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馨之死 　　 　　1944年夏秋之间，江西来了一位总行的监察委员胡德馨先生，来重庆治病。他是刘尔亨的丈夫，虽然带着总行的正式信件，但由于我和刘尔亨在泰和的同事关系，既来重庆，不得不尽地主之谊，给予照顾，尤其是他身体有病，来重庆中央医院治疗，更应该尽同事帮助之职。胡君患的是食道癌，吃东西已经有些不方便，而且影响到声带，说话都带有沙沙之音。在江西没有医院有治疗此病的设备和药物，所以跑到重庆来，他就临时住在银行里。当时对这种癌症还很少听到，虽说不传染，但大家同桌吃饭，在办公室进出，总感不方便。他到中央医院去看了几次，只能一般性地治疗，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医生也无能为力。他找了沈克非（1898年—1972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余大学医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1943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中山医院院长）医师也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医院介绍他去印度孟买专治癌症的镭锭医院，每天用镭锭照在患处，把癌细胞烧死，才有治愈希望。 　　于是胡君积极想办法搞护照。他有江西省政府和江西省党部的介绍信，护照很快就批准了，有了护照我就为他去申请外汇，去欧亚航空公司联系飞机票。外汇批准了5000卢比，折合法币（官价）没有花多少钱。外汇拿到后又去办理飞机登记，我帮他拿到飞机票送他上了飞机去印度就医。飞机只到加尔各答，塔塔肿瘤医院在孟买，所以到了加尔各答还要坐火车。胡德馨先生在孟买医院里治疗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说是这个病镭锭治疗也只能到此为止，再无别的治疗方法。实际上这个病无法医治，只好任其发展，医院知道医治无望，所以要他回国疗养。胡君以为经过镭锭治疗之后，有痊愈希望，回到重庆后想住在银行里继续去中央医院看病。杨子厚先生看到他病的情况，住在银行里起居饮食都有所不便，于是给他在外面旅馆长租了一间客房住下。 　　胡德馨在印度一个多月，医疗费伙食费只花去一千多卢比，回来时还带了不少进口货，如服装、毛料、日用品等，还有不少积余，如换成法币，远远超过出国时申请外汇所用的钱好几倍。印度跑了一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反而赚了不少外汇。这种事只有在国民党统治下才会出现的奇怪现象。所以那时去国外申请到外汇，回来就可以大大地捞一票。 　　胡住在旅馆里，我每天早晚二次去看他，给他代办需要的东西，一日三餐有银行的工友送去，有时要吃点营养菜如鸡之类，也有厨房大师傅烧好后送去。后来看看病情没有好转，胡君又无回赣之意，他自己也可能认为回赣那里的医药条件更差，于是行里为他请了一个人服侍他。后来胡君的病更重了，而去中央医院要挤公共汽车，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于是请私人中西医到旅馆来。只是病情日趋严重，后来时常发喘，喘得时候额头上冒汗，就请医生过来打一针，实际打的是吗啡针，这样可以好上几天。后来喘得次数越来越频繁，由隔天打一次变成天天要打，简直以打吗啡针度日子了。 　　胡君有两个知心朋友，称兄道弟，是患难之交。一个姓钱在中央设计局任秘书，一位姓陈在全国公路总局龚学遂（1895年—1968年，江西省金溪县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山学科毕业，1929年任南浔铁路管理局局长，1930年后历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南昌市政主任委员、南昌市市长。1938年后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大连市市长、青岛市市长等职。1949年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等）那里任秘书，开始还天天来看望，到胡君病重时隔几天才来一次，坐一歇就走了。到最后几天一天要打几针吗啡，胡德馨也知道自己不行了，要我打电话找钱陈二人过来，他把自己重要物品和多余的卢比委托我代管，经过钱、陈二人会同清点，一一开列清单，由胡德馨和两位知友当面签字，说明卢比变卖后把钱交给家属。胡德馨终于无法挽救与世长辞。生这种病神智很清爽，胡君亦然。 　　我当即与胡德馨生前两位知友办理后事，在朝天门临时搭了一个芦棚，停尸成殓。棺木买得很好，凡是能殉葬的东西都给他带去了，雇了当地人把灵柩运过长江，葬在朝天门南岸山峦之中，而家属远在江西无法亲自殓葬。