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暗账与明账 　　 　　我们银行开业后，主要办理江西方面的汇款，业务发展的还不错。我们收入汇兑资金都在中央银行，利率按周息四厘计算，于是我们也学着其他省行的办法，把较多的资金存在其他行庄，我们开一张中央银行的支票，交给存放的行庄，他们就开一张金额相同的存单。重庆银行的习惯，以一个比期（一种债权债务结算日期）为限（15天），到期换存单再转，利率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100万元15天就是1万元利息。这是明的公开的行情，可以公诸于账面的，另外还有暗息，随着市场银根松紧而上下浮动，实际要求资金的行庄出加倍的利息取得资金。不过这种放款危险性较大，我们求稳妥计，一般放给殷实的行庄，而暗息或加百分之一计算，15天比期另加5000元的利息。这种利息不开单子，另送现钞计算的。因此我们把这一部分利息收入另外立账处理，这叫暗账。据说重庆的行庄每家有几套暗账，专门对付财政部钱币司来查账的。我们行的暗账暗息收入逐笔到账，余额积存有400万元，经杨子厚主任决定，拿这400万资金向中国银行购买了200两黄金。我想为了使总行了解就在明账中先列暂收，再作暂付账务处理。后来根据总行指示，行里还两次买进400两一块的金砖，资金付总行账的，财政部这就无法可查。其实这种账在总行往来里很好查，但不算违法。 后来财政部钱币司派人来查账，看到这些暂收暂付，我就老实告诉了他，于是他要看暗账，不料他拿到暗账就不肯还了。 　　实际这200两黄金是公开的，也是不大的数字，但查账的人很想从中敲敲竹杠，捞点外快。当时的钱币司司长是戴铭礼（1901—1991，字立庵，浙江衢县城关人。1921年进上海公学商科，大学毕业后，任汉口银行公会秘书兼银行杂志主编。1926年任财政部赋税司荐任科员，1935年升司长。1948年5月转任上海银行总经理。1949年5月去香港。回国后1955年在上海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工作，986年担任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也是孔祥熙的人，和杨子厚先生也很熟，都是孔老先生一条门路的，况且这200两黄金是省行的，也不是什么私人老板所有，就是秉公处理也不至于惩处。杨先生也送了一些衣料之类的东西，暗账也就拿回来了。 　　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件事给总行董事会知道了，江西省政府打电报给中央设计局，于是熊式辉派人查重庆行的账。来人是茂华银行的一位仁兄，那位仁兄有点神气活现，特派大员的脾气，态度傲慢，认为重庆行买黄金有暗账问题一定很多。稽查结果，暗账俱在，明账处理完全正确，对总行并无隐瞒，通过查账证明重庆行光明磊落，还增加了杨子厚的声望地位。先前杨子厚先生怪我不应以暗账资金买黄金而通过明账处理。经董事会查稽后，更证明列入明账以示对上级没有隐瞒，是完全对的。 　　当时的重庆，不仅银钱业有暗账，商店、工矿企业都有暗账。因为老老实实那就要亏本关门。江西源源长银行外面挂着一块坐庄的招牌，其实买卖黑市外汇、黑市金银，收存款搞拆放，都是通过暗账经营，坐获盈利。他们迁到大梁子后，外面开了一家瓷器店，内部就是地下钱庄。我们银行职员如果按照当时重庆的生活水平，老老实实拿着一点干薪，特别像我带着家属小孩恐怕饭都吃不饱。 　　这一点杨子厚先生不像我在泰和分行的经理包旭初，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他人疾苦，大家只能凭自己头子各显神通。杨子厚先生自奉俭约和同事们共甘苦，他很关心大家的生活，想方设法给大家一些生活的补助。银行从拆放的黑市利息收入中，提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同事们的伙食津贴，这样一来，大家饭能吃饱了，就解决了最大的后顾之忧。我们存放同行的拆息除一部分入正式暗账，在伙食津贴之外，还有积余，年终就作为大家的补贴。虽然数量有限，但大家苦乐与共，工作也就心情舒畅。 　　我们存在中央银行的资金越积越多，就要想办法调回总行，但是中央银行在江西的资金不多，有时重庆派飞机送一批去，才能汇一次过去，汇一次总是上千万元，不收汇水（办理业务汇款时，按汇款金额所收的手续费），这完全是凭杨子厚的私人关系。