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还故乡 　　（1946—1947） 　　 　　哭父亲惨遭寇害 　　 　　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黑夜终于破晓，我的一些朋友和行里的同事都陆续走了，离开了重庆，我的心里不免充满焦虑。 　　 　　我本长江头，今住长江尾，天边故乡远，空望孤云高。 　　恋亲双别离，手足各东西，若问团叙日，驱逐倭寇时！ 　　 　　现在狼烟已尽，眼望许多有办法的人纷纷东下京沪，另就新职，我既无背景又无特技，不知哪一天能离开重庆。离家8年，家乡遭受敌寇蹂躏，亲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身在异乡常怀悬念。在外千般好总不如故乡亲，渴望回乡的思绪困扰着我的梦境，浓郁的乡思萦绕着我，多么希望回家看一看父母弟妹，看一看亲戚好友。但路途遥远，全家大小5口，谈何容易。回家的盘缠费用，回家后的工作着落，今后又怎么办，这些问题经常在我思想上苦恼着。 　　1946年初，我怀着期待的心情相继发出了去上海和余姚老家的信，想探明家乡和朋友的情况。但是我不知上海的朋友张慕良、章文炳在哪里，更不知家乡父母的地址变迁。于是我一封信寄到曹家渡“秦协源肉店”请他们查转张慕良处，因为张和“秦协源”是老关系，他们一定能找到张慕良；一封信发曹家渡“增裕新”查转章文炳，若章不在“增裕新”，店里也一定知道章的去处。很高兴两封信寄出之后都得到了回音，更高心的是，张慕良、章文炳都住在上海徐家汇华山路，是隔壁邻居。 　　余姚方面我写了好几封信，一封给翠华父亲，知道了家中的情况，同时找到了翠华的姐夫张成铨在上海新建路的地址。另两封一封给施家漕头舅父家里，一封给梅山殿的胡益平。我不直接写给父母是因为不知道家里到底是住在汤家闸还是住在祠堂里，我离开家时是住在汤家闸，但祠堂里也住着，没有完全搬出来。回信来了，一封是胡益平写来的，一封是舅父写来的，胡益平的信详细写到了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的经过，舅父的来信也证实了我父亲已经遇害！ 　　 1945年8月14日，日军投降后，到9月中旬还驻扎在余姚，还经常从据点派出小股鬼子到乡村骚扰。大约在9月19日的早晨，我父亲出门，有鬼子3人在河对岸喊着要过河，叫人铺跳板，这时有几个米贩子也在河对岸喊着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没有理睬他们就进屋来了。鬼子就叫了一个米贩泅水过河，铺上跳板给鬼子过来了。原来河西是有桥的，日本鬼子来了后，人们把桥拆了，改铺跳板，白天铺上夜里就拆了。鬼子过河后找到我父亲就打，打得父亲口吐鲜血遍体鳞伤，看到我父亲没气了，鬼子就跑了。胡益平先生闻讯赶到祠堂，我父亲已经遇害。 　　 接到父亲遇害的来信，我哀痛万分，翠华也哭了起来，孩子见到妈妈爸爸伤心落泪，也都哭了起来。那时小园正满周岁，开始有点懂事，她看到姐姐哥哥都在哭。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曾和翠华商量过，等日本鬼子投降在余姚弄点小房子，使双亲在和平环境下欢度晚年。不想8年苦出头，回家指日可待，天伦之乐有望，不料却遭此横祸。我写信给胡益平，希望能帮助向乡公所申请代查驻当地日军番号，以及这天日军出勤人员的姓名，以便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因为8月14号日军已经投降，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父亲之死纯属被行凶谋害，应负法律上的刑事杀人罪。但去信后也杳无音信。 　　 是时我在泰和结识的浙江大学教授陈训慈先生（即陈布雷胞弟）正在重庆，我特往访求援，但毕竟一介书生，他也只作口头同情，不得结果。不久沈鸿烈（1882－1969，字成章，湖北天门人，1911年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后加入国民政府海军，先后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海军局科员，黑吉江防舰队参谋、参谋长，参与创建东北海军，官至东北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1930年任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1931年后任青岛市代理市长、市长。1937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1941年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5年后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49年后去台湾。）发表为浙江省主席，我重庆同事王德懋的朋友和沈鸿烈关系密切，被派往宁波行政专员公署任专员，专员公署即驻余姚办公，我又想通过他解决父亲冤死问题。不料当时的各级政府官员正忙于“劫收”，而宁波公署驻余姚办公，也正是为了对付四明山的“三五支队”下山“抢地盘”，老百姓的事体自然没有心思也不肯认真去办。不久鬼子都回国了，我则羁留重庆，一筹莫展，徒自悲伤而已。因作哭父亲词以悼念： 　　 　　 哀我父亲，出身微寒，家境贫穷，生计维艰。幼小看牧，受使于人，少长学艺，随师度饥。 　　 既长为仆，长年累老，胼手砥足，所得锱铢。我母施氏，七岁来归，生我之后，长年侍佣。 　　 我稍长大，进学读书，耳提面命，祈望殷切。十二学毕，送我为徒，临行谆谆，意恐无成。 　　 时乖命蹇，一波三折，回家无颜，我心有愧。慈爱如父，和颜劝慰，三年满师，始得归省。 　　 不忘父训，读书奋进，跳出火坑，远赴赣江。慈父欣慰，奔走谋定，为我婚姻，呕心劳神。 　　 