若胡君从印度回来，即设法返回江西，则家人还可团聚见面，死后也不至于葬身异乡。而我则抱憾没有把胡君安葬之地的地名墓茔记下来，交给在江西的家属。以致抗战胜利后，墓地无法找寻。 　　最后还要谈谈那位钱秘书，几次觊觎我所保管的卢比，他几次要买，问他价钱，却低于市场一般价格甚远，我说太便宜了吧！他只得说那你可以卖到好价钱你就卖掉吧。于是我就照他说的，以较高的价格卖掉了，他可没有得到好处。后来这些代保管之物，我统交给了刘尔亨之妹刘尔泰。 　　 　　悼念韬奋大会 　　 　　邹韬奋先生在1944年7月因患脑癌在上海去世，当时上海处于孤岛与外界隔绝，所以重庆得到消息已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10月间，在重庆“银社”举行了重庆各界追悼韬奋先生逝世吊唁大会，我也去参加了。整个银社大礼堂坐得满满的，后来的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大会由沈钧儒老先生主持致辞，说了韬奋逝世的经过，同时还宣布最近得到的消息，杜重远先生在新疆被盛世才暗害致死。沈老先生一面致辞一面揩泪，许多人抽泣悲啼，全场一片悲戚气氛，我的心头像有着一块铅重重地压着，压得透不过起来。宋庆龄女士来得较迟，由二人搀扶着，一位是史良女士，另一位不知是谁。宋女士一进门就哭泣着。 　　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都是在我成长过程受到极大影响的导师，他们的文章和行动一直给我鼓励和鞭策，指示我认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革命队伍，但我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虽然我在银行工作，但始终没有迷失，始终不和国民党站在一边，我明白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不应该走什么道路。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以他们崇高的品德始终是我们青年的导师。 　　在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在大会发言记得有黄任老、林伯渠、郭沫若，好像还有邵力子，其他许多人记不得了。郭沫若从北涪赶来，他朗诵了一首诗，题目是《向法西斯开炮》；左舜生发言则讲他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一次与韬奋见面的情况。邵力子好像对韬奋离开重庆出走香港，没有尽挽回之责感到内疚。追悼会上挂满了挽联和悼词，但要遵守大会秩序，没有能细看和摘录。 　　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为了为了救国救亡，为了政治民主，为了文化事业言论出版自由，奋斗不息，哪怕恐吓、流亡、坐监，也绝不屈服于强暴，绝不改变主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其精神将长留人间！沈钧儒先生曾住重庆学田湾“良庄”，韬奋先生曾住学田湾“衡舍”，沈钧儒先生有诗怀念韬奋： 　　薄雾未明际，行矣竟奈何，三年牛挤乳，一夕海扬波。 　　到处逢魑魅，良医效缓和，从今衡舍路，默默怕经过。 　　 　　没有希望的国民政府 　　 　　就在1944年的重庆，还刮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风潮，国民党组织各大学的三青团学生在民族路上举行大游行，沿着民生路民权路行进。我们行里也有人回来宣扬。行里一些人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我也不清楚，所以我十分小心，说话也十分谨慎，而且当时重庆不但政治氛围复杂，社会帮会势力也根深蒂固。我不得不谨慎从事。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抗战形势也有些紧张，夏天日寇占领衡阳，迫近桂林，11月敌军接连攻占桂林和柳州等重要城市，12月初日军打到贵州独山，国民党军大溃退，震撼了贵阳和重庆。当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大家都准备逃难，但又不知往哪里逃。有些人说可以去成都，其实重庆要守不住，成都更是守不住。河南溃退时，人们都议论纷纷，要求枪毙汤恩伯、胡宗南，如今陈诚、薛岳在贵州又是如此！据说敌军到独山只有几十个人，却使万余大兵丧魂落魄溃不成军。国民参政会要求惩办罪魁祸首，会上争吵很激烈。但议来议去没有一个下台的！ 　　我们裕民银行长沙、衡阳分行的同事，一步一步向后撤退，最后到了重庆，总行的邵副经理带着家眷也来了，他自己有一辆车，人多，就在外面租了房子，作为撤退行处通讯处，办理清理工作。