所以有一次我们行在胜利大厦宴请中央银行业务局的负责人和各组组长，吃了一次西餐，我们行的资金一般都是比较顺利就能经常划调总行，此外还有一部分资金代总行买进黄金，寄存在中国银行的保险箱里。 　　 　　银行内盗和黄金储蓄 　　 　　我在重庆工作期间，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克尽职责，努力工作。自己一贯谨慎小心，但是也有疏漏的时候，在建行初期没有考虑银行库房的设备安置，因此银行重要的印章一直没有进库，出纳的一只银箱就放在营业间，因此就出过一次失职的案子。 　　我们银行里有一位姓廖的工友，专门跑中央银行解票子、领现款等工作，在行里主要服伺杨主任的，他是杨主任自己带过来的。平时看他很老实，不声不响，大家都很信任他。一次中央银行的支票用完了，我把领支票的条子盖上印章，叫他去领空白支票，哪知他领来时偷偷撕下了一张，我也没有去点空白支票的张数。那姓廖的自己开了一张贰佰万元的支票，偷盖了杨子厚签字章和名章，到中央银行领走了200万元现钞。当时谁也没有发觉。那姓廖的随即同其他工友闹待遇，说是工资太低要增加，声言不加就不做了。他就这样带着铺盖走了，总务也没问为什么要带着铺盖走。杨先生听说他要走，也就算了。过了几天我和中央银行对账，才发现少了200万元，经过逐步勾对，有一张贰佰万元支票不是我开的，查笔迹是姓廖的字，于是马上报告警察局，一面向总行报告。警察局派来了两个刑侦人员，查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查出一点结果。姓廖的是谁介绍进来的，平时有哪些朋友，都稀里糊涂，只知道是川北某县的人，如果要追下去，势必派人到廖某的原籍去，如果是警察局办案人员去，则一切费用开支都由银行负担，而且很有可能警察敲竹杠、开花账，案子能否解决还是未知数。熟悉内幕的人说200万元的案子太小了（当时20万元一两金子），这样一来这个案子追不下去了。 　　这时抗战已经胜利，不久杨先生也辞去了银行办事处主任的职务，随中央银行复员去上海，这个案子不了了之。总行除了通报之外，也没有深究。因为支票盖了杨先生的签字章和私章，杨先生是有责任的，按规定签字不能用图章，用了图章等于没有签字。但是一些银行的经理主任为了省事，还是用图章代替签字。杨走后，我认得的重庆法院的一位朋友和他商量，他说由法院承办可以追缉，但时间就说不定了。为此我也就没有再找麻烦提出办理诉讼手续。总之便宜了这个盗贼，让他发了一笔横财。 　　对于发展省级汇兑业务，往往受时局变化影响，因战事多变而影响交通邮路，有线电报也时常会中断。江西裕民银行总行曾有在重庆设立电台的设想，而且负责电台工作的人员也已经从江西到了重庆，由于无线电台设备须在重庆申请购置，不料相关部门控制很严，不同意设立电台，因此机器设备没有着落。于是这位仁兄在重庆游荡了一年，工资照领。杨先生也不管他，直到抗战胜利后，此兄才“凯旋而归”。 　　 　　我一家住在行里不出房租，不付水电费，吃饭由银行里供给，家属小孩也都吃在一起，支付很少的伙食费，后杨子厚先生就不要大家出了。这对我来说占着不少便宜，有时为了孩子吃得合口味一点，也自己添一点菜。 　　我每月底薪120元，照重庆的米贴发给每月可拿一万多元。当时中央银行吸收黄金储蓄，每两2万元，六个月期，期满付给黄金一两。我就把每月的工资存储黄金，翠华在泰和靠着养猪积蓄买的戒子和镯头等现货卖给银楼里，每两约三万多元，再去存黄金储蓄，这样拼拼凑凑在1944年存到黄金10两.满以为到期可以领10两黄金，谁知存期快到了，市面上关于黄金储蓄的谣言纷纷，有说到期不付黄金，按市价付现钞，有说付黄金，不过按市场价打折……谣言一多，黑市上黄金就上涨。国民党真是“刮民党”，千方百计搜刮人民的血汗钱，黄金储蓄到期报上公布：黄金储蓄每两以6折发给，还死要面子说这是为了维护政府信誉，取信于民。到期6折发给，等于我的薪金打了6折，翠华二两多首饰卖掉存了6个月还是二两多，还比原来少了一点。蒋介石失信于民到了明目张胆抢劫的地步。 　　后来黄金储蓄不办了，另外办理登记买期货，就是先付款定期取货。我们行里几个同事大家凑钱买期货，每月工资所得就托李维琛到市场上买进美钞，10元20元都可以，这比黄金灵活得多，用这样的办法保持币值。 　　行里也有受朋友委托代办拆放的。重庆有许多国民党的政府机关，他们财务人员都经手大量的的钱财，这些公款照规定要存在银行里，只有一般存款利率。于是他们就找熟人放拆息的办法，或转存私营行庄和地下钱庄，所得的利息远远超过一般存息。这种变相的贪污行为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机关里是很普遍的。