了。在蛙声一片的嘈杂环境中，他们动情地给记者讲１９７８年韩素英访华时如何盛赞《五朵金花》是真正的艺术一事，以及《五朵金花》在文革后重映时，影院门口热闹得如赶三月街的情景。 　　３天的采访结束了，告别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可以从容一些了，抬头看见苍山顶上的浮云，这才想起这里以风花雪月著称，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杨丽坤没有走，她塑造的金花永远留在了这里。 　　（在此我们深切感谢支持这次采访活动的云南旅游汽车高快分公司和大理州政府、州委办公厅、州文化局、州文联的领导。）(昆明日报西部周刊特约供稿 )

原文2000年8月13日 发表于昆明日报西部周刊  浏览：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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