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的秋天，显得格外晴朗。我与省歌舞团演员严学恒、殷培娴(殷是杨丽坤在住院中的陪客，感情很深)、云南日报记者王左生一行四人，受省委与文化局党组的委托，携带着国务院文化部部长黄镇关于落实杨丽坤政策的批文及省委书记安平生的亲笔信，１０月２０日乘８０次特快直驱上海。 　　    杨丽坤这个名子，紧紧地与优秀影片《五朵金花》、《阿诗玛》联系在一起。她的不幸遭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特别是陈荒煤的《阿诗玛在哪里?》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接着，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杨丽坤的冤案，一时成为上海人民舆论的热点。 　　    １０月２５日，我们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找到了杨丽坤。昔日身材苗条，神态娴静、可爱的姑娘，已被摧残得判若两人了。由于治疗吃激素过多，体形特胖，变得滞呆、无神，充满了忧伤和惊恐，说话中手脚不断颤抖着。这个举世闻名的优秀演员，被四人帮折磨成这个样子，我们都忍不住地流下辛酸的泪。当我告诉她，江青等四人帮已被打倒了，她默默不作声，摇摇头。加之恐怖幻听的缠绕，她更是不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她的幻听很严重，当我每次给她讲解党的新政策时，她脑中同时出现另一个人讲话的声音：“你不要相信，他们讲的话全是骗你的!”她清醒时，才感到这是种病态。过去，她不认为是病，现在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只有当她神智清醒的时候，给她宣读了文化局的平反决定，并代表省委向她表示深切的问候。十月胜利的春风吹散了乌云，她终于张开了笑颜，心潮起伏，简直有点不能自制了。 　　                                     二、 　　    １９５４年，省文工团领导发现昆明市新村小学里有个女孩子舞跳得很好，就派一名演员去仔细看看。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女孩子的姐姐，经过多次动员，终于与这个佩带红领巾的女孩——杨丽坤会面了。检查了下身材，做了几个舞蹈动作，感到有从事舞蹈的良好条件，就满意地收下了她。由于她年龄最小，团里还给她一些“特别”照顾，比如说，让她比别人多睡两个小时，还请大姐姐照管她的生活。在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下，她刻苦练功，业务提高很快。第二年，她就正式参加团里的演出。在很短时间里，她不论在政治上、艺术上发展都顺利，迅速地成长起来了。她先后参加了《十大姐》、《白鹇鸟》、《万盏红灯》、《采茶》、《小卜少》、《赶摆》等集体舞的表演。不久，她便成为独舞演员。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赞赏。她在强烈的聚光下，单凭一人身影，控制了空旷的舞台，举止松弛自若，舞姿优美舒展，以稳健而含蓄的表演，十分细腻地描绘出了春、江、花、月、夜的意境。这是她心灵的美，化作舞姿的美。这正是她艺术魅力的所在。人们赞她：“好像一枝冰清玉洁，素心芳菲的芭兰。”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至今仍在同行里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时，她仅仅十二岁，便初露出她的艺术才华。１９５９年初，《五朵金花》定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的影片。女主角到哪里去找呢?一天，导演来到省歌舞团里，正好碰上杨丽坤在擦玻璃窗，导演看了看，试了试镜头，导演微笑地点了点头。这时，她才十七岁，心情惊喜而意外。一个连拍电影都没有见过的人，怎能扮演主角呢!?她很担心完不成如此重任。一旦看了剧本后，她被剧本中勤劳朴实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打动，下决心一定要扮演好，为赞美白族人民美好生活做出点贡献。 　　    于是，她深入到大理白族群众里，与她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剧本里描写的几个金花的不同性格所包含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她们劳动的干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给她很大鼓舞和教育。这一切，为杨丽坤成功地塑造副社长“金花”这个角色，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该片上映，受到全国人民一致好评。周总理称赞它是反映了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１９６０年二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获得了“最佳电影奖”，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该片曾先后在五十六个国家上映过，打破了我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 　　    １９６０年年底，杨丽坤和省歌舞团的同志们幸福地来到怀仁堂，向毛主席作汇报演出。