撤退到重庆的原来长沙行的小孙，他找亲戚介绍到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财务科做财务，他们手上有大量的经费，小孙托我给他们存放到私营行庄里，就是一个例子。 　　 　　重庆生活点滴 　　 　　我在重庆除了工作之外，业余时间比较多，每天三种报纸是必看的，就是《大公报》《新华日报》和《新民报》包括《新民晚报》，为了要知道金融市场情况还订了一份《商务日报》。《新华日报》除了揭露蒋介石的假民主、假抗日，搞摩擦、打内战之外，还有报道解放区抗日消息和英雄的事迹，也有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大公报》主要看看它的长篇通讯和报告文学，这些记者都是很有名的，如范长江、秋江，后来有子冈、徐盈、萧乾、杨潮等；每天的《小公园》，每周的《文艺战线》都是超越了大公报老板禁锢之外的文章。我最要看的首推《新民报》和晚刊了。当时马凡陀（袁水拍，可惜文革中失去了骨气）山歌真是辛辣刺激。其他进步杂志很少看了，我思想上还有“防一脚”的准备，以免发生意外。 　　当时文化界的许多名人都集中在重庆，当时的重庆话剧演出很多，很有生气。我看了不少话剧，有郭沫若写的一些历史剧，如《棠棣之花》《孔雀胆》等。我看得满意的有《万世师表》《清明前后》，特别是《清明前后》，据说演出时为了剧场问题，当局百般刁难，设置障碍。我电影看得最多，但多是美国的“大腿电影”，虽五彩绚丽，香艳无比，但看过之后并无所获，像喝白开水。还是《泰山》一类看得趣味很浓。 　　我还去看过一次川剧，一面锣特别大，比米筛还大，敲起来发出“哐哐”之音。演员台上唱一句，后面乐队就帮腔拖着唱，这是高腔戏，只是我看过之后没有留下一点印象，也不知是什么戏名。解放后在上海看过的川剧，如《秋江》《评雪辨踪》，很觉清新，有浓厚的诗情画意。 　　此外我还看过一次歌舞剧《唐明皇与杨贵妃》，我和翠华同去还带着两个孩子。爬上大梁子青年会的高坡，在下坡和五四路之间，那里有一个小戏院，外面挂满了大牌子，什么“特邀名角”“重金聘请”之类。《唐明皇与杨贵妃》是古装歌舞剧，票价很便宜，我们买了楼上的座位。那戏院位子狭小，但人倒坐得满满的，整个戏院秩序很乱，声音嘈杂。当演到皇帝老倌坐在上面，杨贵妃率领一班歌女扭腰摆姿，卖弄风骚，一个个斜倾在台上转，一边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台下一班轻浮色情狂一阵叫好“要得！要得！”并且乱抛果物，闹成一片，后座的都站起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兔兔蛟蛟先吓了，于是我们急忙离开戏院，到了外面深深地吸一口凉风。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到这种戏院去自寻麻烦了。 　　重庆有许多名胜古迹，特别是南温泉、北温泉最为著名。1944年的夏天，我和一些同事朋友到南温泉去了一次。南温泉在长江南岸，去的时候没有印象了，既是温泉，就希望在温泉洗个澡，消除凡尘俗气，享受一下温暖润肤之水，过洁净舒适的生活。其实不然，我们去时正是星期天，人特别多，一到就忙着找旅馆，怕迟了没有住宿的地方，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房间，只有临时的地铺。所谓的温泉就是混堂浴室，只是温不见泉，加上夏天还热的时候，没有风，闷了一晚上。大家对此行大失所望，想到街上买个西瓜解渴，又买不到，真是懊恼万分。据熟悉南温泉的人介绍，温泉在花滩溪畔，泉水含硫磺质，出自禹山，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花滩溪诸名胜，当时没有游览图，无法按图索骥，我们只是沿街市口前行，街市房屋尽处两边是山丘，中间一条小溪，这大概就是花滩溪了，建文峰就在溪边，溪穷已至虎啸口，只见两山对峙，虎啸口的溪水直泻而下。出虎啸口，登上高处，豁然开朗，只见阡陌纵横，农田村舍另有一番景象。我看这倒是一个好地方，但游人寥寥，盖人如蝇喜集于市追逐微利也。 　　次晨我们要赶回去工作，在晨光微熹之际即乘车回城。到了行里大家已是满头大汗，急于洗涤吃早饭，王德懋就叫工友小杨打水，不料言语之间两人顶撞起来，王德懋大发雷霆。事后行里要开除小杨，征询我的意见，我也觉得小杨太骄妄了，附和开除。结果小杨走了，由李维琛介绍他进中央信托局工作。此事对小杨并无损失，却给杨夫人带来许多不便。因为杨太太的许多事情都由小杨操劳服侍的，如洗衣服等，因此杨太太很不开心，杨先生又不好说什么，所以王德懋大发雷霆也可能有言外之意。