强虏入侵，家乡沦异，八年苦难，罄竹难书。日寇投降，团叙有望，不料顽敌，逞凶施暴。 　　 哀我父亲，横遭杀害，噩耗传来，哀痛欲绝。血海深仇，悲愤填膺。 　　 哀我父亲，为人诚厚，安分守己，乐于助人。一生辛劳，清苦自持。 　　 为人子者，远离家乡，久疏定省，黑暗破晓，侍亲在望。 　　 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呜呼，痛哉！ 　　 　　父亲和我相依12年，14岁我离家谋生，两次都是父亲送我至观海卫和上海去学徒，希望我将来光耀门楣，望我成器，出人头地。苦熬8年，日本鬼子投降，日夜盼望的儿子眼看要回来，不料满腔希望竟成泡影。现在来写回忆，思念及此，我深感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没有尽人子之责。尤其解放后，连祖坟都没有去凭吊一番。 　　 　　送妻儿先行返乡 　　 　　家乡来信中还诉叙父亲被害后，母亲多病，弟妹幼小，家中生活来源无着。这一切更使我返家之情迫切。我和翠华商量，全家5口若要一起走不容易，只有想法子分开走。我因工作一时不能离开，想来想去要先搞两张船票，由翠华带着孩子先走，只要到了上海轮船码头有人接就好了。我于是拜托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的小孙（裕民银行长沙分行的同事）帮忙，我曾经帮过他一些忙，他们学校人多东西多，顺道搭两个人总不会有问题吧。我也没有奢望飞机票，既限制行李，又是直飞南京要“接受”的人员先上。我和小孙商量之后，他很是帮忙，把我的家属小孩都报在他们财务科的家属名单中。他说他们科长也已同意，校方只要部门领导同意就可。过了中秋，小孙来告诉我，已经将名单报上去了，9月里就可以轮到翠华和孩子们，要我作好准备。 　　我立刻写信给上海的张慕良商量，此时翠华的姐夫也来信告知，他那里离火车站和轮船码头都很近，只要确定火车班次和船期，他可到车站码头去接。9月，小孙送来两张到南京的飞机票，每张机票官价只不过几十元。当时复员的飞机只到南京，行李是不能多带的。我们南京没有熟人，怎么办呢，翠华带着3个孩子，起码还有两只箱子，没人接是不行的。我于是马上写航空信给翠华的姐夫，请他到南京去接，告诉他翠华带着3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还有一个3岁，一看就可以相认。 　　翠华走的一天，天气还很热，但翠华和孩子们穿了许多衣服把棉衣都穿上了，两只皮箱也装得满满的，我送翠华和3个孩子到珊瑚坝飞机场。珊瑚坝是长江中的一个沙坝，是一个一般飞机降落的机场，以前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每天可以看到飞机降落起飞，但是看不到机场。到了机场，人和东西都要过磅，蛟儿兔儿先过磅，翠华抱着小园过磅，每张票可带20公斤，3只箱子也顺利通过了。手续办完旅客登上飞机，我们送的人就在飞机旁边，我看着飞机3个引擎都发动起来，后屁股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来，机身慢慢地沿着跑道滑行，轮子离开了地面顺着长江升高飞去。翠华和孩子们走了，剩我一个人就不用担心了，总有办法走的。 　　 坐飞机这件事还要多啰嗦几句，在文化大革命中，单位的造反派陷害我，坐飞机也是我的罪证之一。当时造反派污蔑我参加特务组织，说有人证有物证。我知道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哪来的什么物证人证呢？我当时抱着对党忠诚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把我和小孙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及小孙帮忙的详细情况作了说明，希望组织查清我的问题，还我清白。不料造反派如获至宝，说解放前啥人可以坐飞机，他家属都可以坐飞机，那肯定不是小特务，还是一个大特务！于是广为宣传，消息还传到了我住的街道里弄里，使我一家都受到极大的压力。 　　翠华一到南京就给我写了信，一切顺利。原来翠华的姐夫张成铨接到我的信后，从上海赶到南京，翠华一下飞机就接到了。虽然彼此都不认识，但一个青年妇女带着3个孩子，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最好的标志了。翠华的姐夫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旅馆，一下飞机领了行李就叫车到旅馆去休息了，真是安排得最好也没有了。在南京翠华他们还逛了马路游览了中山陵，次日就乘京沪车到上海，住在虹口新建路张成铨的家里。兔儿蛟儿也写信给我，说是姨爹到十六铺背了一大捆香蕉，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在重庆买不到的，出生以来还没有吃过呢。翠华到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去看了杨子厚先生和杨太太，第二天又到徐家汇华山路去看了我的老朋友章文炳和张慕良，都是她姐夫张成铨陪伴作为向导。在上海住了几天之后，由张成铨送翠华和3个孩子他们回到余姚，在施家漕头家里见到了我母亲和我的弟妹。第二天又去马渚祝家看望自己的老父和她的哥哥侄子。8年啊，多长的岁月啊！8年前翠华跟我去江西，8年后翠华带着3个孩子回家，跑了中国一大片地方，要是我父亲还在该多高兴啊！ 　　翠华又来信：“自父亲被害后，母亲日夜悲伤，身患重病，盼子心切，望即作归计，以慰慈亲悬念”。这是我和翠华事先商量好的，因为8年了，我确实急于回家，加以父亲被害，但工作羁绊不能如愿，有了这封信我好向新来的主任请假。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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