在党的雨露阳光哺育下成长的少数民族演员，心中有多少话想向主席倾吐!演出结束了，毛主席、周总理走上台来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电影《五朵金花》扮演者杨丽坤同志。”一双巨大温暖的手紧紧地握着杨丽坤的手，一股暖流涌进了杨丽坤的心房，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眼前是一片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１９６１年，杨丽坤和歌舞团同志一道跟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和演出。周总理历来是特别关心兄弟民族演员成长的。在繁忙的访问期间，周总理多次与杨丽坤交谈。当他了解到杨丽坤饰演的金花是由别人配音时，非常亲切又严厉地与杨丽坤讲，当一名演员不仅要善于表演，也要学好普通话。此后，她遵照总理教诲，刻苦学习普通话。在１９６４年拍《阿诗玛》时，虽然语言大部分仍是配音，但有两段独白，就是由杨丽坤自己朗诵的，即阿黑临别投下的那朵在急流中飘动的山茶花，在音乐声中道出一句韵白来：“水呀!你 为什么不往高处流呀!”山茶花顺流而上。话虽然只几句，却反映了杨丽坤心愿，她决心按总理的指示不断努力，做一名符合人民要求的演员。 　　    这就是杨丽坤短促而光辉的艺术生涯。 　　                                     三、 　　    就在她茁壮成长的重要时刻，一阵阵狂风恶浪向她袭来。周总理称赞的《五朵金花》被污蔑为攻击三面红旗、丑化少数民族的“毒草”；在撒尼人民中流传千百年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阿诗玛》，刚搬上银幕还来不及与观众见面，便被打入冷宫，斥之为“宣扬爱情至上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影片；主演者杨丽坤也变成了“黑苗子”、“黑线人物”，遭到了批斗，本来，她几年前因恋爱受人阻挠，曾一度精神失常，经过住院治疗，已经痊愈。这时，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恣意摧残下，她精神上又受到严重刺激，每天晚上接连不断做着可怕的恶梦：毒蛇缠住了她，吐着细长而分叉的舌头；洪水咆哮，掀起了浑浊的浪涛……她又犯病了。一天，她大声惊叫起来，“坏人来了，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党中央!”把刀子紧紧地攥在手中呆呆地站着，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不久，她离开歌舞团，流落到边疆小城———镇沅。在同志们的关怀下她被找了回来，经过及时治疗，杨丽坤的心平静下来，病也好了。 　　    １９７０年，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大搞“划线站队”，到处抓人斗人，以及触目惊心的刑罚，杨丽坤不忍见这一切。一天她走进歌舞团大会会场，大声疾呼：“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我就要讲了……”严正指责省委某人“没有执行毛主席指示!”从此，她被扣上“政治疯子”的帽子，关入地下室牢房。这时，她病又犯了，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境遇每况愈下，病情一天天加重。那些专干落井下石的“群专队”，更是抓住病人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又给她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日夜不停地审讯。更有甚者，一堆堆恶作剧的人群，把她从这头轰打到那头，然后，那头的人群再把她推打到这头。不说是病患者，神智健全的人也经受不住这种酷刑。关她的那间黑房子，没有床，只有两把凳子。每当夜深人静，人们经常听到杨丽坤那凄厉的呼叫声。 　　    病中的杨丽坤，谁能来拯救她呢?她想，只有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她用颤抖着的手给妹妹写了信： 　　    亲爱的好妹妹，请你拿着此信去北京，尽一切办法找到周总理。但千万要保密!!!任何人都别相信，别说见到总理，信给他就行了。 　　    此信拿给总理就行了，别人不要拿给!!!切记!!! 　　    别为我担心，我一时还会活着的!千万别写信来歌舞团组织里!!!更不要写给云南省革委会!!!!也不要写给江青!!!总理收到我的信就知道一切了!!!!! 　　    这封信，周总理并没有见到，却被一些人塞进了杨丽坤的专案袋。 　　    这一切，就是杨丽坤受迫害的真相。 　　                                       四、 　　    １０月２７日，我们找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说明了来意，把文化部部长黄镇同志关于落实杨丽坤政策的批文、省委书记安平生给彭冲同志的信件，当面交给了车部长，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表示尽快将此件呈送彭冲同志，尽快研究，一定协同我们把杨丽坤的有关政策一件一件地落实好。 　　    