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江南久别重逢 　　 　　行里新来的陈玙甫主任很重交情，他刚来时要我帮忙一个时期，我们两个月的合作共事相处得很好。但是在重庆工作实在离家太远，考虑再三我决定不能再待下去。这时总行派总务处长萧某从江西来重庆提取杨子厚在任时重庆办事处购买的黄金，这是重庆行为总行赚得的盈利，其功不小。姓萧的接收了杨先生与史总经理往来电报函件和存放在保险库的黄金，很是满意，他们一批人是坐享其成。我把自己的情况向萧做了介绍，希望调到上海分行工作，离家近一些，便于照顾老家的母亲。萧某表示在假期时间上可以放宽，但是只同意调我回总行，他说上海分行不需要增加人。我为了留有后步，话也不讲绝，总之请他帮忙，还买了两盒白木耳送给他。 　　同时我就积极做着回沪的准备，为了减轻旅途负担，我先把书籍和杂物整理装满一个箱子，由陈玙甫先生托民生公司民生轮带到上海九江路聚兴诚银行，再转交翠华姐夫张成铨。当时源源长银行总经理陈卓堂先生正要从重庆去南京、上海视察行务，他是从江西来的，在重庆已经呆了很多时候，于是我托他去南京之便替我买了一张飞机票。1946年12月初，我和陈卓堂从重庆乘飞机飞至南京，我们坐的是运输机，座位在飞机的两侧，两边两排位子，中间是空的，既没有位子也没有堆东西，飞机上人不多。飞机在云层上飞行，下面都是云海，飞得很稳，没有颠簸的感觉。只有在穿过云层时与气流相遇，飞机稍感摇晃。 　　到了南京，源源长银行派了车子来接，我就住在源源长“驻京办事处”。源源长驻京办事处对外还是以坐庄形式开展业务，因为没有得到财政部的正式批准，所以不能对外营业，实际是经营地下银行业务活动。我在源源长住了三四天，吃饭睡觉都由他们招待，白天我就自己出门去。我在源源长正碰到小孙来查重庆的汇款，源源长的经理回答说没到。这笔款正是我在12月2日汇出的，我人都到了好几天了，电汇的款还未到。我当即拿出电汇的收据，于是经理答应查一查。其实不是电汇未到，而是源源长有意压下，想多赚一些折息。这是地下银行赚钱的秘诀。 　　我在南京几天也没有到各处名胜去游览，错过了好机会。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游览也不是很感兴趣，每至一处都是急急办理应办之事，总以为今后还有机会。现在老了，经济上又不允许，想出去走走，但已力不从心了。 　　我在南京的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得意忘形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到12月初，会议还在进行中，江西的“国大代表”正聚集在源源长吃饭，碰到了原省行（江西裕民银行）的董事长李德钊。我很不好意思，在泰和时我曾答应到重庆之后给他写信，但是我到重庆之后没有践约，为此小马还曾写信给我询问，我亦没有回信。时过境迁，现在遇到他也不能说什么，我见面叫应一声也就算了。在南京我还到财政部去看望了周雍能秘书长，我忘了和谁一起去的。周雍能工作很忙，时时刻刻都有找他的人，我们谈了一歇就走了。3天之后，源源长代买了夜车票到上海，同行的有聚兴诚银行的一位家属，她到上海站就有人来接，我出站叫了三轮车到虹口新建路张成铨处，已是午夜12点钟了。 　　上海到了，这个城开不夜的大都市，依然是那样繁华那样热闹。原来次殖民地的上海，有所谓的公共租界，即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美租界，中国的地界包括南市闸北，抗战爆发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公共租界成为“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了租界，日本人统治了整个上海。日本投降以后中国以战胜者的姿态收回了上海主权，但实际上变成了美国殖民地，上海的马路上美军吉普车急驶，黄浦江上也是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舰，跑马厅成了美国兵营，商店里也都是美国货，电影院的大广告也是好莱坞的电影，而在地摊上也摆满了美援的剩余物资。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先到狄思威路杨子厚先生的家中，吃了中饭，下午先到外滩，在爱多亚路（延安东路）乘22路法商公共汽车，在徐家汇广元路下来，问到华山路，找到了盛和锡箔庄，看到了章文炳。住在隔壁的张慕良闻讯赶来，老朋友久别重逢见面时的高兴劲儿难以形容。我自1937年离开上海，整整9年有零，彼此相见如同隔世。所幸大家在乱世中幸存，不胜欢慰。说不完离别后的情况和颠沛流离的遭遇，说到愉快欢乐处相互大笑，说到辛酸悲痛处唏嘘浩叹。人生的道路不断地探索，总结不外是两个字“生存”！在奋斗中求“生存”，在苦难中求“生存”，在欢乐中“生存”，希望“生存”得幸福一些。