小杨的态度是有些傲慢，但开除也大可不必，如果没有李维琛介绍还势必影响他的个人生活。在我来说，这件事也缺乏慎重考虑，随便附和表态，说明自己涵养功夫之差也。 　　1945年的初夏，正是重庆最好的季节，史世民先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吉普车，自己驾驶着去北温泉一游，同去的有杨熙逢、王德懋，还有两个不知谁的女友，我把蛟儿也带了去。北温泉在北碚附近，嘉陵江温塘峡西岸，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泉水自缙云山麓涌出流入嘉陵江。吉普车沿着嘉陵江而行进入风景区，山谷幽深，江水清澈，景色极佳。到了温泉买票进去，泉池很大，可以游泳。我不会游水，只好带着蛟儿在池边玩水，池中不断有泉水涌出，池子虽大而游人不多，大概里市区太远之故。与南温泉相比，胜多亦！由温泉出来到北泉公园，在那里我坐在石头上，蛟儿摘了一束野花捧在手里，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不知在谁的手里。北碚是个小市镇，但经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的经营，变成“试验区”，抗战时，学校机关迁入，又成了“文化区”。我们在北碚吃过午饭还去看了老虎等动物。在我的印象中北温泉整洁幽静，不虚此行。 　　有一次李维琛请大家去他家里作客，他家在嘉陵江北长江唐家沱下游，到朝天门坐小火轮顺水约一小时可达。李维琛兄弟二人，其弟弟考取海军后赴美国受训，家里只有叔父，在那里一个小镇上租了房子。我们去了不少人，在他们家吃了中饭，饭后以大烟敬客，叫大家吸几口。于是有的人去吞云吐雾，有些人搓麻将，我和几个青年在附近小石子街走了一圈。李维琛的叔父做瓷器生意，有几个亲戚帮着照顾，他的叔父已上了年纪，又没有子女，看来李维琛要继承下来。抗战胜利后，李维琛就辞去银行的工作，回江西做生意去了。 　　我们在重庆和泰和一样，保持朴素的生活，不乱花钱，不随便添置衣服，甚至连孩子都很少买零食给他们吃。每星期买一斤普通的饼干放在家里，肚子饿了充充饥，兔兔和蛟蛟都听话，从不向爸爸妈妈要吃这要吃那，要吃的都是我们主动买的。行里面也只有我有孩子，因此也不担心小孩受什么影响。 　　到了重庆兔儿就在大梁子青年会小学读书，同学中她是最小的，叫名才6岁。从打铁街到青年会要上坡，她自己来自己去。有一次过了放学时间，没见兔兔回来，她妈妈担心着急，怕给骗子骗去了，行里同事也着急，准备打锣去找。不一会儿她自己回来了，说是在同学家里玩。这下被她妈妈狠狠地教育了一顿，要她今后一放学就要回家。同学中有广东人说广东话，放学回家兔兔就对妈妈说，她会说广东话了，果然说得很好。后来换了学校就忘了。蛟儿也很听妈妈的话，住在楼上不吵不响，从不影响行里同事的工作。 　　只有一次，他们姐弟二人跑到我家对面王德懋住的房间，乱翻抽斗里的东西，虽然没有拿什么，但也把翠华气得发抖，告诉我时我也火了，拿了一根棒头狠狠地打他们姐弟两人。兔兔讨饶，下次不做了，也就算了。可是蛟儿对抗，他夺过打他的竹棒，丢在阳台外的屋顶上，还在那里生着气。蛟儿很倔强，一发脾气连妈妈的话也不听。 　　在重庆我们唯一的的消遣就是逛马路。吃过晚饭到外面走走。我们的路线从打铁街下坡，到民族路精神堡垒，折向五四路到大梁子青年会，下坡回到打铁街。这样两段路都有下坡，不吃力。但是蛟儿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一定要从大梁子上坡向青年会走，我们下坡他要上坡，不依他，就一人走了，非把他拉回来不可。我们隔壁有家玻璃店，是四川人开的，蛟蛟就常常溜出去坐在人家店里，和人家讲四川话，学得一口四川口音。端午节玻璃店里的伙计带着蛟蛟到朝天门看长江上划龙舟竞赛，到了吃午饭也不见回来，他妈妈到处找他，到隔壁一问才知道他看龙舟去了。还有一次我和杨子厚先生到上清寺化龙桥去，他也要去，我不准，他大哭起来追着我们的汽车，杨先生叫汽车停下，带他上车。车到上清寺，人行道上树很多，他在汽车里大叫“树跑了！树跑了！” 　　兔儿聪明伶俐。唱歌跳舞一教就会，很受大家喜爱，这一点蛟儿不及他姐姐。一些同事和朋友结婚，就叫他俩参加婚礼做小傧相，做了好几次。 　　记得兔兔还在阳台上拍过一张相，手扶藤椅，背景是长江南岸黄角桠。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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