自从那天与杨丽坤会面后，我们隔一天去医院看她一次。她把我们当亲人看待。每次稍去晚一点，她都很着急。每当我们离别时，她总是倚着铁门留恋地目送着我们，直到看不见为止。 　　    落实杨丽坤政策，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平反。此事，省文化局党组已在全系统大会上公开为杨丽坤平反，恢复名誉，彻底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对杨丽坤有关问题，从实际出发，都要按党的政策逐一妥善处理。 　　    首先，解决治病问题，其次，病好后是留上海还是回云南，这个问题定下来，才谈得上解决其他问题，如工作安排、爱人调动、户口迁移及住房等等。 　　    云南省委意见非常明确，杨丽坤是我省著名的“金花”，云南人民有这样的女儿，感到光荣，也是彝族人民的骄傲，欢迎她回云南工作、治病。鉴于杨丽坤爱人唐风楼老家在上海，该地医疗条件好，本人确实愿意留上海，可以同市委协商解决。 　　    市委车部长诚挚地表示：杨丽坤不仅是云南的，也是全国人民的艺术家，是国家财富，我们市委欢迎她在上海定居。同时也尊重云南省委意见，如本人愿意回本省，我们一定积极地做好工作。 　　    我们立即征求杨丽坤的意见。她认为，回云南省歌舞团，触景生情，再见到那些迫害她的人，容易发病。再则，上海治病也方便，又有唐风楼家人照顾，决定留上海。 　　    杨丽坤一再表示：感谢云南省委及文化局领导。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省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去年四月，就指示解决我的治病问题，与此同时对我受迫害的问题负责做出政治结论。现在又派人专程来落实各项政策，实在感激不尽! 　　    我们将她本人的意见反映给市委，在一周内市委就作了研究，车部长向我们宣布了由彭冲签发的四条批示： 　　    (一)杨丽坤的病由市精神病医院负责治疗，要派最好的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尽快地治好她的疾病。 　　    (二)把杨的工作、户口等关系转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唐风楼工作由外省调入上海)。 　　    (三)给杨丽坤分一套住房。 　　    (四)以上三点，要求电影厂、精神病医院，劳动人事、房管部门尽快落实。 　　    这个批示立即复印直插基层(避免中间环节层层批转，耽误时间)，不到几天功夫，一件件逐步兑现。并告诉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全部落实了再走。从批文下达到各项手续就绪，总共用了二十天。工作效率这么快，实在惊人。车部长的秘书与我讲：上海市要落实政策的省军一级干部就有二百多，都是要解决住房问题。但目前困难很大，用这么快速度解决杨丽坤的问题，还是少有的。 　　    这些足以说明，人民演员深受人民爱戴、党组织的关怀，也反映了上海市委对云南省委的通力协作、支持。 　　    　　　　　　　　　　　　　　　　　　　　五 　　    我们在上海落实杨丽坤政策期间，受到了上海市各界的关怀、帮助、爱护。 　　    上海几家主要报纸都发表了消息与走访文章。 　　    上海电影制片厂徐厂长及《阿诗玛》导演刘琼等同志多次来看望，与我们商量问题。徐厂长说，杨丽坤这么一位好演员因主演了我厂拍制的《阿诗玛》身遭残害，理所当然地应由我厂接收，并保证安排好她全家的生活。 　　    市委领导及电影局、制片厂诸单位领导又陪同杨丽坤观看《五朵金花》、《阿诗玛》影片。开始，此事是由车部长提出来的，并要我征取得杨丽坤的意见。真出乎我意料，杨丽坤不赞成。我以为她有什么思想顾虑，还是出于谦虚。她说，现在看来，这两部影片很不理想，许多地方拍得不好，真的不想再看它。经过我们几个人商量、了解，这确实是她由衷之言。经过我们反复做工作，她最后说：“还是听张团长的吧!”终于接受了。 　　    在上海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天我把杨丽坤接出来，在我住的饭店里要了一套房子，让她与爱人、小孩团聚几天。她非常严肃地向我提出来：“请张团长为我保点密，不要声张出去，我最怕人围观。”当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杨丽坤冤案轰动全上海，知道她行踪，肯定会有围观的。 　　    这几件事引起我深思，一个演员出了名，或者说取得较大成就时，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不听赞扬言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从杨丽坤身上深深感受到这种可贵的品质。 　　　　图(101)为１９７８年，张维（左）到上海向杨丽坤宣布落实政策的好消息。 　　                    张维 (本文作者为原云南省歌舞团团长，写于８０年代)（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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