个人“生存”之外，希望大家都“生存”下去，一代一代“生存”下去！如何让大家都“生存”得幸福一些，“生存”得好一些，还要探索，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道路啊！ 　　文炳兄比我大五六岁，慕良兄比我大三四岁，我把他们都看做兄长。文炳早年结婚后又离异，最近才结婚，现有一个大胖儿子，特别宝贝。张慕良在1937年之后结婚，已有3个孩子，可惜大孩子残废，给家庭带来不少麻烦。因为两家是隔壁邻居，所以我中饭在文炳店里吃，晚饭就在慕良兄家里吃。 　　“盛和锡箔庄”是朱鹤云出资开的，文炳是经理，开始生意还不错，因为徐家汇也是上海西南的一处热闹场所，和曹家渡情况差不多，每天早市很热闹。但是有同行看到“盛和”生意好，就在隔壁也开了一家“新盛和”，这样生意就抢去了一半。后来相隔十几个门面又开了一家二间门面的锡箔店，是七宝姓许的开的，于是“盛和”的生意一落千丈。后来朱鹤云去世，小开朱润荪就决定关店结业，这是刚解放不久的事了。 　　张慕良事业心特别强，创业精神尤其令人钦佩。据他自己说早年曾在七宝一家肉店学生意，我认得他时已在曹家渡“秦协源肉店”做伙计了。他不断奋斗，曾在两年的时间里和朋友4次合伙开店，但都没有成功。1937年我从江西返乡途经上海，他已改行研究纺织品的工作了，自己动手，从买进棉纱自织自己洗浆、印染都是手工操作，边学边做。他现在还在钻研这方面的工作，可惜缺乏资金，不能大展其才，而且手工小本经营总无法与工业机械产品竞争。 　　我给他们带了两条缎子子被面，一条红缎大龙的送给了文炳，一条白缎松鹤的送给了慕良，另外还有一些小礼品，以表达我的敬意。我在上海住了10天，张慕良陪我在附近走走。徐家汇地区在上海西南偏僻，属法租界，和曹家渡一样是越界筑路，马路两边是中国地界，是法租界边区一个主要集镇，徐家汇稍南即为有名的土山湾，是天主教上海教区。我们在教区兜了很大一个圈子，要是从现在的路线来说我们由漕溪北路徐汇中学开始向南，到万体馆转弯，从天钥桥路回来。那时这里还未筑路，华山路到徐汇中学为止，肇嘉浜路还是一条臭水浜，也是通到徐汇中学为止。徐汇中学向南都是教会房子，有三四层楼的，也有二层的，而老百姓住的都是矮平房。张君说这里的居民都是“吃教”的，还领我到徐家汇大教堂内参观，说这是上海最大的教堂。从衡山路向西瞭望，正对着大教堂两个塔尖，衡山路的开辟就像是专为这教堂似的。现在的漕溪路当时都是小路，但可以开汽车，附近都是小河农田、竹篱菜园。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相伯老先生就住在土山湾，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马老先生振臂疾呼共赴国难。后又脱离震旦大学，创办复旦大学于江湾。30年代我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发表过马相伯先生的言论。 　　 　　费周折余姚买房 　　 　　 我回到翠华姐夫张成铨那里，为孩子买了许多克宁（KLIM）奶粉、糖果糕点、咖啡白糖，我买好去宁波船票，下午2点开船的，谁知等我赶到十六铺，船已启航。我只能再买了次日的二等舱，只怪自己大意误时。第二天吃过中饭，我赶紧动身去码头上船。这是我来往沪甬航线第一次乘二等舱，四人一个房间，清洁整齐，比三等舱、统舱舒服多了。当时的船票也很容易买。次晨到宁波，请了挑夫赶到去余姚的小火轮码头，买票上船。那时从宁波到杭州的杭甬段铁路还未通车，从宁波到百官的汽车就在火车路基上行驶。中午时分到了余姚，翠华和两个孩子在轮船码头接我。兔儿蛟儿高心得叫着“爸爸！爸爸！”他们怎么会来接我的，自然是我事前写信告诉了翠华，但我已误了一天，翠华领着两个孩子已是第二次来接了，昨天没有接到，两个孩子一定很不高心，都怪我大意失信。 　　我同翠华和两个孩子转弯抹角走了许多路，从一幢大房子进去，一进一进像是屋里有屋，有些都没有门，到了最后一进，翠华说到了，我们就进了这个临时的家。原来翠华领着我们是穿屋而过是走近路。房子一共两间，还是在重庆的时候托胡益平先生代租的，一年房租费50万，而且一次付清。租费之贵近于敲竹杠。但我考虑到翠华和3个孩子，如住在漕头祠堂有许多不便，一是孩子的读书问题，二是上街进城路太远，三是通信往来也不便。于是决定租下了余姚北门的二间房子，先住下来再说。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让翠华在余姚有一个落脚点，慢慢把我们的家建立起来，余姚城里请母亲暂住照顾孩子，漕头祠堂弟妹还在那里，请岳父暂时照应，这样翠华需要办什么事，可以走得开了。 　　母亲苍老了，虽然不过五十出头，但已显得不利落了，主要是几年来生活实在太苦了。本来生了我妹妹之后不再去帮人了，父亲做做小生意，我寄点钱回来补贴家用。可以勉强过去。但是日本鬼子侵占余姚后烧杀掠抢，浪人敲诈勒索绑架，无恶不作，百姓谋生更难了。