衡阳行（长沙）的同事除了几个清理人员办理撤退行的清理工作外，其余同事在重庆有亲戚朋友，都自己想办法找工作。听他们说起黔桂路逃难的惨剧，简直使人难以相信，但事实又令人悲愤不已。沿途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一样抢着逃命，爬火车，抢东西，还把百姓推下火车。火车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过隧道时，不少车顶上的人惨遭挤压而死，做中国人何其不幸！ 　　从黔桂线逃难来到重庆的有一位汪大镇，带着一个女的叫刘桂兰，他们到银行来找我。我虽然知道他，他是总行的练习生，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他有两个哥哥，一个是总行秘书室的视察，一个在江西泰和县政府会计室任会计员，我与这两个人有过一面之缘，特别是和他的二哥汪大峰在泰和有过交往。因为说起来是熟人，又是逃难而来，不得不招呼他。我们要吃饭了，他坐着不走，我只好请他吃饭。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上我这里来，日子一长真使我为难，好在杨先生看着从不说什么。有时到了夜里也赖着不走，告诉他没有地方睡，他就老着面皮说要在地板上睡。有几次还带着那女的一起睡。弄得我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睡在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地板上。后来汪大镇到教育局工作，女的也在朝天门小学里教书，两人还结了婚。学校里放寒假了，别的教师都回家了，那女的一个人住在学校里，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不正常。刘桂兰有个姐夫在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教书，她姐姐在家不工作，对她也不关心，她就赖在我们家里。翠华有时看她可怜，就留她吃饭，听到她在学校断炊，就到厨房里把刚蒸好的热馒头一包一包给她送去。所以刘桂兰见到翠华，总是流着泪说比亲姐姐还亲。抗战胜利后他们两人回江西去了，从此没有音讯。 　　山城重庆的地表是巨大的岩石，我们打铁街地下是从岩石中凿出的防空洞，向东通向朝天门，向西通大梁子青年会。据老重庆说，这个地下隧道四通八达。除这样的大防空洞之外，重庆还有很多各家自己开凿的小防空洞，像我们银行就在办事处前面两层楼的下面开凿了一个防空洞。我到重庆以后，有过几次空袭警报，但是大家都不躲，只有紧急警报才躲起来。我和同事们在一起，翠华带着孩子就到打铁街地下的大隧道去，躲避的人们手里都拿着包袱，大概带着值钱的东西。打铁街下面的大防空洞很长，两边有石凳，有电灯。躲了几次都没有遇到轰炸，也没看到日本飞机来。第二天报上说敌机到了万县，据说我们也有了B29轰炸机，要去炸日本人了。 　　但是重庆是吃过苦头的，同事们给我讲过敌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的悲惨故事。那是1939年到1941年间，日本飞机对重庆大轰炸，使重庆曾陷入一场大浩劫之中。尤其是1939年5月4日的空袭，最为惨烈，重庆的房子除了大机关大商店，多是竹篾石墙，敷上泥土，而且密密相连，日寇空投燃烧弹，使重庆陷入一片火海，死伤惨重。据说重庆“五四路”路名就由此而来，而“精神堡垒”也正是为了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勉励同胞抗战到底的精神而建。我1944年到重庆，日本飞机留下的破坏痕迹还是疮痍满目。据说1941年的一次大轰炸，重庆百姓在防空洞中多有被憋死的，重庆卫戍司令部连夜把遇难者卡车拉走，死难者被运到何地，丢在哪里无人知道。运的时候，卡车也全用大油布罩上，谁也不准靠近。当时的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是江西吉安人，我们在江西就听到他的不少传闻，说他打仗是个饭桶，但却是一位福将，打了败仗也不死，还传说救过蒋介石的命。 　　当时的民众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每天在报纸上都可看到对政府的失望情绪，特别在军事上大溃退，经济上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像杨子厚先生那样受美国教育，跟着孔祥熙有年，但他也认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感叹蒋介石政府已经病入膏肓。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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