而且交通堵塞邮路中断，我一时也无法接济家用，于是母亲又到马渚去帮佣做工以度饥寒。父亲被日本鬼子害死后，家里生活要由母亲一人承担，心情又不舒畅，于是身体日见衰弱。我之急于要赶回家来，是想让她看到儿子媳妇归来，还带着3个孙儿女而高心，今后生活也不要她再操心。 　　我回到余姚之后，首先去看胡益平先生，他住在虞宦街（新建路）靠水门口开了一家益丰百货店，由他儿子胡祥庆掌管。胡益平就在店里设了诊所行医，他中医外科远近闻名，我父亲的事承他关心过，所以去也是为了表示谢意，另外我在城里请裁缝做了几件衣服。我还到漕头去了几次，那是我童年居住的地方，弟妹还在那里。一次我是和翠华同去，二十多里路早晨去下午要回来，时间很紧凑。因为去过好几次，我也弄不清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到祠堂里看弟妹，岳父也在那里。然后又到漕头舅父家里，又到大漕头去看了翠华的舅父一家，很凑巧我和翠华都是漕头施姓的外甥。有一次我在舅父家里，姑母家来叫我，要我到楼园去。因为天色已晚，我想去去就来，结果跟了一大帮小伙子同路，说是路上有个照应。这些小伙子都是我小时的同伴，看到我回来了，大家就笑着闹着很是亲热。 　　因为忙着建立余姚的家庭每天奔忙着，老家九功寺没有去访问，连梁巷梁文铭先生处都没有去拜谒，竟失去了时间和机会去看望父亲的老朋友。但是主要还是我没有关心这件事，因为去过漕头几次，到梁巷没有多少路。余姚居住的地方安排好之后，又为找工作糊口而奔忙，后来全家又迁到上海，解放之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又不好随便请假的，家里孩子还多，翠华日夜忙于街道里弄工作。一晃几十年，至今回忆起来成为不可弥补的憾事。 　　在余姚胡益平先生劝我为了长久之计，要我买幢合适的房子安家。北门的房子有一年的租期，本可以慢慢等机会，但我不能在乡间久留，要到上海去找工作，因此留心合适的房子。有好心的亲戚朋友劝我买几亩吃饭田，十亩二十亩收收租谷，作为常备粮食，这样吃饭问题就不用愁了。我想自己靠工资收入生活，要吃多少买多少，省掉搬运保管等许多麻烦，如果买了田地每年要去收租谷，还要雇人晒，那真是自讨苦吃了。我没有同意。其实这是农村里农民的传统思想，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房子要住的，必须要有，江南舅母给我介绍了一个卖房子的掮客，他领着我江南江北和鼓楼前看了三处，江南的房子太大，江北在河浜旁也不安全，鼓楼前是二层楼房，建筑质量很好，但是价太昂贵，三处都没有谈成。后来还是胡益平和“祥源南货店”介绍，江南落马园石板桥32号的房子。房主是漕家施定楷（堂舅父），房屋质量不算好，但价格不算贵，而且整个房子独门独户，四周有围墙，外面有一道墙，里面还有一道墙门，看来蛮紧凑谨慎。 　　 　　（石板桥新屋平面图略） 　　 　　 　　 那屋子大门在小河边，正对着小桥，进门东边小院落有3间小屋，依次是厕所、柴间、杂物间，再跨过一道门，进大院落，靠门就是厨房带有后间，中间的一大间是客堂，东西两边是房间，都带有后间，南边前面有个天井。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纸币在乡间也不被信任，除了商店早晚市价不同之外，其他债权债务买卖一切都习惯以粮食计价。我这点房子，双方谈妥为300担谷子，以当时谷价计算约600万元，合黄金十两左右。谈妥之后，写房契等手续，都由胡益平先生包办。到卖契签字时，他提出两个证人来，事前我一无所知，这是有意要轧一脚，我碍于胡益平的情面，只好赔上二份谢礼给中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过户手续都不清楚，后来果然找来不少麻烦。房屋契约双方签字后，言明在3月10日前分次付清房款，办手续那天大概在1947年的1月下旬，当时黄金市价已经涨到六十多万一两，第一次交了120万元，第二次第三次在上海交清。一月份金价狂涨，最后算下来，全部房价约合五六两黄金。 　　房屋移交时我人已在上海，一切全仗翠华辛苦了，从房屋打扫洗刷，到门窗地板等修缮，还要买木料木板隔房间，请木匠泥水匠做工修理，都由翠华一人安排打理。房子修好后全家又要从北门搬到南门，从北到南走走要半个多钟头。我们北门的房子租期一年，实际只住了4个月，就让给我后来山西裕华银行同事陆景春的母亲和弟妹居住，他们原来住在浒山的，当时浒山属于余姚县的一个镇。我们在漕头祠堂里也有一些零零碎碎不少东西，雇了船也运到城里来，这样我们全家老小7口人住在一起，新的家庭宣告成立了。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94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3/4/7 21: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